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比较与全球文明的前景

祝东力

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关于中西文明的讨论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80年代，两次各有其契机。近年来，中西文明比较再次成为话题，其主要背景是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张以及西方各国的发展模式遭遇困难和问题。因此，一种亢奋的情绪支撑着近年来的“文明论”。以下，将首先对这种“文明论”进行反思，然后讨论“现代性”问题，以及全球化导致的全球民粹化的困境，最后设想一种全球文明的可能性。

文明比较为时尚早

首先应该辨析文化与文明在概念上的区别：文化与价值观、意识形态在很多语境中可以互换使用，它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这种分类中的一个领域或层面；而文明则是包括上述各领域各层面的整体，是一个综合的范畴。

文化是由政治、经济、社会的格局所塑造的观念形态，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以价值观为内核，但这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意识形态指对现实和历史作出简单明了的政治性的整体解释，并通过国家机器进行灌输，塑造整个社会，成为大多数人“习焉而不察”的思维前提，其核心是某种关于何为对错、何所趋避的价值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做过系统的分析，例如在阿尔都塞看来，“Subject”一词是双关语，既指主体，又有屈从之义，意识形态一方面把人塑造成“主体”，另一方面又使人屈从于这种意识形态。至于文化，则与意识形态不同，它在含义上更侧重具体丰富的外化的形态或形式，如文学、音乐、舞蹈、电影等，但其内核还是一种价值观——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高雅与低俗，总之，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文明是以文化观念为核心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一个综合体。20世纪以来发生过两次关于中西文明的大讨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机缘。一次是“五四”时期。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系统地引进西洋知识，首先主要是翻译科技方面的著作，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到戊戌变法时期，集中译介西洋社会政治领域的学说，同时西洋文艺也被引入，以林纾的翻译为代表。到“五四”前夕，科技、制度、思想和文艺，也就是从外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政治到内部的情感世界，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已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同时一批赴欧、美、日的留学生也陆续归国。可以说，中国已初步具备了同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条件。正逢一战结束，欧洲满目疮痍，一个先进文明突然因内部战争而遇到重大挫折。这成为一个契机，刺激了中国人对两种文明的直观对比，并引发了集中的讨论和论战。这是一次。另一次是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系统接触并引进西方的资本、技术、知识，许多人的心态从“世界革命中心”的自我期许跌落到将要“被开除球籍”的自警。这再次成为契机，刺激了又一轮的中西比较。最有名的就是《河殇》，它是对当时某种主流观点的影像化和政论化。

新世纪以来，少数学者重提中西文明问题。例如把中国界定为“文明国家”(civilization—nation)，以区别于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知识上的背景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激发，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到70年中期已经成为工业国家。改革开放，市场化转轨，经济高速增长，新世纪以来总量连续超过意、法、英、德，2010年GDP超过日本，同时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如果说GDP有统计口径等问题，比较复杂的话，那么更可靠的数据是从发电量来看经济规模。1949年美国发电量是中国的68.74倍，2010年中国在制造业产值高于美国的同时，发电量也反超美国。新世纪以来，一方面中国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西方整体上走下坡路，特别是2008年以后爆发了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种对比使部分国人产生一种亢奋感，仿佛自己的整个文明都已经走到前列。但是坦率说，这种性质的中西文明比较，目前并不具备条件，为时过早，因此也不会成规模地展开。

第一，中国目前只是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前言中曾经指出，中国的地理位置距离世界的中心过于遥远，因此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乡村文化”。而中国的另一个特点则是“量的威力”。这种说法在比较片面的同时也有一定道理。中国处于东亚这个世界的“角落”，北面是草原、大漠，西面是高原、戈壁；另一方面，中国汉代人口就达到五六千万，几乎占当时世界的1/3。第一个特点导致文化心理上的某种封闭排外的传统，第二个特点导致以量取胜。这两点其实也是新世纪以来“文明国家”论形成的缘由或基础。今天的中国经济总体上依然可以说是以量取胜，总量是大了，但一是缺少核心技术，二是增长的成本很高，有很多泡沫、陷阱和隐忧。国家、学界、民间都认识到以往发展模式的不足，希望进行调整。这还只是经济方面，文明的其他领域和层面则更有待于成长和进步。

第二，还未形成稳定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竞争力。中国文化首先自身要立得住，然后才能对周边世界形成辐射影响。就像普通产品一样，首先要有竞争力占领国内市场，然后才能走向国际市场，走向世界。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并未能提炼出既与市场环境相匹配、又能对之有所提升的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地的是金钱拜物教。但是，人与人之间如果是彻底的金钱关系，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无法运行。市场经济一方面像鲶鱼一样激活社会，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公民社会、宗教或伦理所共同构成的保护层，市场与社会性的保护层形成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金钱法则如癌细胞吞噬一切，在政府、社会、知识界所向披靡。这一现象近年已有所缓解，但核心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与此相关的是各种矛盾，例如经济与政治的矛盾、政治与社会的矛盾，以及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都反映到舆论层面。像“五毛”与“公知”的对峙就是一例，无法因势利导，只能通过禁言来压制，这实际是利益不能整合的表现。在这种局面下，健康的主流文化尚有待形成，文化的竞争力无从谈起。

