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城一面”说明了规划理念的精神干枯和城市文化知识的贫乏

　　■ 我国拥有伟大的人居传统，西方规划专家为之倾倒，而我们每每嗤之为落后

■一些人仍不自觉地把西方人居作为世界人居的唯一类型和普遍模式，并以此诠释中国人居的性质、对象和范围

■我们在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对本土文化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人居环境科学的开创者、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家吴良镛谈“匠人营国”

　　“我们拥有伟大的人居传统，”吴良镛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可是，在当代的实践中，专业规划设计人员仍主要依赖西方理论的指导，较少关注甚至抵触中国传统的理论方法。”

　　大病初愈的吴良镛2012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在《明日之人居》一书中，直陈当前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城市建设重规模、轻质量，建筑形象相互模仿，‘千城一面’的现象已经成为当下许多城市的现实。它不只是物质空间形式的雷同，更说明了规划理念的精神干枯和城市文化知识的贫乏。”

　　这位年愈九旬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开创者，继而推出近百万言的《中国人居史》，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我们对古代体系的再探索和再发掘，不仅希望提供一种技术上的参考，更期待迎来一场观念上的更新。我们试图寻找这遗失的‘东方传统智慧’，使其在今天人居环境营造中发出新的光辉。”

　　在这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他对两千多年前中国城市营造的经典《周礼•考工记》所载之“匠人营国”再作阐释：“‘匠’指营建者，历史上有思想、有成就的‘匠人’被称为‘哲匠’，泛指我们科技工作者应当具有‘匠人’的美德”，“‘营’指经营，统筹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国’原指都城，这里用来表示我们从‘就建筑论建筑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人居环境，这是中国当代人居规划设计者的责任!”

　　自1993年正式提出“人居环境科学”以来，吴良镛出版了《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主持起草了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世界建筑师大会《北京宪章》。《中国人居史》的出版，使吴良镛开创的人居环境科学获得历史学的支撑，并为中国人居环境思想的研究，谱写了新的篇章。

与西方并驾齐驱的东方体系

　　《中国人居史》直贯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对中国人居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演进规律进行了系统阐述，饱蘸对当下中国转型与复兴的关切。

　　“研究中国古代人居史，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正本清源，条分缕析，探索中国人居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而针对当前问题，结合当今形势，将文明中的过去与现状相联系，通古今之变，谋复兴之道。”吴良镛直抒胸臆。

　　“漫长的中国人居发展历史，有一个基本观念贯穿始终，就是中国人强烈的环境观念，这种观念放大而为‘天下’，凝缩而为家园。”他指出，“中国人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实践着人居的理想，创造了人居的辉煌。这是中国人居史的一个独特现象。”

　　由此，距今约4300年至4000年的陶寺古城、《管子》之“度地形而为国”、秦代设郡县、汉长安之陵邑、宇文恺营造隋都大兴、宋代城市突破里坊的限制、明清时期“山—水—城”格局的日臻完善，被纳入一个缜密的体系予以梳理，人居环境的“生成整体”被揭示出来——

在天下尺度上，中国人通过择定天下之中、建设支撑体系、构建文化秩序等手段，创造了恢弘壮阔的天下人居图景，天下模式自秦代空间结构奠基到唐代完善，再到清代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而定型;

在地区尺度上，中国人有一种“地区设计”的理念，自觉地依照一定的法则在自然和人工的环境中建立整体的空间秩序。例如隋唐洛阳，城市的轴线北起邙山，穿越宫城、洛河、城市里坊，直抵龙门，在一个大的区域环境中寻找到了准确的方位，以此确定了地区内城市与自然环境的整体关系;

在城市尺度上，其整体创造，一方面体现了“体国经野”，既重视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又重视协调营造过程中的多方面因素;另一方面，城市的各个部分始终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经营，如隋大兴与洛阳，正是将居民区(坊)与宫城以统一模数进行规划建造，从而控制了全城的总体结构关系;

在地区与城市的营建中，往往将重大基础设施与整体空间布局融为一体，甚至成为整个规划设计的主线，如赵州桥及周边环境、都江堰与二王庙、大运河沿岸风景的塑造等;

在具体的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古人将衡量土地面积，判别自然的丰腴程度，作为建设人居环境的前提，使自然资源和人居环境的用地规模、人口规模相协调。

