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洋是从”必须祛除

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针对把中国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西方东西的现象，指出“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习近平同志在这里虽然说的是课本中的古诗词问题，但他用了“‘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一重要判断，表明他敏锐地感觉到，在当下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中，存在着一种文化危险——“唯洋是从”即唯西方文化是瞻，以“去中国化”为荣。

一个月以后，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实际上，“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之风气，不只是存在于创作领域，在文艺理论领域同样如此。改革以来，文艺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命题——相对于此前也许如此，如“新感性”论、主体论、本体论（形式本体与生命本体）、文学价值论、文学叙事学、文化诗学等等，也许，研究者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但更多的是抄袭洋人之余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除了“唯洋是从”无可置疑外，又有多少东西是中国学者对文艺研究的真正突破呢？实在看不出有多少。

比如说所谓本体论，提出者的本意在于确立文学的纯粹地位——非依附性的地位，而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约·克·兰色姆在20世纪的30年代由哲学领域引入的，他将文学作品“存在的现实”称为“本体”，实际上就是作品形式的独特性。这一“突破”本身就很难说比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及雅各布森的“文学性”——“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更有意义。因此，罗杰·福勒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1973年英文版）和阿伯拉姆斯的《文学辞典》（1981年英文修订版）都不将“文学本体论”收入。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文学本体论的论著中，无非就是用“本体”概念来说明文学形式或者人的感性生命体验的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并不取决“本体”概念的运用，轰轰烈烈的“文学本体论”不过是用汉语来宣布某些西方人的理论如何伟大而已。再如所谓主体论，说到底就是强调文学与人的一种内在联系，即文学既是人性的表现形式，也是人性的塑造途径。作为人性的表现形式，作家、作品、读者各有其独立性。保证这种独立性——特别是作家的独立性，也就是实现了文学的主体性。这里，不论是对文学与人性的内在联系之论证，还是对人性本身的论证，基本上都是重复了西方的表现论文学观，以及人本主义的人性观，并没有比西方人多讲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所指，完全符合中国文化艺术界的状况，此一批评宣判了对“唯洋是从”的西化思维之历史终结，从根本上扭转了最近30多年来肆虐泛滥的西化倾向。

实际上，不只在文化领域，在社会思潮方面亦是如此。如所谓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等思潮或者主张，在张扬自身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呲必中国，抨击中国在这些方面如何如何地不如西方，必须向西方看齐。由此看来，一些人心目中念念不忘的不只是文化艺术的西化，而是一个总体性的西化思维定势——西方模式是中国社会的最后走向。对各个方面的西化主张进行批驳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更应该进行总体性批驳，即宣告西化思维定势的历史终结，把人们的思想从长期存在的西化愿望中解放出来。

西化思维定势之历史缘起

对西化思维定势进行总体性批驳，必须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而不是情绪化的态度，对其进行历史和现实的考察。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西化思维定势之来历是什么？其实质是什么？其存在理由是什么？

西化思维定势这个概念维系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扭曲状态。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卜铁（Pauthier）感叹：在莱布尼兹时代（18世纪），哲学界、宗教界对中国问题抱有强烈兴趣，而“今则连极有限的少数人都难引起注意”，“我们每天认为野蛮的民族，他们早在我们的祖先尚居于高卢及日耳曼森林以前就达到极高的文明水平，现在仅引起我们一种深度的轻视。”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长期引领世界，在18世纪时尚能影响西方，但鸦片战争以后便发生了逆转——中国及其文化被西方轻视。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74年意识到，中西方关系不再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重演，而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此，重视甚至崇尚西方世界成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选择。

西方为什么被称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有一种文化理论认为，不同文化、文明之比较，不在于自己怎么看，而是看其支配能源的力量有多大，实际上就是指生产力水平。然后，当两种不同的文明对峙时，拥有先进生产力水平的文明自然会领先。这就是美国费正清所说，18世纪一度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面对西方，“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费正清《观察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可知，西方文化对中国形成的压力首先在于其强大的物质功能，在这种物质文化挤压下，任何一种具有古老生命力的文化都无法再自给自足地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去重新认识并处理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诚如严复所说，“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应该说，西化思维定势产生于学习西方文化的自觉愿望，由于惯性的作用，很快就发展到极致，即“全盘西化”，主张完全放弃中国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用西方的观念及制度来改造中国。一般地说，全盘西化论是建立在“中国文化整体上或根本上不如西方文化”之基础上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满清大员郭嵩焘在赴英国考察时，就改变了自己原来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德的信心，认为中国在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都不如西方，这实际上已有全盘西化的倾向，因此他至死都受到舆论的抨击。从理论形态上说，20世纪初爆发的新文化运动标志了全盘西化思想走向自觉，因为当时对旧学——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新学——西方文化进行了高度的称颂，其代表人物是胡适。正是从胡适开始，呲必中国成为西化派的常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页）

