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和培育的先进文化成果。两者在基因追溯、精神内核、价值指向具有同根、同质、同向的内在同构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把握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助于更好地弘扬和培育优秀文化资源，发挥其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中的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因同根;内涵同质;价值同向

　　红色文化是党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承继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孕育和形成的诸如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精神成果及其物质载体的统称，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文化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培育和践行的与国家历史文化相契合的价值观念，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尽管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历史时期和面临的时代使命有所差异，但同作为崇高的价值理念和先进的文化元素，它们在基因承续、精神内核和价值指向上呈现出一种同构性。为此，深入分析这种内在逻辑，对于推进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承、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一、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因同根性

　　从基因追溯层面来说，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同根性。这一同根性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文化基因的同根性，即两者都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发展;二是理论基因的同根性，即两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的。

　　(一)文化基因的同根性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为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红色文化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承继和发展革新，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最深层精神的永恒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勤奋创业的伟大精神塑造了千秋万代的民族之魂，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1]62。到了近代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巨大的魄力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孕育出崇高而伟大的红色文化。从这一逻辑演进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红色文化的历史根脉，红色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比如，崇高的爱国主义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对传统文化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爱国思想的延续;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红色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对传统文化中“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等持之以恒精神的坚守与传承;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民生情怀作为红色文化的构成元素，是对传统文化中“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民为国本”和“因民之利而利”等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主要因子，是对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坚强不屈意志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承继和时代升华，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2]169。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这一梦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从国家、社会、个人3个层面概括和提出了12个词、24个字的价值要求。其中，每一层面的价值目标都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比如，国家层面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对传统文化中“国家一统”“天下为公”“民贵君轻”“以文化人”和“崇尚和谐”等思想的延续与弘扬;社会层面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允执厥中”和“隆礼重法”等思想的借鉴与发展;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言而有信”和“仁者爱人”等思想的坚守与传承。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源头活水。

　　(二)理论基因的同根性

　　马克思主义是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为不同时期红色文化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源泉”[3]，也为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为理论之源来孕育和发展的。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经由日本、俄国等传入中国，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而且不断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当代化、现代化的重要成果，是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实践的指导思想，因而也是这一阶段红色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从中国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等红色文化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孕育和发展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抗洪精神、航天精神等红色文化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孕育和发展的。从这一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红色文化创造的理论根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进行培育和践行的。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出现了思想意识及价值观多元化的局面，需要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能够实现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并且，这种引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形成社会主流思想的共识。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过程中，其本身需要借鉴和汲取不同的文明，既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先进文化思想，也包括其他国家、民族、社会制度有益的思想文化对这些历史文明的扬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甄别、分析，弄清应该抛弃、吸收和弘扬的元素。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与理论基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即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在不同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

　　二、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同质性

　　从内涵层面来说，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同质性。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历史实践的精神积淀与凝结，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价值目标、取向和准则。

　　(一)国家层面上的内涵同质性

　　从宏观视角而言，红色文化生成、发展和丰富的历史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在这一阶段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承接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历史使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确立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纲领，从最低纲领向最高纲领跨越，首先就要把我国建成一个民族独立，没有压迫和剥削，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与努力。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从而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使广大贫雇农翻身做主，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实施了“三三制”政权，建立了广泛的民主政治。延安作为当时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更是创造出了一种民主和谐的状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大庆进行了波澜壮阔的石油大会战，甩掉了新中国“贫油”的帽子，开辟了石油工业的历史纪元，为实现国家的富强奠定了石油能源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大地上，从农村到城市，热火朝天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国各地形成了你争我赶、奋力爬坡的热烈局面，创造出了小岗村、华西村、上海浦东、张家港等典型，引领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康庄大道。

　　红色文化作为这段历史实践的沉淀与表达，蕴含了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目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内涵具有同质性。

　　(二)社会层面上的内涵同质性

　　从中观视角而言，红色文化生成、发展和丰富的历史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在这一阶段努力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的奋斗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列强横行，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崩毁败坏，各种丑恶现象触目惊心”[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病，力图带领人民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扫除社会的旧秩序，建立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新秩序，为人民当家做主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摆脱封建社会的枷锁和束缚，使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婚姻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平等与公正。比如，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选举，组织工农革命政权，建立妇女会等群众性组织;在经济方面，取消苛捐杂税，实行买卖公平，确立土地分配标准，规定“所有乡村中的男女老幼，一律平分”[5]65。在军事方面，实行军内民主主义。长官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摒弃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在婚姻方面，废除封建买卖婚姻，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实行婚姻自由。除了追求和践行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之外，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人民在根据地陆续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法规条例，尝试运用法律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在这个时期，党以改天换地的革命勇气和举措，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以此为节点和启示，不管是在后来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展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价值目标进行具体的实践，创造出了诸如被毛泽东称赞为“十个没有”的陕甘宁边区等一个又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

