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全球化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并进行深入研究。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却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从学科体制到思想内容迅速向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靠拢，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迁移到我国，并且在社会决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在一个以西方霸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背景下，西方社会科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会在我国现代化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不会转变为意识形态，成为文化建设的腐蚀剂呢? 这是我国文化安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争论：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我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的和谐发展必然要求对社会结构与进程进行深入的认识，社会科学作为学科门类正在突显出来。社会科学迅速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正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霸权话语。但是，与此同时，面对各种现实问题，人们不得不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性质提出质疑，它是价值中立的、普遍的社会科学，还是与西方特定利益集团相联系的社会科学? 它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在我国，西方社会科学的形象越来越模糊。

在20世纪初，我国社会科学接受的是欧美的学术传统。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苏联的学科体制，西方社会科学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受到批判和取消。由于在此期间的“极左” 思潮，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化，长官意志动辄以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来干预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压制思想的自由空间。人们闻“阶级性” 而色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科体制迅速向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靠拢。西方社会科学所信守的价值中立原则成为学者们乐于接受的原则，并以这种原则来理解西方社会科学。人们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解为与自然科学相似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对人类活动规律的概括总结，是普遍适用的。人们更多的是在普遍与特殊的思维模式中看待西方社会科学与我国国情的关系，把这一关系理解为要将社会科学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不能将西方的一般理论教条化，也不能片面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是这种普遍规律的一个特例，只有在这种普遍规律中，才能真正认识、理解中国。更进一步，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中去解释，才能算是真正的科学认识。在学科建设中，我们对西方社会科学翻译、介绍得多，反思和批判得少。在一些高校中，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教材，甚至以原版教材为荣。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已经统治着我国社会科学领域。

无疑，西方社会科学在我国的传播，使我们能够放眼世界，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自身，它为我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西方社会科学统治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现状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1995 年，陈岱孙先生撰文提出“新自由主义代表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1]，学者要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的崇拜，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民族利益。随后，学者们在《读书》杂志上相继发表文章，展开争论。首先是经济学者何清涟的《为经济学引回人文关怀》、《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等文章，对经济学不关心社会公正、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现状提出了批判。不久，经济学家樊纲发表《“不道德的”经济学》，提出:“经济学本身不谈道德! ……经济学不想‘越俎代庖’，去干伦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传教士以及各种思想工作者的工作。”[2] 这篇文章引起巨大争议。姚新勇、张曙光等学者相继发表文章展开争论。近年来,对经济学家的批判、质疑的言论不断增多，许多人认为他们都是为特定的利益集团代言，经济学并非科学，而是为特定利益集团进行论证的意识形态。

总的来说，这些争论更重要的是社会影响,而不是理论的深度。何清涟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谬尔达尔的思想，他所说的人文关怀，更多的是从社会科学的价值前提来讲。人文关怀并不是作为研究的内容，而是社会研究的前提。樊纲、张曙光等人依据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樊纲所说的“不道德” ,实际上是说社会科学家道德中立，对科学事实不进行价值评价。这些争论使人们重新反思社会科学的性质问题，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它们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问题。社会科学是可以为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集团服务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呢，还是具有阶级性的呢? 如果是后者，那么，西方社会科学是否代表西方统治集团的利益? 社会科学的性质、它在社会进步中扮演的角色、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及利益集团的关系等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二、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服务的西方社会科学

西方社会科学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内在联系，是一种地缘文化，这种地缘文化只有从中心— 边缘的世界体系的分析框架中才能透视其本质。

