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是高尚的事业，追求真善美是它的永恒价值。文艺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动心，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去发现自然、生活和心灵之美。而做到这一点，需要文艺家和接受者自觉传递和吸纳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创作中那些有害的负面观念，恰是妨碍文艺创作发挥正能量的桎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对此有深入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文艺的功能在于铸造人的灵魂
习近平同志说：“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因此，他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以下未加注的引文，均出此讲话）这些中肯亲切的话语，不仅把文艺价值引领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也符合艺术规律地揭示了文艺价值引领的方法与途径。
文艺要铸造人的灵魂，这是文艺分内的事情。铸造什么样的灵魂，则是区别文艺高下优劣的分水岭。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它能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在真切反映人民心声、愿望和憧憬的同时将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所以，它才要求“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才要求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才要求文艺能“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习近平指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这便道出了社会主义文艺永葆青春的密码，道出了社会主义文艺根本属性之所在。
文艺是时代前行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总书记殷切地期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这就把对文艺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升华到了新的水平。无疑，那些始终以人民生活历史进程和整个民族奋斗复兴沧桑巨变作为表现对象、注重揭示民族潜存的义无反顾进取精神和旺盛创造力背后的传统价值依托的作品，那些把创新和开拓作为民族发展不竭动力予以讴歌的作品，总是令人感动，让人肃然起敬的。
文艺创作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
毋庸讳言，相当一段时间内，文艺创作中存在着忽视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信奉偏斜文艺观的现象。有些作品，几乎到了忘记“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地步。什么是“中国精神”？习近平同志对其内涵有个高度凝练的概括，那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振奋起全体人民的“精气神”。文艺的历史和实践已反复证明，这种“中国精神”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有着无穷无尽的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
文艺创作如何体现“中国精神”？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汲取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营养、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角度出发，已经给出了切中肯綮的答案：“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这段话中包涵着多少丰富的文艺思想啊！一则，它告诉了我们处理“当代生活”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再则，它明确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间的内在关联；三则，它尖锐坦率地批评了崇洋媚外的、不健康的“西化”倾向和心态；复则，它对各种轻蔑“中国精神”、放弃“真善美”追求的文艺论调作了渗透骨髓的判断。可谓是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我以为，这段话的核心，就是强调文艺创作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任何“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任何看人家眼色行事，讨好外国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或不惜丑化历史、辱没民族以迎合洋人口味，“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扭曲态度，都是需要纠正和克服的。
那么，不赞成“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是不是就无须向国外学习了呢？当然不是。为了防止产生歧义，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们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如此一来，文艺创作中批判继承问题理解上的各种片面性就都被解除了。不拒绝向国外的先进东西学习，不等于不拒绝在西方价值观和理论学说面前低三下四、挤眉弄眼、丧失创造的主体性。鲁迅当年就说过：“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拾人牙慧，断了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之路的文艺创作，是难以行得通的。
搬掉妨害文艺创作的绊脚石
“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在文艺创作观念上的反映，就是“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这五“去”相互联系、彼此呼应；这五“去”，几乎把主要错误观念都囊括了进去。
