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专家学者在国家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下，编写了不少教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出现了一些好的文学史，如华中师范大学以王庆生同志为首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尽管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总体构思、指导思想是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是当前较为科学、公允地宣传社会主义正能量的当代文学史书，而有些当代文学史书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问题。前年唐德亮同志在《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2期就《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发表看法的文章《<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错谬》是十分中肯的。这里，就2013年由国家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为例，就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教材编写中已到什么样的地步。

这本书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而编写出版的，教材的主编人员“均为国内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不仅在学术上成绩卓著，同时也非常重视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尽管日常教学、科研等工作极为繁忙，但基于对教材改革重要意义的共识以及教书育人的强烈责任感，所有参编者对教材编写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该书出版之后，有不少赞叹之声。

这里，只粗略点击一下这部教材的部分章节，就可见其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之“一斑”。

一、中国新文学史的起始时间，是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建立中华民国即国民元年开始。编者们认为“中国民国的创立，为意识形态设立了一个可以依据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惟此，才有可能萌发、孕育和产生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辉煌的‘人的文学’”。这里，强调的是辛亥革命，是国民文学，名为淡化“五四”文学运动之“新”，实则淡化五四新文化“反帝反封建”之实。把1912至1949年的文学史统称为“民国文学”，抹煞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把近百年的新文学史分为大陆、台湾、香港及世界华文文学，看起来好像平分秋色、不偏不倚，实则用较大篇幅书写旧民主主义文学，对于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作家作品 该书基本上是回避、贬斥的。

二、整个“文学史”由泾渭分明的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是以“人的文学”为线索，对写人性，写感情纠葛的作家、作品报以极大的热情、充分的肯定。一是以为人生的文学为线索，写阶级压迫、贫富不均、追寻贫富的阶级根源与社会根源，鼓励劳动者反抗斗争的作家及其作品，对此类作家、作品报以谨慎地审视、严厉的苛求、评价用语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比如对人们普遍认为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山乡巨变》（周立波）和《创业史》（柳青），书中是这样评价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带有为政治服务，甚至图解政策的明显痕迹”（该书第48页）；而柳青的《创业史》则是“作者用小说图解现实政策”（该书第50页），梁生宝的形象“不仅脱离现实，而且严重地拔高了这个人的形象”（50页），并且说“《创业史》既丧失了《三里湾》的农民立场，也毁弃了《山乡巨变》的民间伦理，突出的是一个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忠实诠释的‘真诚’歌颂，离浩然式的创作就一步之遥了”（该书第51页）。

而对表现人性、人情、性爱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女性叙事作为90年代的微观美学，给汉语叙事中的美学变革带来了巨大契机。”说“她们所呈现的叙事意象具有超现实甚至是超验的特征。中国文学在此之前还没有如此丰富的关于人的内心世界的长篇书写。”（见389页）称赞另一位女性作家的“文本的结构如流水一样的散慢、灵动，那么她的语言则是一种诗性的飞翔、丰繁、流美而富有灵感”（第389-390页）。对于因为“色情”、因为“黄色”而“遭到”“批评界”“强力干预”，甚至被列为“禁书”的作品该书称赞其“写作显示了70后一代作家新的美学话语群体正在崛起。”（见394页）

三、否定延安文艺整风、否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否定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史书中对延安文艺整风是彻底否定的，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受到批判的作品都是肯定的、称“这些文章以知识分子特有的焦虑、愤激，批评延安残存的旧习气以及新滋生的不良倾向，反映了他们积极参与整风的热忱。这种尖锐犀利而又普通广泛的批评在普通人群里引起了巨大反响……”对于《讲话》采取名褒实贬的手法，一方面指出“‘讲话’提出的许多命题今天仍不失其意义，如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及来源问题的辩证论述，也符合审美创作规律，但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的更多的一些提法，如‘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文艺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问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机械成分，极容易导致公式化的弊病”。（见449-450页）

史书不认为“讲话”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而认为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叛和否定：“其后果，包括文艺界的整风对‘五四’新文学个性解放思想的否定，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改选对象。”（见450页）

编写者在篇幅和容量上很吝啬。只用了一节的篇幅，只写了赵树理、孙犁、周立波、丁玲四位作家的作品，对于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比较高，而且经受了历史考验的为老百姓所喜爱、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以及《兄妹开荒》、《血泪仇》、《逼上梁山》、《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我的两家房东》、《刘巧团圆》、《刘胡兰》等戏剧、小说、诗歌则提都未提。

四、以“挖掘”“史料”为名，把一些旧时代的反动作品捧上了天，把一些受到人们喜爱的革命作家的作品，如魏巍、李准、柯岩、田间等的作品很少提及或只字不提，而把无名氏的所谓《无名书》吹捧上天，说这部作品是作者在“极其艰苦环境下秘密写作”的，1980年代“在台湾陆续出版的，引起轰动”。新文学史对这部作品花很大篇幅，分别从四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赞其主人公印蒂具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35页），该小说“融合东西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理想”（35页），作品是“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35页），“艺术形式上尝试了一条哲理小说、诗小说的路子”，称赞“作者用娴熟的现代主义手法，营构紊乱繁复的象征意象，迭影、错综、颠倒、跳跃、亦真亦幻，迷离怪诞的文本世界”（35-36），称赞《无名书》无论是主题意蕴还是艺术形式，都称得上是一部奇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是“‘文革’期间地下写作的先声”（36页）。然而，这样一部作品的作者无名氏，据由贾植芳、蒋孔阳、潘旭澜为顾问，由贾植芳作序、由陆士清、陈思和等36人撰稿、由上海辞书文化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介绍，无名氏“抗日战争爆发后，去重庆，曾在《扫荡报》工作，后任国民党教育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干事”，“1943年-1949年发表中篇小说《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作品，宣扬恋爱至上，1946年出版长篇小说《野兽·野兽·野兽》（后改名《印蒂》），表现了鲜明的反动倾向。建国后长期蛰居杭州。1983年去香港，旋去台湾。”（见“辞典”324页）。而《无名书》则正是《野兽·野兽·野兽》全书的延伸或扩展，印蒂是贯穿全书主要人物。对于这部具有“鲜明反动倾向”的作品情有独钟，而对于一些高扬反帝反封建旗帜、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作品却异常冷漠、不屑一顾，只字不提，如对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地球的红飘带》，李准的《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寻找回来的世界》以及新时期蒋子龙等人的作品则略微一提，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