西方社会科学是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为了解决资产阶级面临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以资本积累为目标和动力的，这一进程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冲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一方面是保守势力为了自身利益拒绝变革。另一方面，“主权在民” 这一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被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接过来，成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同时，为了资本积累的需要，西方资产阶级一方面必须摧毁一切阻碍资本积累的社会因素，同时，又不能使社会变革危及资本积累机制。因此，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希望通过认识社会而控制社会进程，来维护和推动资本积累机制。而社会科学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需要紧密相连。因此，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生来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搭档。”[3] (P169)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社会科学于19 世纪中叶开始真正制度化，制度化的过程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众多主题和学科在这一时期提出。二战后，为了维护自身新的霸权地位，应对来自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的挑战，把新兴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西方社会科学体制出现了新发展。一些科学发展中心纷纷涌现，它们一般都拥有资讯和技术，其资金首先来自各国政府及各种基金会(主要以美国为基地)，其次是某些跨国公司。来自政府和跨国公司的资金对社会科学的控制作用不言自明，即使是来自私人财产的基金会，也被限制在既有的社会权力框架内。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指出，基金会是美国独有的一种特殊的现代机构，它的主旨是促使私人财产服务于公共目的。但是，在这一组织中，基金会的托管人“是一个代表某种‘成就’价值和传统的精英集团。此外还须注意，基金会高级官员与华盛顿决策者过从甚密，并且他们在基金会和政府高级职位上经常互换”[4](P369)。基金会的审批机构是一种官僚机构，“它由代表美国主导价值观的负责高级事务的精英人士领导”[4](P373)。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影响、塑造着西方社会科学，而西方社会科学也是为中心国家服务的。

西方社会结构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必然影响西方社会科学的认知取向和基本特征,形成一个以控制社会为目标的实证主义主流传统。这一传统以自然科学为科学的最高形式，追求通过在社会科学中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寻求普遍的规律。它坚持经验检验的原则，任何经验无法检验的陈述都被视为无意义，而是以对社会现象的最大解释力和预测力作为标准。同时，社会科学家必须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超越于社会的冲突之上。这里蕴涵着对既定体制的认同的倾向，把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理解为自然的、永恒不变的。社会科学只是局限于这一体制中,描述这一规律，运用这一规律维持现有体制，任何对社会本质的研究、对超越这一体制的未来目标的追问，都被认为缺少经验根据，是非科学的。

讨论到这里，有些人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并不影响西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在社会科学认知活动中，事实的认定与事实的评价是严格区分开的。社会科学是建立在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基础上的，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社会科学涉及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因此，社会科学的内容与产生社会科学的社会条件没用内在联系，与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目标没有内在联系。作为一种中立的知识，任何集团、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我国理所当然是科学的。西方是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是历史的逻辑、社会的规律充分展现的地方，西方社会科学揭示的是普遍规律。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是“应用”，是与具体的条件相结合。它对中国来说，更具有前瞻性，更富有指导意义，更具有“启蒙”的意义。用西方社会科学审视中国的问题，就像用一个成年人的经验指导青年人。

但是，这里人们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社会科学是不可能价值中立的，第二，这种思考是以单一的国家为思考单位。

先看第一个问题。从当代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在社会科学中，截然区分对价值的描述分析与对价值的评价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说从事实判断中可以直接地引伸出价值判断，而是说，对价值的描述分析必须以价值的评价为前提。

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就是它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人有目的的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结构、秩序和规律。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语言来把握人类行为的目的。这样，就必须要解释人类行为的目的。而这种解释又必须建立在对人类行为规则认识的基础上。在20 世纪70 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诸多学派都认识到，在人类活动的社会秩序底层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符号世界，也就是生活世界，它为人的活动提供意义与规则。一般说来，社会活动者都具有这些规则的知识，它们都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知道怎样按照这些规则而行动。他们利用这些规则，体现着这些规则，并在无意中发展了这些规则，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因此，人类的社会行为是遵守规则的行为。