古人已经意识到自然资源要与人类发展需求相互匹配的道理，这类似于今天的“生态足迹”、“承载力”等概念，即认识到人居环境的建设规模不能超越自然资源的承载，所谓“量地以制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特别强调一种“节用”的思想，避免过度的资源使用造成的浪费，所谓“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

　　“在古代中国，‘自然’一词更多地包含了‘自然而然’的‘道’的含义，万物存在于自然中亦由‘道’孕育生成。”吴良镛指出，古人所见的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不像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体系那样将其分解为各个割裂开来的要素进行“解剖”。

　　“比如，‘形胜’就是在整体的、人化的自然环境中选择、营建人居之地的重要思想。”他举出例证：在古代修编的地方志书中常有专门的“形胜”篇，从“国”、“城”、“村”、“宅”等不同尺度对人居环境进行描述。战国时代的《荀子》对“形胜”作出明确表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这一思想几乎贯穿了秦汉之后所有的人居环境选址和环境营建过程。

　　古人认为：“地者，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根菀也。”自汉代以来，中国人逐步建立的精耕细作土地利用方式，是传统中国区别于西方，不以扩张领土而获取更多生活资料的重要原因。

古人建立了具有生命力的自然的有机循环观念，创造了一种与人居共生的有机农业，利用城镇的粪便作为农村桑树培植的肥料，利用城镇的酒糟作为养猪的饲料，将城镇的废物进行再利用;反过来，农桑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城乡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古代的人居规划设计中蕴藏着丰富且极具智慧的观念、理论原则和技术方法，它们构成了可与西方规划设计理论并驾齐驱的东方体系。”吴良镛得出结论。

“对本土文化要有一种文化自觉”

　　出生于1922年的吴良镛，见证了上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文化的坎坷历程。“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吴良镛的业师梁思成上世纪30年代撰文感伤，“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减的现象”。

　　1944年初，吴良镛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前写了一篇论文《释阙》，刊登在班办的刊物上，得到梁思成的欣赏，后者便托人打听他的下落，希望能招至门下。

　　1945年初夏，吴良镛在重庆见到了梁思成。“先生原望我充当其古建筑研究之助手，当我陈述自己对城市研究的志向后，不期深得先生赞赏，从此更坚定我终生致力的目标。”吴良镛回忆。

　　他不能忘记1940年参加高中毕业升学考试后两小时，他就读的中学所在的合川就遭到了日军疯狂大轰炸。“全城大火竟日，顿成瓦砾，居民在废墟中啼哭，使我更感到天下之大，却无安乐之土，正是这种国仇家恨，促使我愤然选择建筑专业。”

　　受梁思成之邀，吴良镛参与筹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被梁思成推荐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深造，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学家沙里宁。求学期间，沙里宁不止一次对他说：“中国有博大的东方文化，可惜我知之甚少，希望你能够在中与西、古与今方面走出自己的道路。”

　　上世纪50年代初，吴良镛归国执教，很快经历了“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理论的批判”。这场批判造成的后果，“拿张镈(注：人民大会堂设计者之一)一句话来说，你们批判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弄得我没主意了。”吴良镛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在那个困难时期，吴良镛在讲课与教材的编写中，仍坚持对中国文化的梳理。1960年他主持《城乡规划》教学用书的总体规划部分，专附以“中国城乡规划史”章节。

　　文革结束后，他撰文疾呼：“我国许多名城如北京、西安、苏州、绍兴等，精于相地，因山就水，城廓街衢、建筑园林、水泾桥梁，各具特色。西方规划专家为之倾倒，而我们每每嗤之为落后”，“试想如果照有的报上所宣传的北京‘现代化’城市的‘远景’所设想的那样：‘将来北京到处都是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故宫犹如其中的峡谷’，那还得了!”

　　1980年，吴良镛应邀赴联邦德国卡塞尔大学开设“中国城市与建筑”讲座，出版英文本《中国城市史纲》。1989年，他完成《广义建筑学》一书，发出呼吁：“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促使我认识到，只有单独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是不够的，要进行综合融贯的‘人居史’的研究。”2001年《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写就之后，吴良镛启动了“中国人居史”计划。

　　从60岁开始，吴良镛每天夜里3时起床工作，“鏖战”两三个小时之后，稍事休息便准时上班，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清晨和傍晚，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推着一个盛满图书、资料的小推车在上下班路上走过校园，成为清华大学一景。