“去思想化”的要害是鼓励文艺娱乐化、低俗化、消闲化，把各类文艺活动都纳入“文化工业”的消费逻辑。它让传统娱乐文化的生产被新起的、单一以“快乐”为目的的生产方式所替代；它使文艺的认识、教育、审美功能发生大面积的转移和颠覆；它阻止人们去思考，只迷信于一种简单的“快乐”原则,甚至主张从“娱乐”到“狂乐”再到“傻乐”的一种“集体性无意识”；它最终达到的是文艺在想象中摆脱所谓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去政治化”效果。由于对伦理、道德、世界观漠不关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逐渐空壳化，这种创作也就失去了精神影响力和美学支点。
“去价值化”是个虚伪的说法。它打着“去价值”的旗号，实际上在为另一种价值诉求鸣锣开道。所有的文艺创作都有价值承载，不赋予创作价值导向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去价值”也好，“价值中立”也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只不过倡导者不便明说。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06页） ，它“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26页）不妨试想，倘若文艺作品没有了价值成分，取消了价值尺度，丧失了任何“有用”性，那它还能打动人心、让人震撼、让人愉悦、让人得出美丑判断吗？去除价值因素的文艺创作，会“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 ，只能变成为空虚、苍白、枯燥、无聊、逃避净化功能的语言和文字游戏。
“去历史化”则是解构主义的产物，它势必走向抽象人性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文艺及其表现对象都是历时态的，除去历史维度，放弃在历史真实前提下求得艺术真实，文艺创作注定陷入凌空蹈虚、“戏说”“穿越”、“恶搞”经典、断裂破碎、干瘪乏味的新形式主义泥淖。这一法则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适用的。恩格斯曾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文艺的“去历史化”，显然与这种见解背道而驰。“去历史化”，说穿了，不过是在臆想和独断的基础上对“五四”以来的进步历史、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的辉煌进程加以回避、稀释，加以扭曲、否定和妖魔化的另类表述罢了。它的目的是使革命的历史变成一种没有深度、激情和审美的东西。
“去中国化”有点“拔着头发想上天”（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的味道。身为中国作家，却要完全消除本土特征，非说“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能办得到吗？文艺创作假如真的从作品形态、主题、题材、语言、个性、意境、理念等方面都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跑，阻绝自己的血脉和尊严，又怎能去“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同丧失了精神脊梁的“洋奴”意识有何区别？这种创作不啻于饮鸩止渴，是不可能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的。
“去主流化”的本质是排斥和反对“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文艺创作的主流，是审美地反映亿万人民在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和波澜壮阔的建设功绩。文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向上向善的道德原则、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多元”碰撞的状态，因之强调“主旋律”和“多样化”统一才有了根据。“去主流化”的后果，无非是创作走向“支流化”、“末流化”，走向所谓的“内宇宙”和“卿卿我我”。一旦把有理想感的革命生活当作不值一提的东西,那么沉浸于“小我”的“窃窃私语”和“一地鸡毛”就必然成为“香饽饽”。这和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民族优秀作品的愿望是南辕北辙的。
文艺要在开拓创新中迈上新台阶
文艺创作中的五“去”思想，是有悖于“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870页）原则的，是有悖于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的，是风行一阵子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衍生品。习近平同志对此语重心长地指出：热衷于这五“去”那一套，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当作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广大文艺工作者须得有认识上的这份清醒，须得有文化上的这种自觉。
如何提高创作上的自觉和自信，关键是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珍视传统，紧接“地气”，努力消除愈走愈窄的“路径依赖”和“因袭依赖”，充分调动起作家、艺术家的原创精神和开拓积极性。再不能一味地追随、迎合与模仿了，再不能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奉若神明了。文艺创作中作家要尽量有自己独立的体验、冷峻的思索、透辟的判断和深邃的主见，尽量“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这样，作家、艺术家才能“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为了提高创作上的自觉和自信，作家、艺术家要克服浮躁情绪，消除卑怯心理，拒绝欲利诱惑，潜下心来创作。在这方面，作家路遥堪称楷模。众所周知，他花了多年的心血，累得两鬓斑白、皱纹纵横，最后憔悴和衰弱得像个垂危的病人一样，才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作家倘若没有这股子忘我拼命的干劲，没有与故乡人民和黄土地的血汗浸泡，没有如海绵吸水般地汲取学习，怎能创作出如此紧扣时代脉动、高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和生存勇气、凸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既砥砺人心又感人至深的经典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在“中国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创新将成为文艺发展的杠杆与引擎。文艺创作中那股浓郁的人文情怀再不能被无理说教和世俗欲望的暴风吹散了；文艺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内涵再不能被无端地稀释和抽空了；文艺创作中信仰迷茫、理想迷失、精神上“缺钙”的“软骨病”再不要重犯了。有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指引，我国文艺创作一定会跃入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