就此而言，社会科学对人的行为的目的解释，必然依靠对这些规则的理解。当我们用语言把握社会行为的意向性时，必然涉及到和依靠这些表达规则的语言。这是因为，人类是凭借语言参与社会活动，语言、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应用。社会哲学家彼得·温齐根据这一点对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语言特征进行探讨。他认为，当我们用概念认定一种遵循规则的社会行为时，就是在学习理解这种规则，就是学习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用当事人的自己的语言游戏来说明当事人自己对其语言的理解。只有在这时，研究者才会具有这些概念。他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任何一种更具有反思性的理解，如果被看成真正的理解的话，就必须以活动者所具有非反思性的理解为前提”[5](P95)。因此，在社会活动者的解释概念框架和社会研究者的概念框架之间，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关于社会行动规则的知识就成为了使后者解释成为可能的前提。而这种知识中，就包含着行为者没有意识到的评价体系。从这一点来看，只有依靠社会的评价体系，对人类行为的目的才能进行真正的解释。

虽然，就整体而言，一个社会总有被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则(包括评价体系)，但是，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冲突的价值观念、行为规则。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社会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他自身具有的一些关于规则的知识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进入社会科学，从而使偏见、意识形态进入社会科学。另一种情况是，面对着不同的规则体系、评价体系，社会研究者不得不在其中进行评价、选择。对社会事实的认定必然包含着对事实的评价。更进一步说，社会科学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所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与国家的密切联系，西方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科学。

第二个问题，简单地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具有指导、启蒙的作用，这种说法是以单一的国家为思考单位，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同的发展过程。在这种理论前提中，所有的国家都被排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只要给与充分的时间,都会成为发达国家。但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国家是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体系，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及扩张而形成的，是一个以资本积累为中心和动力的历史体系。世界体系有其内在规则和结构，这种结构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专业分工的空间等级体系。中心地区是指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所在地区，边缘地区，则是指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以及低工资产品所在地区。在中心与边缘地区进行着不平等交换，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边缘地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换流入中心地区。另一个层面是民族国家体系，在这些民族国家中有霸权国家。荷兰、英国、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三个相继兴起的霸权国家。霸权国家与分工结构相对应，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这种霸权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体系朝着预想的方面前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进程中被认为是追求共同利益。”[6] (P35)霸权国家利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为西方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服务的西方社会科学，实际上是西方中心国家体制中的一种地缘文化，它是为了中心国家的政治、经济服务的。从中心与边缘国家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来看，西方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控制、压迫边缘国家的因素。对边缘国家而言，西方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例如，最早成熟的宣扬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是为了作为霸权国家英国资本积累的需要出现的，这是与英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相联系，它确实适合英国的利益，但对其他国家，就要另当别论了。对当今发展中国家影响巨大的现代化理论，也表现出其将世界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认知旨趣。

另外，西方社会科学总是从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在它的概念框架中包含着欧洲中心主义，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包括一整套信条，这些信条是经验主义现实的说明,教育者和不带偏见的欧洲人把这些说明看作是真理，看作是得到‘事实’支持的命题”[7](P10)，也可以说，是一些理所当然的偏见。这些框架融会了中心国家对自身和对世界体系中其他边缘国家的理解。它以欧洲眼光来看待世界,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代世界体系自然化、合法化。认为欧洲因自身的某种特质迅速发展起来,体现着历史的目的和逻辑，所有的国家、社会都要遵循这过程，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从而掩饰着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剥削与被剥削、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掩饰着西方国家的发达与其他国家的不发达的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掩饰着世界体系中的掠夺机制。

所以，作为世界体系中兴起的地缘文化，西方社会科学是与世界体系中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相对应的认知符号体系，同时，它也是统治的符号体系，它反映这一体系，将西方的体制普遍化，并不断地维护这一体系。

三、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对文化安全的冲击

在西方社会中，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反映、认知社会的能力，这也是它维护这一体系的能力。但是，当西方社会科学进入边缘国家，就有可能失去其科学性，从而成为完全的意识形态。

这种转变涉及3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社会科学理论应用的复杂性问题。西方社会科学在自身社会的应用中有很多不言而喻、可以忽略的前提，但是，这些前提虽然被忽视，却仍是社会科学科学性的保证。当它转移到其他国家时，这些前提因素就不存在了，社会科学就会“失灵” 。