第三，文明论、文明比较目前仍缺乏社会科学的方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关于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性质的讨论引入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概念、命题、方法，经过各个派别的争论，最后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流结论。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讨论是一种整体观，但它同时又包含了对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和社会构造的“庖丁解牛”式的剖析，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也得以奠定基础。文明论也是一种整体观，但它仍然是混沌的，缺乏一种对文明内部构造进行剖析的公认的成熟的方法和概念系统，所以它还没达到社会科学的标准。也正因为如此，文明论和文明比较经常会沦为一种由种族优越感所推动的学术思考，夹杂着许多非理性的情绪。这是文明论的不足之处。

总之，经济的片面成长，文化整合不足，社科方法的欠缺，使得超越论的中西文明比较尚不具备应有的条件。

“现代”是不可逆的

西方如果说有什么核心价值观的话，主要就是“启蒙”以来的最基本的普世性的价值，而这最终也是由经济社会状况决定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很多人都走出去探险、征服、殖民，建立了大西洋贸易和东西方贸易，几大洲、几大文明之间贸易沟通，主要是西欧，创造了古代世界无法想象的巨量财富；人均的物质空间骤然膨胀扩张，从量变到质变，必然推动社会价值的空间相应地扩张，提出个人权利、尊严、自由、选择权等方面的要求，乃至出现“布尔乔亚”这个新阶层，发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商业革命聚集财富、开拓市场、形成产业升级的需求，18世纪后期英国率先完成这个产业升级，产业革命又持续推动整个社会生活不断进步、升级。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之所以强劲，是因为有物质技术的发展和提升作为个人价值空间的最终支撑。只要人类不退回到铁器时代，“启蒙”就是不可逆的，因此，我们不要去设想可以在各种选项中选择“启蒙”或“前启蒙”的价值观。

这些年，人文学界喜欢用“现代性”这个概念。“现代性”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到19世纪所产生的一种对当时欧洲社会的理解。这是一个庞杂的概念，似乎能说明很多问题，但与工业化、阶级或社会形态这样含义清晰的概念不同，“现代性”的内涵是含混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在用，但是对于其含义，却往往不甚了然。

传统社会长时期都是简单再生产，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依然如此；面对现实的苦难，当下需忍耐，未来不可知，那么只有神化过去。基督教所谓“伊甸园”那种其乐融融的状态，可能反映了人类无意识层面的原始冲动，即对胎儿在母腹中状态的记忆，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分歧、矛盾、冲突的圆满世界，人被完全包裹其中，自由翱翔，而一旦降临到尘世，圆满就突然打破了。时间的重心在“过去”。中国也有类似观念，三代、古圣王是最好的，所以尚古，厚古薄今。又如老年人代表经验和智慧，社会生活长期不变，这种经验和智慧始终适用，所以老人受到尊重；年轻人往往被贬低，所谓“少不更事”，相反，“少年老成”则受到褒扬。传统社会往往追求稳定不变、静穆悠远的境界：“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这种混沌的、没有时间性的状态是传统社会的理想。

经过地理大发现以后两三百年积累，形成扩大再生产，社会生活开始急遽变迁。到19世纪，形成了对新时代的判断。波德莱尔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与“永恒和不变”相对立。如果说法国人靠主观体验的方式来把握“现代性”，那么德国人则以理性规划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哈贝马斯借助黑格尔关于“新时代(neue Zeit)”即“现代(moderne Zeit)”的论断指出：在这个“新时代”，人们拥有一种“未来将更美好”的时间观，信奉诸如进步、发展、解放、革新等社会进化概念。在过去、现在、未来当中，“未来”具有绝对优先的价值和地位。哈贝马斯说，所谓“现代性”，就是指“现代是依赖未来而存在的，并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正是因为社会生活瞬息万变，所以需要理性地规划未来，以把握这个令人困扰的“过渡、短暂、偶然”。

就当代中国而言，一方面，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物质生活大幅改善，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瞬息万变，许多人缺少稳定的归属感。很多人眼光向后转，大讲国学和传统文化。但由于经济社会的硬约束，传统是回不去的。其实，我们不宜夸大孔子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而应该倒过来看：儒家学说是依托于农耕文明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而存在的。没有国家、宗族、家庭这些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这些过密的同时又是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就无从维系。也就是说，是意识形态的“螺丝钉”恰好能够安装在社会构造这部机器上，它才得以续存。所以，不是孔子学说影响了整个社会构造，使之两千年不变，而是它适应了这个社会构造。反之，一旦社会构造发生剧变，儒家就会失灵。例如汉帝国崩溃后，此岸秩序无法恢复，儒家就被边缘化，士大夫转而谈“三玄”，世俗社会向往彼岸世界，佛教在南北朝所向披靡。又如从1840年到共产党成立，历史给予传统八十年时间，但传统无所作为，最后只好改弦更张，由马列主义救中国。“五四”时期工商业发展，传统共同体及其人际关系被打破，于是兴起反传统思潮。仔细分析朱自清的《背影》，他描述的“父亲”简直像一个肥胖、笨拙、唠叨的老大妈，完全不是儒家式的“严父”，这实际是在“新青年”心目中已被“打垮”的传统父亲形象，是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今天，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绝大多数人口脱离农业而进入第二、三产业，不再聚族而居，加上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际关系的基本面已完全改变，传统文化越来越失去物质的、经济社会的依托。年轻人远离父母，丁克家庭，单身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成为人际交往的大趋势。很多传统文化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被抢救和保护的对象，我们对之不应抱太多幻想。当然，某些传统的要素和片段会融入现代生活，但是，作为能够“界定一个文明”的那种“传统”正在成为历史。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二次元”一代，在文化趣味、习性和思维方式上，是更接近日、韩的同龄人，还是更接近父母一代?还真不好判断。