　　红色文化作为这段历史实践的记录与提炼，体现了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取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内涵具有同质性。

　　(三)个人层面上的内涵同质性

　　从微观视角而言，红色文化生成、发展和丰富的历史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在这一阶段倡导和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崇高个人品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就逐渐肩负起带领人民追求国家独立、人民民主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在这一伟大而艰辛的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优秀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以深厚的爱国情怀、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和抱诚守真的可贵品质，尽其心血和生命推动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铸造了一座座光耀中华、永远不朽的精神丰碑和民族脊梁。这些模范典型不仅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而且彰显了共产党人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被称为民族英雄的方志敏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降，丝毫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在狱中，他以坚强的毅力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文稿，表达自己对祖国母亲的真挚情感和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用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伟大篇章。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被称作“铁人”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面对国民经济遭遇缺油的瓶颈，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和“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科学求实精神，带领大庆石油工人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奏响了一曲石油工人爱国、创业的凯歌。再如，对人诚信友善、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甘做一颗小小螺丝钉的雷锋;时刻关心百姓的疾苦，坚持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被赞为“人民的好公仆”“党的好干部”的焦裕禄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孔繁森等等。这样的典型，在红色文化的发展史上，不胜枚举。

　　红色文化作为这些英雄模范崇高品质的浓缩，折射出了他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精神追求与道德情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倡导的价值准则具有同质性。

　　三、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同向性

　　从价值指向层面来说，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同向性。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两者在助推中国梦、厚植文化自信和巩固党执政文化基础上都具有重大作用。

　　(一)助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向性

　　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重大命题，凝结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美好夙愿，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它的实现，是一项宏大的事业，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有强大精神的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6]235。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精神的构成，是党带领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创造的精神成果，其内在所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崇高价值追求和高贵精神品质不仅是赢取革命胜利，建立崭新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内在精神动力，而且也是当前面对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和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等重大机遇和挑战，促使中华民族始终奋勇向前，最终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源泉。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样离不开价值观的统领和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凝心聚力，实现中国梦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7]。审视中国梦的构成，它汇集了国家之梦、民族之梦和个人之梦。而作为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高度概括。它将中国梦转化为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凝聚了不同层面价值认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力量源泉和重要保障。总的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精神动力，一个是力量源泉，犹如两翼，共同承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厚植民族文化自信的同向性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底气。文化自信较之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8]。文化自信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于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奋力向前的思想前提，而且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基础，从而增进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3个方面的自信。就此而言，厚植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意义深远。当前，厚植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要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当代教育与现实延续。需要明确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到红色文化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属于优秀文化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阐释清楚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灿烂文化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抗争与奋斗的历程中创造出来的红色文化;另一方面要让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继续向前，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同时，要用其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进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步伐。从厚植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要素来看，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弘扬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厚植中华民族奋力向前文化自信的价值上具有同向性。

　　(三)巩固党执政文化基础的同向性

　　执政文化是文化的政治形态，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提升执政能力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基础。作为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新阶段、新境遇下，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的进程，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巩固和扩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资源。巩固和扩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资源，既要从历史维度出发，寻找和挖掘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历史资源，又要从现实维度出发，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存续和扩充党执政文化的现实资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红色文化与其相伴相随，可以说红色文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9]。作为党发展史上的文化印记和中国革命史的载体，红色文化内在所包含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无私奉献和为民服务等优良传统和执政理念，为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资源。当前，中国共产党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侵入和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冲击，坚持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就是在确立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凝聚思想共识，夯实全体人民团结奋进的思想文化基础，扩展和丰富党执政文化的现实资源。因此，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从历史维度，一个从现实维度，在巩固和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基础方面具有同向性的价值。

　　总而言之，红色文化在基因、内核和价值维度上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同根、同质和同向的内在契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开展执政文化建设的承接性和重要性。在新的时代征程中，应继续弘扬和延续红色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先进文化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文化基础和提供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李小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 闫立光.红色文化整体性研究推进的三个向度[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6，(2).

　　[4] 张泰城、常胜.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J].求实,2016，(11).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 杨玉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复兴中国梦[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2).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9] 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