西化思维定势之实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全球化之本质联系在一起。对全球化最早作出概括和描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消灭了古老的民族工业，建立了新的工业，这些工业所加工的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该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这就是说，西化之推行，民族文化之被摧毁，并不是这个民族的幸事，甚至也不是中性的事件，而是民族的悲剧，是被西方资产阶级强加于上的，结果是使自己这个民族更加适合于接受西方的奴役和剥削。160多年以后，看看当下那些被西化模式折腾的国家，城乡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难道马克思说的不对吗？

当然，正是西方文化的刺激，才使中国意识到世界的状态已经突破了传统视野，固步自封将给中国带来淘汰的命运，因而，西化主张的合理性在于推动了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也是不必讳言的。

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回顾中国近代的历史变化时，亦认为“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20世纪革命过程中的“唯洋是从”之纠正

凡存在者都有其合理性，而合理性之突破在于惯性使平衡不能维系。有学者对20世纪初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描述是，“庚子后中国人对西学的渴求和欢迎，几乎像救火者求水般的迫切；中国社会对引进西学活动的踊跃和热烈，如同决堤之江河般汹涌澎湃，急速向前，其程度绝不是戊戌时期所能比拟的。可资证明的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夷夏’、‘中西’之争，在进入20世纪初年后已基本消失。文化争论的中心已不是西学应不应该进入中国文化体系，而是中国应不应该全盘‘欧化’，‘国粹’应不应该保存的问题。人们所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往‘西’急走或慢走、以及走多远的问题，是‘中学’(民族文化)今后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

的确，20世纪初文化争论的中心已不是西学应不应该进入中国文化体系，而是中国应不应该全盘“西化”，中国文化还应不应该保存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纠正了20世纪初形成的“唯洋是从”西化思维，这个特殊的角度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

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诚如美籍学者邹谠所说，“为什么苏俄的几个使节，和不易瞭解的马克思著作，能够在思想上、组织上影响和支配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和行动家？”“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和解决全面危机的学说，不论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行动家，是否真正瞭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他们的危机感，使他们很容易被一个全面危机的学说所吸引。”（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但是，最初的冲动过去以后，中共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总是有人以马克思主义是外国的东西，不适合与中国为理由，质疑共产党的思想选择。1938年1月，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过深入的交谈。梁氏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共革命的致命问题是发生于外部，而非内部。他认为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只拿外国办法（即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用，造成了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军队维持党的生命。另一方面，中共内部的“海归派”总是以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用了“言必称希腊”一词来指认其特征）来排斥中国问题的本土性诉求，这一排斥导致了共产党革命的一再失败。

面对两个极端方面的困境，毛泽东的办法就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由不是来自于纯粹理性的胜利，恰恰是西化思维的教训所致，发端于五四运动的缺陷，由一般意义上的西化转变为带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西化。毛泽东1940年就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可见“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

海外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就从这个角度分析道：“二战期间，中共提出了一个公式：改造西方文化以适应中国的形式，即以‘民族的形式’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中国的模式，保留其精髓。”

事实上，毛泽东将“造反有理”、“实事求是”等中国话语成功地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命题，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话语对接，对中国民众产生了文化的内聚力功能。而从艺术角度说，1940年代的中国意识的唤起，带来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复归。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如《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其民族与乡土气息之浓烈，当时有一评价是“既不‘庙堂’又不‘洋奴’”，实为五四以来所罕见。

因而，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果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豪情怀，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比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就打了败仗，“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必须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有了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中国文化”被看不起的时代完结了。这意味着，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广义的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并没有被同化为西方文化，而依然是中国文化，但又因为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而高于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它才有资格称为“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才能够“就其精神方面来说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应该说，20世纪革命的胜利，以其强大的事实存在宣告了20世纪前半期的西化思维定势之终结。

1939年，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 （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其意思就是，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元素的强化依然处在进行中，不可能一次完成。事实上，中共未来的道路上不断面临了这个问题。