　　“在整个世界人居的大背景下，西方人居是一种类型，中国人居也是一种类型。”吴良镛说，“中国人居体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近百年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我们对本土人居缺乏基本的认识与自信，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习惯在西方体系形成的模式下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我们的建筑、规划、园林教育对中国体系也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得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改观。”

　　他指出，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不自觉地把西方人居作为世界人居的唯一类型和普遍模式，对中国人居的性质、对象和范围，完全用西方人居的范畴与话语系统来诠释，这样的“中国人居史”实际上是西方人居史的“投影”。

　　“现在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和本来的面目，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错误的观点。”吴良镛强调，只有努力把握中国人居的个性和特殊性，才能理解中国人居的民族特色，才能丰富世界人居史的内容。“中国人居史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作为中国人，中国学者应当了解本国人居的起源、历史与基本价值。”

建构开放的人居环境学科体系

　　人类的城市在20世纪受西方功能主义规划思潮的影响，天翻地覆——原本复合多样的城市功能骤然被分解成一个个孤立的单元，生产、生活、游憩被安排在不同区域，步行空间迅速缩减，人们对机械交通发生依赖，枯燥而高耗费的城市生活从此开始，并衍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对此种西方“城市病”，吴良镛保持着高度警惕。1978年，他赴墨西哥参加国际建协大会，带回了一份重要文件——1977年国际建协拟定的《马丘比丘宪章》，其起草者之一，正是吴良镛当年在沙里宁事务所的同事——一位波兰建筑师。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制订的《雅典宪章》，是西方建设功能主义城市的规划纲领，《马丘比丘宪章》对其予以修正，指出：《雅典宪章》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这一错误的后果在许多新城市中都可看到。这些新城市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城市生活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

　　1949年，《雅典宪章》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对中国规划体系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在《雅典宪章》发表后的实践已证明了这种机械方法的不当。”2001年，吴良镛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写道，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对复杂的城市内容，仅用功能分区作机械的、简单化的处理，反而会导致忽视人的生活复杂性等新问题，以居住区、公共中心、“大街坊”尺度的交通系统、轴线、对景等拼凑的城市设计，是“观念性的错误”。

　　“汽车、航空等现代快速交通工具和各种新技术的出现，日复一日地破坏原有的城市结构和秩序，城市变得更为集中、拥挤，于是不得不寄托于一些技术的改善措施，如展宽街道、改善交通路口等等，待情况稍有好转立即引入更多的车辆，修建更多的道路，如此恶性循环。”吴良镛指出，中国现行的规划体系主要是在1950年代初期奠定的，属于物质规划，“我们不能不承认当前规划思想、规划方法是不完善的、滞后的，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城乡急剧发展的迫切需要，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改进”。

　　1980年，吴良镛撰文批评国内一些城市“为了追求现代化，在没经过通盘考虑的情况下，就要进行‘彻底改造’，实际上是重复西方过去几十年大拆中心区的弯路，结果搞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有特色”，并对“公式化”的城市建设倾向发出警告：“城市不问大小、不分性质，一律规划大广场、大马路、一条街，甚至对作为地方标志和骄傲的文物建筑也不加爱护，不是随意拆毁，就是偏偏要在它近旁建造高楼，以比高低。城市面貌千篇一律，抹煞地区差别，抛却了我国城市建设的某些传统。”

　　出于上述省思，吴良镛1989年提出“广义建筑学”之后，致力于人居环境科学的建设，将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中国建筑、规划、园林三者的学科划分是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吴良镛说，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学科的概念，而是在环境本位的理念之下，整体体悟环境，将各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巧融会贯通，采用“三位一体”的营造方略，纳若干关键之处成一有意义之骨架，笼万物于此，再成统一视觉连续之“景”，从而建立人居环境整体秩序。

　　“今天倡导建筑、规划、园林三个学科的‘三位一体’，并不是说只要这三个学科的综合就足够了。”吴良镛希望在既有学科划分的局面下，以此三个学科为主导专业，整合更多的外围学科，建构一个开放的人居环境学科体系。

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营造活动始终以“整体环境”为出发点，而非专注于一座建筑或一片风景，这正是人居环境科学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所追求的境界。

　　“对于中国传统人居的宝藏，我知之恨晚，所做的也非常有限，”吴良镛说，“正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云：‘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希望《中国人居史》能够像一把钥匙，打开宝库的大门，吸引更多的学者、学术团体以及执政者加入到探宝的队伍中，共同迎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