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拒历史虚无主义对文艺创作的袭扰与侵蚀

艾斐

文学和艺术常常是历史变迁、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先声。正因为如此，文学和艺术领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深度切入的领域，历史虚无主义也常常借助文学艺术的影响力辐射力而四处渗透、多向扩张、深层渲染，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袭扰与侵蚀文艺创作。因此，坚拒历史虚无主义对文艺创作的袭扰与侵蚀，是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任务。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西方现代文艺的内在关系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历史变迁、时代变革和社会思潮等，常常会极为敏感而又具象化地表现在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之中。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金钱和机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洪水猛兽般贬黜了基督教所代表的欧洲最高价值，虚无主义应运而生，尼采判定“上帝死了”。对于欧洲来说，“上帝死了”意味着信仰的消泯与理想的崩塌。也正是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下，虚无主义思潮毫无遮掩地对存在、不朽、价值、意义、道德、真理进行否定与怀疑。虚无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否定性的、消极的”力量，就是“颓废的逻辑学”。它对人类、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真理、正义的价值消解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文艺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会接连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完全是意识对现实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期的进取精神，使人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与虚无主义发生强烈感应，一步步地转化为价值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人们在对世界的感受与认知上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整个社会弥漫着悲观、失望、消极、厌世情绪，不仅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而且也消泯了对未来的理想，全方位陷入了精神崩溃与意识紊乱。这反映在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中，就是悲观、失望、幻灭的交互迭加和反复纠缠，由此而构成了现代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意识和现代主义文化的底色与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以前所未有的残酷对西方精神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这种精神状态体现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表现为畸形、荒诞、变态，一如《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等待戈多》《局外人》《荒原》《变形记》《鼠疫》《格尔尼卡》等现代主义文艺的代表性作品，就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种创作思想、表现方法、艺术追求与认知向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既是欧洲虚无主义的扩展与延伸，又是对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精神崩溃、思想迷乱、道德失范、理想破灭的文化性报复与文艺性反叛。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欧洲特产”的虚无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勾连在一起，不仅以“现代性”的名义进行传播和扩张，同时借助资本主义强大的文化生产进行全球传播和市场拓展，妄图使欧洲历史逐渐演化为世界历史。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市场化的扩张中，这种源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意识和文艺实践，就更容易在“现代性”的外衣下进行的隐性渗透和广泛辐射中被认同、被接受、被效法。

二、历史虚无主义对我国文艺创作的袭扰与侵蚀

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对历史客观性和核心价值观的反叛与颠覆。作为对历史的形象化与审美化表达的文学和艺术，历史虚无主义的袭扰与侵蚀一直存在，表现形态也变化多端。

在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中，曾经“主义”多多、歧论蜂起，以至颠覆传统、恶搞历史、消解思想、否定民族特色、淡化时代精神的现象频繁出现，“重写文学史”不绝于耳，向现代派靠拢、让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和现代派文化理念、创作方法成为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方向的愿望和期待，时时都在撩拨着一些创作者的情愫与心旌。他们以为：举凡历史的、传统的、民族的、地域的，就都是陈旧的、落后的、老套的、迂腐的，而对以革命和战斗为题材的作品，则将其一律同“左”划上了等号，不仅认为那是过时的，而且认为那是残酷的，是无人性和不人道的，甚至认为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只有写生活的阴暗面、时代的隐痛处，才有“戏份”，才好逗乐，才能咂出味道，才有趣、好看、惹眼、“抓”人，并因此而提升上座率，增加发行量。而写政治味道浓、时代精神强、民族特色显的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则容易刻板化和同质化，不但调不起读者的胃口，而且也难以激发社会性、大众化的愉悦感和认同性，以致影响作品辐射力与覆盖面。因此，尽管我们的创作量年年都在攀升，可真正称得上史诗杰作、宏篇佳构的作品却是“高峰”难觅，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有高原”、“缺高峰”。而深获大众景仰、值得大众学习的文学典型与艺术楷模，就更无以构成气势磅礴的改革发展时代的“正气堂”、“先锋榜”、“群英谱”了。