西化思维定势的最后终结

那么，西化思维定势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平台？它的存在理由还有多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化思维定势之所以有着合理性，因为它的历史平台是西方的强大与中国的积弱积贫。1949年的革命取得了中国在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的强大有待时日。一直到197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发展中国家人士时还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但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页）应该说，这构成改革开放之初西化思维定势会再度张扬一时之理由。

改革开放本意是寻求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开放的实际内涵首先是对西方的开放，而西方与中国的经济差距又是明显存在的。邓小平承认，中国尽管通过革命解决了民族与国家的独立，但“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客观地说，当时占据着时代坐标的，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诚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因而，自改革之初开始，西化思维定势一直存在，时起时落。在文艺上，先有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后有所谓“八五新潮”，一时沸沸扬扬，光怪离陆而无奇不有，西方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稍稍模仿就成为中国文艺的创新，或者晦涩艰深，或者形式至上，或者如皇帝的新装那样，空无一物而被说成是最美之物，或者干脆“赤身裸体，走向上帝”，中国文化人的幼稚在此时达到登峰造极而无以复加，批评者则被冠以“僵化保守”而遭到封杀。直到现在，那些“唯洋是从”的玩意儿，还在成为某些人继续享受的红利。到1980年代中后期，局部的西化主张已经不能满足西化派的胃口了，必须上升到整体性诉求，于是，所谓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帜，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最终是回归传统，继续停滞，沉浸在几千年陈旧的文明之中；还是以否定传统为起点，抛弃几千年所因袭的重负，走向一个开放的现代世界。”其明确主张是：“在立足于改革与开放的当代中国，要想确立真理，就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西方的异质文化为参照系打破传统文化这个惰性极强的庞然大物。”

由于这股思潮以创新为名义，肆意张扬，在各个领域都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如一部名曰《河殇》（1988）的电视片，竭力渲染西方“蓝色文明”对中国“黄色文明”的优势，以视觉艺术的形式诠释了刘晓波们的全盘西化主张，最终引发事件，教训深刻。

当下，改革开放进行36年了，今天的中国如何呢？这是我们讨论西化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成为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2009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在英美出版，引起极大影响。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新著《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中亦坦率地承认：许多人担心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已经相对降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制造国，结束了长达一百一十年美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一里程碑标志着经济历史上一个五百年周期的结束。在当前这一个十年后期，当中国的总经济实力超过美国时，那将标志着自1890年以来，世界上另一个经济体在规模上首次超过美国。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世界已经不能无动于衷了。美国人伊恩·莫里斯展望未来世界时不得不提到马丁·雅克的观点，“雅克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将会代替西方统治，使得多种货币（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和经济／军事影响范围（就像美国对欧洲、亚洲西南部和南亚的影响，以及中国对东亚和非洲的影响）都会受到各自文化传统的统治（欧美文化、儒家思想等）。但是他预测，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 中国将统治世界，世界将被东方化。”“21世纪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将与19—20世纪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等级化，认为外国人就应该向东方进贡，而不是像西方理论那样，觉得每一个国家和机构名义上都是平等的。这个世界也会变得非常偏执，会摈弃西方人主张的人类价值理论，中央集权论者也不能忍受人们对政治统治者权力的任何反对。在整个世界，人们会忘记过去欧美统治的辉煌成就。他们会学说普通话，而不是英语，他们会纪念郑和，而不是哥伦布；他们会学习懦家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理论，并且他们会对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物沈括惊叹不已，而不是对达·芬奇感到赞叹。”

正如20世纪的革命和建设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既向世界学习又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时候取得了成功，面对这一事实，还要顽固地认为中国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一切才能成功的想法是多么幼稚而过时，有识之士不会如此。印度学者潘卡杰·米什拉说得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化思潮成了影响人们世界观的正统派信念，“西方单一民族独立国家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将逐渐在全世界推广，工业资本主义造就的志向高远的中产阶级会带来有责任感、有代表性和稳定的政府——简言之，每个社会都注定会像西方那样发展演变。”而如今，“种族仇恨和流血冲突蹂躏着人们原本指望会受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共同主宰的世界。”

对于西化思维定势在当下的不合时宜，习近平同志从方法论上指出，“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当西化思维定势处于这样一个新的平台时，它的存在理由还能有多少呢？答案只能有一个，它的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

站在终结西化思维定势的这一历史节点上，有使命感的中国文化人有理由相信，摒弃“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之痼疾，以中国5000年文化辉煌为支撑，重新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中华文化与艺术必定再一次影响世界，从而与中国的国家地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