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其美学上的优良品质是一方面,史学上的优良品质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文艺创作正确地把握了历史。所谓正 确把握的历史,应是本质规律和运动趋势所统摄的总体的历史、具体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庄重的历史。但是,现在有些文艺创作特别是涉及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 弥漫着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碎片化、抽象化、娱乐化等手法来摆布、虚无历史,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变得扭曲而迷乱。
以碎片化手法解构历史
首先是以孤立的个人际遇遮蔽社会总体趋势,造成作品历史叙事碎片化。“熟知非真知”,“真实非实在”,历史的真实是能够体现或触摸到历史本质的 实在,文艺所反映或表现的真实是具有典型性的实在。艺术真实当然离不开对个人和细节的描述,但只有当个人和细节是代表一定的社会本质及其倾向时,当事件发 生的动因或人物行为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孤立要素或个人欲望,而是来自其所处的社会总体与历史潮流时,作为实在的细节和个人才能够获得历史真实性品质。一 个时期以来,对个人口述史和回忆录的追捧,使得一些人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不是联系社会总体发展的实质,而只是用个人在某个时期的见闻代替对整个历史时段 的把握。更有甚者,以个人好恶评价历史是非,甚至从个人恩怨出发来把握历史、评断历史。比如,有的作品以某个在“文革”时期遭遇极大不幸的知识分子的经 历,来描绘整个时代;有的作品以个别的县志记录来推测全国的形势及数据,并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以琐碎化、个人化、地方化的“小写的历史”代替了总体把握 的“大写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叙述只能把人们导入历史的盲区和误区。
其次是以片面的细节选择解构主流历史评价,造成作品历史观念碎片化。一些创作者可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如有些战争题材文艺作 品,专门选择激战场面、血腥场景进行特写,而对体现战争本质的人民性背景则予以忽略。在这些创作者眼中,战争只是厮杀,不需要辨别战争有没有意义、牺牲有 没有价值;创作只要从市场切入,在市场上赢得观众即可,核心就是赢取眼球。这样回避主流历史评价的片面化选择,就使那些熠熠生辉的英勇与牺牲全都变得黯然 失色,把为民族独立而战、为社会进步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的正义、崇高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都虚无化了。还有些创作者,习惯于选择性感受黑暗,单向度捕捉 丑陋,热衷于渲染负能量形象,而对于表现光明、表现总体性社会发展趋势、表现正能量历史题材则力有不逮。这往往会使人们陷入碎屑性迷惘,只见毫末,不见舆 薪,看不到主流历史观念所指向的希望和前景。
以抽象化手法混淆历史
其一是有些作品把人性抽象化,给历史人物贴“普遍人性”的标签,使历史在这样的抽象中被虚无化了。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 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作品中。对人物做“中性化”处理是其具体表现和主要手法。“中性化”就是给好人添加点坏人的元素或特点,给坏人添加点好人的元素或 特点,使人没有好坏、善恶之别,都体现为观念决定的抽象人、普遍人,从而使主流史观和主流价值被解构。比如,有的作品写剥削者,涂上一层仁慈的玫瑰色;写 汉奸,点缀些美好人性;写残暴侵略者,也要在其眼睛里流露出人道的哀伤……这样就将人物形象抽象地中和化了。本来这些反面人物,可以激发起人们批判丑恶的 正义力量,但现在一中和,这种激发就失去了着力点。还有些作品则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喷洒一些恶劣个性以实现中和。这样一来,就使得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被混 淆,唯物史观所确定的主流价值被贬低,非主流价值和反主流价值被拔高。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判中,拆除了基本的善恶、美丑界线,使受众丧失了对崇高 的敬仰感和对卑劣的批判力,陷于一种平庸的审美。
其二是以抽象学科理论裁剪历史具体,给历史事实过“学科的筛子”,使其脱离历史情境而抽象为琐碎的学科材料。这在一些文艺评论和文学史写作中表 现突出。比如,有人以现行法律观点去衡估革命,给历史过“法律的筛子”,要求纠正不合法的历史存在。他们认为共产党领导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是非法的、违法 的,是土匪行径;认为《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不冤枉,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而杨白劳一直拖欠不还,还出去躲债,是违法行为。再比如,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有学者主张给革命文艺作品过“审美的筛子”,认为革命文艺大多是标语口号和为政治服务,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不配进入文学史。以重写 文学史的名义,一些文学史家对当代文学前后两个三十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前三十年文学一概否定,将其批驳得一无是处;对后三十年,尤其是对20世纪 80年代文学则极尽溢美之词,称其为文学的黄金时代,等等。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指出,“评价历史,最忌讳的是脱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今日之是主观地 评判昨日之非,或以今日之非主观地评判昨日之是。”这里的“脱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实际上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采取的抽象化手法,他们以此来达到混 淆历史是非的目的。
以娱乐化手法戏说历史
娱乐化的典型手法就是戏说历史,使人们对历史认识扭曲、错位。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戏说历史、戏说历史人物的古装影视剧,受到热捧,走红荧屏,潜 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看待历史的态度和习惯,使广大群众对历史的认识明显错位。一些创作者把帝王将相美化为可亲可敬的仁者和人民大众的救星,封建帝王由严 酷、暴虐的压迫者变成了谦谦君子和有情郎,是好父亲、好丈夫和一心为民的好皇帝,从而使一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压迫性力量成为一种虚拟的、想象的解放性力 量。由于戏说剧的娱乐特质,对一些观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收视率也明显走高,受此影响,其他表现近现代历史的影视剧也都或多或少加入了戏说成分,减弱了历 史的严正性,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在剧中明显失真。
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即明确反对导演改编《阿Q正传》,他认为,《阿Q正传》“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 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这表明鲁迅对当时舞台表演 娱乐化的警惕和清醒。娱乐是文艺功能之一,但并非其功能的全部和根本。如果把文艺当成为娱乐而娱乐的载体,认为娱乐是文艺的根本属性,甚至以娱乐化方式表 现极为严肃的主题,就会使本应负载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取向被虚无化。
当前,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进荧屏、进游戏、进段子成为一种时尚,当这些重量级历史人物在荧屏、游戏和段子所交织的艺术舞台上展示其当代观赏性时, 不知这是历史的堕落还是艺术的堕落,抑或是趣味的堕落、人性的堕落。艺术对历史的“恶搞”不仅出现在网络、游戏、微信、微电影等媒介中,而且现实生活中也 成为了某些人的文学性话语习惯。这些“恶搞”历史现象的泛滥,使人们对待历史态度轻佻,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和庄重感,是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泛 化表现。
(作者:求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