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扫千军如卷席”

——毛泽东的狂草艺术

许伟东

1959年，毛泽东和舒同谈书法时说：“我练字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对于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一代英物，书法实是不折不扣的小道。但是如此小道，也同样耗费了长期心血。毛泽东的自述不仅清晰勾勒了自己漫长的书法历程，也提示我们天才并不神秘，天才同样需要专注与持续，天才仍然有章可循。让我们按照他自述的四个阶段来分别考察。

毛泽东的笔性显然是不凡的，他1908年所写的还书便条和1912年所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手稿已经具备晋唐小楷的出色表现。这是第一阶段的雪泥鸿爪。第二阶段的作品可以举1923年他由湖南长沙寄给林伯渠、曹素民的信札为例，萧散历落，兼有颜真卿与何绍基行书的意味，与第一阶段相比又有巨大变化。现存他的早期字迹中，还可以见到他涉猎魏碑、简牍风格的痕迹，说明他的书写不是任其所之，而是不断地主动调整与尝试。

毛泽东书法最为人们铭记的是第三和第四阶段，分别以行书与草书构筑其辉煌。

第三阶段主要是延安时期。据翟作君回忆，毛泽东在严酷的抗战岁月并未放弃书法爱好，不仅勤于练习，而且喜爱题字，不仅为机关、学校、报刊、团体题词，也为延安抗大的普通学员题字留念。毛泽东这时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书风：结字敧斜俊伟，用笔果断劲利，既无丝毫犹豫，也不考虑任何修饰，茂密的字群组合仿佛精神抖擞列队出击的战士群体。从《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来看，第三阶段的作品精品众多，每有所作，往往一气呵成，英气逼人，气势非凡。如欲吹毛求疵以苛责之，这一阶段的部分作品似略少韵外之致。

第四阶段是毛泽东书法的重点。建国后，毛泽东的书法学习条件空前改善，他开始集中力量研究草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协助搜集字帖的陈秉忱回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在）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读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有拓本及影印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悉心研究草法，揣摩二王、怀素、孙过庭的法帖，并观摩从故宫借来的明清名家草书真迹。《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收录的字迹即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们未必是成功之作，多是作者练笔后随手丢弃后为田家英所收集者，但是从中可窥见毛泽东反复尝试不同的线型、结构、章法，持续探索草书路径的蛛丝马迹。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的草书达到高超地步，杰作频频出现，形成了自己成熟的个人风貌。他的草书固然取法于怀素甚多，但没有止步于古人，而是有重要的发展。他像怀素一样大量采用圆润瘦劲的线条，但是更多地夹杂顿挫笔法，凝重枯涩与流畅迅疾交替，在强烈的节奏对比中持续推进；他的单字结构与怀素相比更加千变万化，不仅将行书结构外廓融入草书，大量出现折笔连接与锐角局部，而且在纵长为主的基调下，制造险峻再化解险峻，让各个不稳定不对称的单字穿插组合成一种总体和谐；在章法上，他较多运用字距行距均密集分布的式样，造成错综成片、满纸云烟的效果，追求夸张浪漫、忘怀得失的情调。草书，尤其是狂草，是绝对做不到件件精彩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但是，毛泽东的一些杰作，如《忆秦娥·娄山关》、《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沁园春·长沙》、《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律·长征》等均达到了堪与前贤比肩的地步，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毛泽东的狂草杰作，相信很多观赏者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作者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写下的名句——“横扫千军如卷席”！

毛泽东在书法中是投入较大情思的。在欣赏中，他喜欢将书法与诗文一同纳入视野；在创作中，他往往借助文字内容触发情绪。元陈绎曾《翰林要诀》说：“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情感与心理世界的活跃必然带来挥毫之际的瞬间变奏。1958年，毛泽东在给《红旗》杂志题写刊名时，写了数次，并自注道：“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随时将生活世界中的感觉与记忆转化为书法灵感，这是毛泽东取得出色书法成就的要因。

如果将毛泽东书法的线条单独提取出来比较，第四阶段要胜过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线条有力度，第四阶段的线条除了力度，更有不可预测的变化，丰富性大增。这种丰富性，主要原因在于书家功力的增益，次要原因在于工具材料的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