其中，有一种最为伤害历史真实性和艺术崇高感的行为，就是对反映重大历史事变和崇高道德、深得受众喜爱、早有社会定评的文化文艺佳作的任性调侃、解构与肆意戏说、恶搞。不仅李白、杜甫、诸葛亮、陶渊明等历史上的名人在劫难逃，而且就连深植于大众心目中的忠奸典型的岳飞和秦桧，竟也被是非颠倒、任意宰割，以至忠臣良将岳飞成了“酗酒惹事”、“不满领导”的愤青形象，就连他的精忠报国之举也被说成是不识时务与胡搅蛮缠。而佞臣秦桧倒却成了忠君爱国、顾全大局的朝中栋梁。不仅像《国际歌》《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和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等深受大众喜爱的红色文艺经典被一些人任意肢解、扭曲、误植、解构，而且就连《红色娘子军》《黄河大合唱》这样的史诗性作品，也被他们作践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在对《黄河大合唱》的恶搞中，竟将这一原本承载着厚重历史和崇高内容的名曲大作全然世俗化、庸俗化、搞笑化，其中极具震撼力的“黄河在咆哮”竟然变成了“年终奖在咆哮”。而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将邱少云烈士化身为烤肉，将狼牙山五壮士的跳崖化身为滑稽跳水，等等。凡此种种，显然不能仅仅从制造无聊的“搞笑”和追求浅薄的娱乐的意义上去解释了，而委实是一种对历史的否定，对革命的否定，对中华文化的否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尖锐指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途径

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对文艺创作的袭扰与侵蚀，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坚定文化自信。因为文化的丰赡，文学的崇高，艺术的壮美，根源在于它属于历史、属于生活，属于不断变革发展并始终葆有强大创造性和进取力的时代与人民，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也是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实根基。

唯物史观始终认为，驾驭时代和创造生活的人民永远都是历史的缔造者和生活的主人翁。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是全世界唯一绵延不断的辉煌文明。在这五千年的悠久岁月中，中华民族以无比开放包容的态度，用自己的智慧和文明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才得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大步走向民族复兴。这，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像铸铁一样结实，它像烈火一样明艳，乃是任凭怎样的“虚无”也全然无法扭曲、不能篡改和难以抹煞的。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经典文艺作品，也自有其不可扭曲与遮蔽的庄重和尊严。

只有走向人民、皈依人民、深入人民、书写人民，才是文艺同历史虚无主义彻底分离的有效途径和根本方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笃定认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他认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但凡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崇高、正义、美，向来就是文艺的本质所在与最高追求。正是为了充分有效、千姿百态、美轮美奂地再现崇高、正义和美，文艺才每每选择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早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就对创造历史的工农大众，即人民的骨干和主体在文艺作品中多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与不满。他指出，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自当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列宁认为高尔基的《母亲》之所以“重要”和“及时”，就因为高尔基将人民放在了创作的中心地位，并形象而真切地写出了他们的觉醒、奋斗和创造的壮伟历程与英雄气概。毛泽东为了真正让人民成为文艺的主人，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决意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彻底澄清了创作者们的立场问题、观点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创作与生活的问题，特别是文艺为人民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等，使文艺的面貌焕然一新。文艺回到了人民之中，人民成了文艺的真正主人。文艺自身也因此而切入了历史的本质，获得了大众的拥戴，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历史证明，正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励与引导下，中国文艺迎来了一个个创作高潮，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它们在以艺术方式书写历史变革、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崇高礼赞，并在生活中成为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养料，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几代人，有力地推动和激励了新中国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而这，不正是文艺与人民结缘、为人民讴歌所获丰硕成果的有力见证么！这同时也反证了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时代、社会和人民的背离与扭曲，是违逆规律和不得人心的。因为历史是铁铸的，而人民则永远都是这铁铸历史的永恒的脊梁和不屈的灵魂，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倾心以艺术的方式和美的节律，将人民置于历史的中坚、时代的先锋、社会的中心、民族的脊梁的地位，以文化的自信创造自信的文化，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以此赢得文艺自身的不朽地位与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