金马奖风波：还要继续掩耳盗铃吗？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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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第55届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结果出炉。张艺谋导演的《影》斩获最佳导演、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最佳视觉效果四项大奖，成为当晚最大的赢家。
以张艺谋在大陆影坛的“教父”般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之欣然领受金马奖，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无论是谁，接受加持和摩顶，就是是对权威的一种承认，乃至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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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台湾电影青黄不接，岛内影人扎堆到大陆发展的情况下，金马奖，这个“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的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主办的电影奖项”，却赢得了大陆电影人扎堆追逐，这种现象非常意味深长。
与这一现象同时出现的，则是大陆的本土奖项，如百花奖、金鸡奖的逐渐式微。无论是在“专业”领域还是在“大众”领域，这些奖项都直接被无视，既不能引领创作也不能引领消费。
这意味着，大陆虽然已经超越北美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但却没有话语权，不能成为标准的制定者、评判者，更不能成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引领者。
而台湾，却通过金马奖的评选与颁授——尽管其影响力尚远不及欧洲和美国的电影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大陆电影市场的创作与消费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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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陆影迷不知道金马奖的来历，简单介绍几句。
金马奖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征信新闻社(台湾《中国时报》的前身)社长余纪忠创办的台语影片展。
余纪忠这位先生，一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
他曾任胡宗南幕僚，又任三青团宣传处副处长，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青年军第203师政治部主任等。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新闻处长。
1949年人民解放军席卷大陆，余纪忠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要职，同时，他又以“党国要人”的身份创办“民间”媒体，其价值取向不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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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金马奖”正式浮出水面，并由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举办。
“金马”二字源自金门、马祖两外岛地名的字首，这两座外岛由于1958年金门炮战而以“金马前线”在台湾闻名。
在蒋介石大力筹划“反攻大陆”的背景 下，“行政院新闻局”以“金马”命名电影奖，目的很明确，即“鼓励台湾电影业界，能效法前线国军官兵们坚强奋发的精神，努力开创新局”。
所以，金马奖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是反 @ 共宣传的一条“战线”。
1991年，“行政院新闻局”退出，金马奖由台湾当局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统筹主办，但仍接受“新闻局”的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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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金马奖已经颁授过55届，获奖的电影及影人都数以百计，那么都是什么电影获奖呢?
随便举几个近年的例子。
2007年，现任金马奖主席李安凭《色戒》获得了第44届金马奖最佳导演。
据报道，《色戒》在台湾一些有皇民化情结的人心中引起了强烈的认同，认为女主角王佳芝就是现代台湾的化身。
在《色戒》中，王佳芝本来是一位有着朴素民族情感的女学生，为了锄奸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诱饵。但是，她在被汉奸反复蹂躏之后吗，竟然爱上了汉奸，最终为了救汉奸而自己丧了命。
“台湾”也是这样，甲午战后被日本侵占时也曾剧烈反抗，但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之后，却成了亲日势力非常大的地区。简言之王佳芝令“台湾”心有戚戚焉，“王佳芝就是‘台湾’，‘台湾’就是王佳芝。”
2008年，第45届金马奖，《海角七号》入围九个奖项。这部电影在台湾“红到炸裂”，开奖前甚至出现了“《海角七号》不得金马奖，评审可能会被愤怒群众口水淹没”的氛围。
《海角七号》的确可以和《色戒》构成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在这部电影中，对台湾曾为日本“国境之南”的历史无限留恋，由于1945年光复而割断了台湾和日本的“爱情”无限怨恨，最终借台湾男主角之口对日本人说出了“留下来，要不我跟你走”的心里话。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以否定解放战争为特征的《集结号》，也在这届金马奖评选中获奖。
2013年，李雪健凭在《一九四二》中饰演“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获第50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李雪健以饰演毛泽东时代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成名，他在《一九四二》中饰演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也是一位一心为民、兢兢业业的好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银幕上最得人心的国民党官员。
有人说，金马奖评选只是艺术标准，没有政治标准，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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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就是在行使荣誉授予权。
掌握了荣誉授予权，也就掌握了文化和价值观的主导权。
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欧洲三大电影节的“金熊奖”、“金棕榈奖”、“金狮奖”等，就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行使文化领导权，建立自己文化上的殖民统治的重要杠杆。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奖项塑造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和“第五代导演”的潮流，也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今天，在“百花”与“金鸡”沉沦的同时出现“金马”排闼直入的局面，我们必须思考一点儿什么了——
难道大陆的电影今后要跟着“金马”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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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顺便提一下本届“金马奖”风波。
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在进行到最佳纪录片奖项时，获奖女导演发表了希望台湾有一天“能独立”的激进言论。
来自大陆的男演员涂们，则用强调“中国台湾”的方式做了回应。
涂们做得对！比现场其他徒有躯壳的男女明星们强多了。
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方请你吃饭，似乎满满的热情，但端上来的菜里，却放了一小块大便，看你怎么处理?
