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杂志专栏）、学术口号（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反思与创新）和文学事件/实践（文学界的“拨乱反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重写文学史”一般指时为《上海文论》编辑的毛时安约请时为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陈思和与王晓明组织的专栏，自1988年第4期始，到1989年第6期结束，历时一年半共出版了9期。总计发表重评文学作品、思潮和现象的文章几十篇，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若干文章引发了批评和商榷意见。

广义的“重写文学史”则是以各报刊发起的旨在“重写”的专栏为核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所及，也包括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所开展的文学活动。主要包括《文学评论》“行进中的沉思”专栏（1988年第2期起）、《文艺报》“中国作家的历史道路和现状研究”专栏（1989年1月21日起，持续时间为半年，总计出版8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名著重读”，明确表示是“呼应”《上海文学》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强调这是“南北合作”。这些专栏大多都发端于1988年下半年，终于1989年下半年。在海外编辑出版的《今天》杂志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则是有意承接《上海文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其始于1991年第3、4期合刊号，终于2001年夏季号。

“重写文学史”的专栏于上海发端，北京呼应，初具影响后，湖南、黑龙江等地的研究机构也相继召开了有关“重写文学史”的研讨会。概而言之，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弥漫着“重写”的精神。

本文的讨论以《上海文论》的专栏为主，间或涉及《文学评论》和《文艺报》的相关篇目，至于《今天》杂志的同名专栏则性质有所不同，此处暂且不论。

以“重写”为基本主旨的这些文章，以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重新评价为基本形态，基本都是以反对之前在革命文艺传统和社会主义文艺传统中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史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为根本着眼点，以突显作品的审美性和作家的主体性，批判作家的政治意识相号召，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论和“主体性”的文学思想为基本思想基底，援引中国学界新近引介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以及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有关历史意识的论述、新近得以传播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作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多重资源，结合所谓的心理分析，对以往享有较大名望和声誉的作家作品，如茅盾及其《子夜》、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杨沫及其《青春之歌》、柳青及其《创业史》、赵树理方向、何其芳“现象”以及文艺理论和文学思潮等进行重新分析和评价，试图在反思革命文艺史的基础上，以所谓新的范式来对文学史加以重写。

在今天看来，“重写文学史”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在控诉文革、拨乱反正，反思历史、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整体上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思与创新，承接着学界关于人道主义、美学热、文学主体性等问题的争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产生、影响及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一场文学运动和思想事件。“重写文学史”与80年代的政治思潮和文化生态具有密切的联系，可谓是1980年代文化政治的体现，因而“重写文学史”不仅具有学科史和文学史的意义，还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与文学创作领域求新求异的追求一致，与中国现代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开始了反思，1985年北京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即是标志性的事件。在不满于既有的研究格局和文学史模式，不服与反感既有的文学评价，以青年学人为主体的研究者在突破与创新意识的驱动下，以明确的“崛起”姿态来“标新立异”，以“重写”为手段，对被树立为“方向”或有着深远影响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予以重新评价，而尤以负面评价和否定意见为主。本来现代文学研究在不断扩展研究范围和对象的过程中，一方面进一步夯实学科发展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尽可能还原文学史的真实图景，对作家、作品予以更加客观和符合实际的评价，总结文学史上的经验与教训，是非常有意义也很有必要的事情，可是受到时代思潮裹胁和流行观念影响的一些青年学者所写的文章，不仅远远未能实现设置专栏的初衷，而且因其偏狭显示出较强的情绪化的特征，虽然都声称是基于作品而做出的分析，个别文章也不乏亮点和精彩之处，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文章从整体上具有他们所批判的“主题先行”的特征，缺乏比较坚实的文本基础和较为全面、客观的审视，从而在学术性上打了折扣，所做分析与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信服。

“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实质上仍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所做的回应，在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之后，如何来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文学的政治属性，仍然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基于以往文学史和文学评价中过于看重政治性的反拨，“重写”热潮中的研究者极力回避文学的政治性因而对以往作家作品的政治内涵予以贬低或否定，在强调所谓审美性、文学性或艺术性的同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且，从他们的文章中，也不难看出，他们并不能将其强调文学性的原则贯彻始终，在声称要摆脱政治、回到文学的同时，却又依然以政治标准（不过是另外一套政治标准）来苛求所评作家及其作品，其实质是一方面以文学性来反政治性，另一方面又以另一种政治性来取消所评作品真正的文学性。“你的作品虽然艺术上不错，但政治上不正确，因而不行”和“你的作品因为有政治性，因而艺术上自然也不足观，同样还是不行”是不少重评文章有意或无意体现出来的逻辑思路，这就不仅虚伪而且浅薄了。这些研究者过于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和过于偏重所谓历史研究的“当代性”，这种急切的心态和诉求，使得他们在摆脱之前教条和误区的同时，又走入了另外的误区。他们在呼吁多元化的同时，在寻求解释的时候，却仍然摆脱不了简单化、单一化的趋向，将作家创作及其作品可能存在的缺失，简单归因于所谓作家因追求“政治”正确的意识而服膺“讲话”精神、或采用了他们所主观认定的所谓“主题先行”的创作思路等，这无论如何是难以解释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个体的主体性何在，也无法有效说明一个作品的好与坏，这就使得他们的文章流于一种以作品的个别内容和面向为触发点、以所谓的自我表现的程度等单一评价标准和捕风捉影式的心理分析为手段，所进行的自我情感的宣泄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彰显，在试图否定和贬低此前在革命文艺传统和社会主义文艺传统中得到推崇或肯定的文艺作品的同时，却仍然没有摆脱政治化的倾向，其实质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体现。

隐含在“重写文学史”背后的，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毛泽东以及作为其文艺思想集中体现的“讲话”，这是众多重写文章中或隐或显所涉及一个背景或内容。在反思“文革”以及控诉极左路线的时代氛围中，“重写文学史”中的不少论者也有意无意加入了消极评价乃至否定毛泽东及其文艺思想的队伍。

在以后见之明做出回顾与反思后，我们应该看到，在对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和复杂的关系保持辩证认识的基础上，在对历史写作的限度保持充分自觉和清醒意识的基础上，文学史写作不应该教条化，不应以偏狭和单一的标准和原则来进行分析，应该保持多元与开放的格局，但应该坚持历史的、审美的立场，应该充分理解作家的历史处境，充分尊重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不能任由研究者的所谓主体性膨胀、对所谓审美性的极端强调，对作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酷评做派，重要的还是坚持“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着眼历史，立足文本，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