所以，“现代”是不可逆的。毛泽东时代，“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敢想敢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那时候，两千年的传统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人们有信心开创未来的两千年。客观地说，这种“向未来敞开”的时间取向，反倒是拥有更多“现代性”精神的。

西方的“现代性”问题

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现代性”是一个社会由扩大再生产所催生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特征。“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也首先在西方遭遇危机。这个危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经济危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相对不足这对矛盾——资本家为获取利润，要扩大生产，销售更多产品，还要节省开支，包括压低劳动成本，这样就造成社会购买力不足。结果就是产品积压，资金链断裂，继而企业破产、银行破产，于是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并由经济危机升级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增殖”为中心而构成的社会体制。但是，一个社会总是由多种社会力量，例如政府、资本、宗教、伦理、公民社会等的相互作用而构成。不同的社会力量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则运行，例如政府追求秩序，资本追求利润，宗教追求内心安宁，等等。假如一个社会完全由资本主导，而不存在其他社会力量(政府、宗教、伦理、公民社会等)的有效制衡，那么，为压缩成本，资本追求利润的趋势将不断降低劳动报酬，从而破坏社会生态(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同时，也必将压缩环保成本，而日益损害自然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二战后，某些西方国家一定意义上把“资本”关进了社会的笼子：资本与政府、舆论、教会、公民社会等彼此制约、支撑和互动，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或发达资本主义，实际已带有某些初级社会主义的特点。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由于人力成本过高，同时由于金融资本扩张，制造业受到双重挤压，开始向外转移。在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屏障消除，产业转移加速。到2008年，不足二十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继发生。迅疾的全球化进程，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冲击，破坏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民主政治这一套原本比较自洽的系统。全球化是资本、信息、技术和少数精英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全球流动，只有少数精英有能力利用全球化的局面和机会，大多数人则越来越被甩出全球化进程，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指的就是均衡。均衡被打破，大多数人利益受损，于是全球化导致全球民粹化，并推出其超凡魅力型领袖(强人政治)，当前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一趋势。

△民粹主义一特点就是寻求跨越体制的魅力型领袖

因此，西方现代文明的确遇到了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这一整套制度架构，基本上属于民族国家时代的社会构造，不能适应资本在全球流动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

未来的中国与世界

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国也同样面临。有学者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市场经济”，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又有所不同。菲律宾、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以及台湾地区，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产阶级经过长时期成长壮大，最后在美国的干预下接管政权，这就是民主化转型。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量，会扶植一些独裁政权，但美国毕竟是在18世纪启蒙精神影响下建立的资产阶级国家，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在条件许可时就会更换不符合其价值观的政权。上述那些国家或地区的转型和发展，有的比较成功，有的比较失败，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中国与东亚模式有相似的一面，但中国体量、块头太大、太强，很难从外部干预。中国只能也必须依靠自己探索道路，解决问题。

全球化导致全球民粹化，其关键就在于资本挣脱了前述民族国家的藩篱，即由政府、社会、舆论和宗教组织等所形成的对资本和市场的限制和利用。因此，未来一定是某种世界政府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重新构建对资本和市场的约束。而未来的全球管理，也一定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性质。据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介绍，“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同伴”“善于社交”等。18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安•德辛把承认人具有社会性的人士称为“社会主义者”。到1825年以后，欧文派和圣西门派的人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来使用。前面讲过，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增殖”为中心而构成的社会体制，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为利润而生产；第二，各企业独立生产，因而从整个社会看是无计划的；第三，作为第一、二点的前提，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也包含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第二，为使用而生产；第三，有计划地生产。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形态，但是，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其物质条件实际已经具备。比如说，2017年，全球约74亿人口，人均GDP约一万美元，如果全球分配大体均衡，那么确保每个人丰衣足食则毫无问题。我们姑且使用“文明论”的概念，一旦某种世界政府形成全球性的治理，那么，一种全球性的文明也就会成为万流归海般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全球化，即资本冲破民族国家的规范和约束，导致全球范围两极分化，造成全球民粹化；为克服这一局面，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势必促进各区域和各国家更频密的交往与融合，这势必造成一种统一的全球文明。

从这样一种未来的视野回看中西文明讨论，也许我们应该修正本文开篇的那个初步判断——中西文明的比较为时尚早。也就是说，从未来全球文明的角度看，那种热衷于强调自身的独特性，那种中西文明孰优孰劣的讨论方式，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