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把盘子扣到对方脸上，最低限度也要把盘子推开，最不应该的是勉为其难地吃下去。
2012年2月，南京的一位官员率团在日本名古屋市访问。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热情接待”中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南京的官员居然没有当场驳斥。
这就相当于把这盘带有大便的菜吃下去了。尽管后来又是洗胃又是催吐，但危害已经造成了。
如果中国官员和文化名流都能够认识到“交往、交流”都无非是斗争的特殊形式的话，则这种“不知不觉中就吃了大便”的事就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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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金马奖风波：还要继续掩耳盗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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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晚，“金马奖”风波之后，大陆主流媒体一致口诛笔伐。“中国，一点都不能少”成了网络热词。
这当然是对的，也是必要的。
必须让海峡两岸的民众乃至全世界都看到大陆舆论界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不许产生任何误解。
只是，这样的舆论是不是有一点点失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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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的主流舆论中，标准的说法是——
“金马奖一直避免卷入两岸政治纷争，就艺术谈艺术，因此提供了两岸影视艺术的交流空间，形成了在大中华区的影响力。傅榆这样做无疑是对金马奖的一种伤害。不排除她有自我炒作的意思，但相信两岸影人都不会欢迎她这样做。”
言之凿凿。
总而言之，“金马奖”是白莲花，只是不幸被傅榆玷污了。可以批傅榆，但要继续追捧金马奖。
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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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也就是昨天下午，傅榆在她的“脸书”发出长文，解释自己的言论，回应对她的批评。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颁奖典礼当中讲的话，其实也是我这部作品(指她在本届金马奖的获奖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中的部分主题，这不是一句‘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可以回避的。因为这部片的拍摄对象本身就是政治。我很感谢金马奖的评审们让这部作品得奖。作为导演，我必须出来为我的作品说话，来响应他们的勇气。”
真是够有勇气的，说的极为透彻。
怎么样?这记耳光够响亮吧?不知道那些坚持为金马奖洗地，认为“金马奖”白璧无瑕的大陆媒体人，会不会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大陆的媒体，为什么只关注傅榆领奖时的言论，而不关注傅榆的获奖作品《我们的青春，在台湾》？
金马奖为一部宣扬台独的影片颁奖，这不是比傅榆的只言片语更加严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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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昨天的那篇文章中已经指出的那样，金马奖的问题主要还不是有嘉宾发表了激进言论，而在于其基本政治倾向是亲日、亲台独、暗中反华反共的。相对于这些，嘉宾的言论其实是小问题(尽管也不能忽视)。
金马奖的这一倾向，主要是通过其推出的获奖作品体现出来的。比如我昨天提到的《海角七号》，曾经是金马奖的大热门，但其亲日、亲台独的倾向完全无法掩饰。
所以，我特别理解本届金马奖主席李安在听到傅榆发言时那一脸无奈的苦笑。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说了，就会增加做的难度。
最好的状态是：金马奖假装不涉及政治，大陆媒体和电影人假装相信金马奖真的不涉及政治，这样游戏才能继续玩下去。
只有用“不涉及政治”来掩盖政治，政治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实际有效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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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陆媒体来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还要继续借抨击傅榆来为金马奖洗地吗？
对大陆的电影人来说，还要继续假装不知道金马奖的政治倾向，继续对之进行追捧吗?
一句话，掩耳盗铃还要继续下去吗？
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