其次，社会科学描述的社会的规律是不同于自然规律的规则，它与社会文化传统密切相联。因此，即使是同样的外部条件，由于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规则，社会就会有不同的结构、秩序，人们会有不同的行为。

最后，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就会产生相互冲突的利益，而相互冲突的利益会产生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而要求形成不同的理论框架。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表明，认识客体是不能离开认识主体的，主体在社会中不同的立场会形成不同的视角，进而产生不同的知识。知识社会学的开创者卡尔·曼海姆认为:“‘视角’在这种意义下表示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它所观察的东西以及他怎样在思想中构建这种东西，所以，视角不仅仅是思想外形的决定，它也指思想结构中质的成分。”[8](P277)因而，“社会科学的基本命题既不是无意识地外部的，也不是无意识地形式的，它们也没有出现为纯粹量的关系，而是呈现为对情况的判断，在这些判断中，我们大体上运用了为现实生活的行动目的而创造的同样一些概念和思想模式。此外，很明显的是，每一种社会科学的判断都与观察者的估价和无意识取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8](P47)。就此而言，西方社会科学是与西方的世界体系中心的地位及其理论视角相对应的。而边缘国家由于在世界体系中不同的地缘位置、不同的利益，必然要求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而要求不同的理论框架。

因此，当西方社会科学来到边缘国家时，就有可能失去其描述、预测和控制社会的功能。当它作为科学的维度消失，作为统治工具的维度凸显之时，西方社会科学就嬗变成了维护西方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

我国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或是半边缘的位置，西方社会科学来到我国，也存在着从社会科学向意识形态嬗变的可能性，这对我国文化安全是一个重要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文化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意义，提供一种社会形象，从而使个人与社会、他人的互动成为可能，使整个社会成为可理解的，有意义的。文化为人提供了活动的指向、方式，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符号中介。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教育机制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是现代社会再生产的最重要的文化机制。就我国来说，随着社会科学的繁荣，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教育体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为社会培养各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更重要的，在一个科学的时代，社会科学已经成为认识社会最主要的形式，成为决策的合理性的根据，甚至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合理性的根据。它对社会的辐射作用，对人们的文化观念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正因为这一点，当我们的教育机制不加批判、不加反思地传播西方社会科学时，就会将西方社会科学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为科学来传播,从而造成更大的危害。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些观念。而这些观念是与西方的社会秩序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相对应的,它们不断维护和生产这些秩序。因此，一旦人们把这些观念作为科学事实接受，那么，也就将当今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合理化了，不是将其看作特定民族、阶级权力关系的产物，而是看作永恒的自然秩序，是必然的、合理的。更加严重的是，当这些观念成为社会实践者理所当然的文化观念时，成为一种无意识时，这些社会成员就会不自觉地应用这种观念，体现这种观念，并且再生产这种观念，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不言而喻，作为一个边缘国家，我国在不平等的全球经济秩序中，自身的发展受到霸权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制约。我国社会要和谐、健康地发展，必然要求打破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秩序。但是，一旦未经反思的西方社会科学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文化观念，那么，人们就会用它解释一切。这时，我们无异于用别人的眼睛看问题，从人家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就会对社会发展做出错误的理解，错误的决策，有可能在无意间落入西方意识形态的陷阱，将自身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不公正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知。

四、构建立足于本土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

为了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加固防御西方意识形态的防波堤，我们有必要构建一种批判社会科学。批判社会科学追求科学性、反思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科学性是指这一知识体系来自于经验研究，它的所有结论都有公共的经验材料支持。反思性是指它的批判态度，它坚持社会的公正、追求社会的公正，它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持批判态度，同时又反观自身，对社会科学家自身所依据的价值观念持批判态度。批判性的逻辑推论就是实践性。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不同于实证主义的工具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旨都是以关注社会公正,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核心的。而西方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也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方法。只要立足于本土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的前提进行深刻的反思、批判和吸收，就会形成中国的批判社会科学。批判社会科学应该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它是立足于本土的社会科学。

