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仅仅只是意识形态之争吗？
庄文城
话语权关系到国家制度和道路的选择，关系到政权与领导权之争，关系到人们的理想信念。
一、什么是话语权
目前学界基本上是从“权”一词的内涵和属性来理解“话语权”，但侧重点不同。有的学者从“权利”的角度分析，认为“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大部分学者从“权利”和“权力”两个角度分析，认为“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但“权威”这一重要的分析视角似乎被学界忽视或隐藏于其他表述之中。话语权利更侧重于体现话语权的伦理属性，即每个人都应该普遍享有说话和表达利益诉求的资格和权利。话语权力更侧重于体现话语权的强制性和排他性，是一种阶级或利益集团的意志，从这一意义讲，话语权就是思想领导权，是话语主体主导话语导向、控制话语资源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是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基本途径。话语权威不仅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而且具有普遍的真理性、价值性、实践性、审美性和大众性，得到相关领域利益群体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对象，我们讲的话语权所侧重的含义也不一样：针对普通公民和广大群众，话语权更侧重于讲“话语权利”；针对政党、利益群体，话语权更侧重于讲“话语权力”；对同一领域、同一政党和利益群体，话语权更侧重于讲“话语权威”，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出“话语权”所讲的含义。当然这里强调的只是“侧重”，而不是“绝对”，因为“话语权利”、“话语权力”和“话语权威”有时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
二、话语权是意识形态主导权与领导权的实现方式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反映了不同阶级、利益群体、社会集团的意志和利益。
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当一种意识形态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相一致时，意识形态则会成为引领社会变革发展的积极力量，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相反，如果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相适应，违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这样的意识形态则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阻碍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和变革期，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必定会与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形成激烈较量和冲突。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舆论先导。不管是革命阶级还是反动阶级都必然建构一套反映其阶级利益和价值追求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实现对该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和掌控。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策略，就是属于“无硝烟”的意识形态战，目的是要推翻或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权。
争夺“话语权”是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主要手段。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只有通过舆论造势掌控“话语权”，才能取得意识形态主导权，从而掌握思想领导权。而思想领导权既是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前提，也是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保障。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度重视通过“话语权”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通过话语霸权构建并维系其世界霸权。冷战时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公开宣称“尽管我们与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都将毫无意义。”为了颠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建立了大量的超大功率发射台，并利用多种语言进行不间断的广播，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炫耀西方的价值观。利用安插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言人和各种基金会，间接控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等，广泛宣传西方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话语攻势。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丧失了意识形态主导权，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那些得到西方资助的媒体，跟着西方的导向走，成为西方的“传声筒”和“代言人”，使本来就占优势的西方话语变得更强大。在这种攻势下，苏共失去了舆论和理论的自卫能力，最终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失去意识形态的守护，失去舆论支持，失去民心，苏联的解体便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它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话语权”与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定的阶级和利益群体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使意识形态朝着有利于本集团的方向发展，意识形态必然会与话语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意识形态话语权。阶级社会的话语权之争，主要还是表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较量的本质
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其本质是关于社会制度之争、是社会发展道路之争、是政权与领导权之争，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生死存亡、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一，意识形态话语权关系到社会制度之争。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形成对立的格局，这两大集团的对立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较量，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苏联为首的华约并不是被北约的飞机大炮打败的，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抵挡不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抵挡不住西方的“普世价值”、自由主义等崇尚个人主义的生活价值观的渗透，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中败下阵来。而失去意识形态守护的社会主义国家便失去了共同追求的理想信念，失去了凝聚共识和汇聚力量的核心灵魂，丧失了理性追求长远、先进和崇高的精神品质，引发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和局部地区为了眼前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导致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堡垒从内部瓦解和崩溃的结局。邓小平对西方的“和平演变”非常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第二，意识形态话语权关系到发展道路之争。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围绕着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展开激烈的较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只是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现代化，是帮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国内矛盾的现代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贫穷落后国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代化，不发达国家必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历史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日益繁荣富强，已经见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相反，按照美国设计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的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东的几个国家，以及印度等在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依然困难重重，甚至有些国家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意识形态话语权关系到政权和领导权之争。“主义之争、意识形态冲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由谁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制度选择，是领导权之争。”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关于民主之争，主要集中在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轮替的政治民主，还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民主。