立足于本土化就是要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利益，以此为出发点，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经验、教训中，从社会现实中概括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和体系。这种理论构建不乏先例。

李斯特为了德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拒绝并严厉地批判英国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学说，提出自己的贸易保护理论。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从当时的俄罗斯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提出具有独特理论预设、概念体系的农民经济学，并且揭示出,西方工业社会背景下的市场经济理论在俄国农村是不适用的。而这些理论都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谈论本土并不是固步自封，谈本土本身就是以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为背景的只有从本土的利益出发的理论，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和自己。西方中心国家与作为半边缘国家的中国在经济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但是，如果根据西方的国际贸易的分工理论，根据边际效用的主观价值论，这种不平等交换是完全合理的，而且，边缘国家从这种分工中获得的是“最大利益”，或者说，任何改变它的企图，只能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例如，给工人增加工资、福利，就会减弱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相对优势，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从站在不发达国家立场上的依附理论来看，如果我们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就能够揭示出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剥削关系，在这种国际分工与交换关系中，边缘国家大量的劳动剩余被转移到中心国家，而边缘国家则处于依附状态，随着自身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这些国家丧失了发展的潜力。片面地强调国际分工中的相对优势，从一个落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是极其不利的。所以，只有构建立足于自身利益的本土社会科学，才能真正为我国社会长远的健康发展服务。

第二、它是立足于实践者的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体制化本身会带来自身的问题，这就是理论观察者与实践者的错位。实践者面对的是现实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时间的紧迫性又不可能使他们完全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因此，他们往往根据习惯瞬间做出决定。而理论者的兴趣是认知性的和理论性的，他们的科学实践是非时间化，分析者是事后才到来，他们搜集了实践者不知道的各种材料，掌握了事件的全过程。一个事件的历时过程在观察者面前是一个共时的形态展开的。这样，现实中的时间节奏、方向和与之相应的紧迫感消失了。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分析者会提出实践者在实践中根本不会考虑的问题，会把分析者的兴趣和观点加在行动者头上。这就导致了社会科学成为空中楼阁的危险。一个学者可以在象牙塔内建立一个精巧严谨的理论模型，显示学者高超的学术技巧，但是，对实践者来说，它却不关痛痒，一点不解决现实问题。这也就是何清涟所谈的“屠龙术” 的问题。因此，社会科学不能仅仅进行外在的中立观察，它应该参与实践活动，从实践者的立场出发，从实践者面临的问题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

第三、它是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社会科学。

立足于社会公正就是立足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公正合理的社会目标，不能通过简单地对社会描述获得，但是，它可以通过对各种价值观念、社会科学家依据的价值前提进行反思、批判和澄清来获得。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经举过一个案例说明社会科学的反思对社会公正目标的作用。

20 世纪50 年代，欧洲一些国家研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问题，研究有能力的穷人孩子是否享有应有的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但是，研究的结果是不存在这一问题。有趣的是，另一位学者认为先前研究的人才观是精英的人才观，并提出新的人才观念，从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公众的教育态度不仅因社会研究的过程而改变,而且有助于改变这种研究过程。”[9](P62)根据相同的数据，两种不同的人才观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并对公众和政府部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提供了不同的目标指向。

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阶段，只有具有强烈的反思批判意识的社会科学，只有鲜明地坚持社会公正的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对各种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选取研究的论题，设定研究计划，建立理论模型，把社会中不公正、不和谐的因素揭示出来，把社会发展中新的可能性揭示出来。只有这样，合理的社会目标才能真正确定。

具有这些特征的批判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科学学科建制，另一方面也要求社会科学家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人文关怀，让这种反思、批判精神渗入社会研究的过程中，体现在社会科学的结论中，为社会的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这样，才能避免西方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化的危害，并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岱孙.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看法[J].经济研究参考，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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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M].田佑忠，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文章原名《社会科学迁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发表于《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