代表性的是“宪政民主”的思潮，主张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主张多党轮流执政否定人民民主专政是这一思潮的基本特征，丑化国有企业、丑化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夸大党群矛盾和冲突、制造“法大”还是“党大”的伪命题等是这一思潮的基本手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选举和分权制衡的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具有形式和程序的合理性，是形式民主。它提出的“主权在民”、“分权制衡”、“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理念，以及在历史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经验，在战胜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等级压迫和人身依附等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的政党轮流执政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资本家和劳动者、富人和穷人存在事实不平等。通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的名义，把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事实不平等合法化。普通群众即使有神圣的投票权，但他们怎么投也投不出一个愿意把自己的财富与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资产阶级；有些政客即使再有“善念”，也只能在事实不平等制度的制约下而无可奈何。正如列宁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四、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几个关键因素
人类社会正处于快速变化发展时期，时代特征不断出现新情况，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出现新的变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时时可以创新，处处充满挑战，既要坚守也要创新、既要坚持也要发展，方法和路径很多，但其中几个关键因素应该秉持。
第一，增强实力。实力影响话语的自信和定力。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代表一个阶级的物质关系，只有具备实力上的优势，占据主导地位，这个阶级的思想才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而这种物质关系取决于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代表某一阶级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强弱，对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强弱具有决定性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巩固代表少数资本家利益的私有制，增强私有经济的实力和影响力，才能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增强其意识形态话语权；而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有增强以公有制为主体，做大做优做强公有制经济，才能维护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第二，体现优越性。优越性决定话语的生命力。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阶级社会，往往是具备实力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为了守护其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丧失了进一步追求先进、长远和崇高的本性；而革命阶级即使在初期实力还相对弱小，但只要能超越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历史高点、理论高点和道德高点，就能比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观念更具有先进性、长远性和崇高性，赢得民心、凝聚人心，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开辟新道路，引领新发展的先进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即使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弱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把共产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运动和依据，把最具革命性、先进性和彻底性的无产阶级作为改造社会的力量，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主义必定能够在意识形态较量中赢得话语权。
第三，坚定立场。立场决定话语的针对性。立场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不同的立场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意识形态是综合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群体和社会集团的意志和思想，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只有站在其所代表的群体的立场上，才能切身体会到该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切身利益，才能在思想上与他们保持一致、情感上与他们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心理上切身体会到他们的感受，才能坚定意志和定力，坚决有力地表达出该群体的关切和诉求，与该群体的人们产生思想上、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共鸣。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必定能够得到其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广泛认同，话语才能真正具有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在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上没有‘开明绅士’，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敢于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
第四，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决定话语的有效性。马克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毛泽东说：“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意识形态话语只有准确回应和理解时代主题，表达出时代的声音，了解利益群体的问题和困难所在，找出问题的根源，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把握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才能增强话语的有效性和现实意义，增强话语说服力和影响力。而问题不是凭空想象和人为创造出来的，只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历、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扎实的理论素养，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回应时代的关切，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才能真正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
第五，理论彻底性。理论的彻底性决定话语的说服力。每种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综合反映某一阶级和利益群体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必然要求具备一定逻辑性、系统性、整体性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中占有一席之地。意识形态话语只有以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才能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表达清楚，才有可能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才能具备话语权较量的条件和资格。话语权的较量不是简单概念和个别词句的争论，而是蕴含某种政治、经济、文化倾向的系统理论较量。而理论越彻底、越能抓住事物的根本、越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就越具有说服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第六，话语阵地。话语阵地影响话语的普及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意识形态话语建设需要借助一定的路径、载体、平台等渠道进行表达，要让意识形态话语有“说话的途径”和“说话的地方”。话语平台包括报刊、图书、杂志、报告会、研讨会、论坛、电台、电视台等传统话语平台，包括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也包括电影、艺术、相声、小品等文化传播平台，这些都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话语阵地的建设，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全面融合，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和宣传阵地坚持党性原则，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净化网络环境，使我们的网络空间逐步清朗起来，积极通过网络了解民意、为群众答疑解惑，在文艺作品创造上，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等等。让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舆论环境有了持续向好的转变，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阵地逐步扩大和巩固，话语权不断增强。
（文章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年第5期,注释略。作者为福建医科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