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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依旧鲜活

作者:张春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发生100周年。上海是新文化运动标志性刊物《新青年》(时为《青年杂志》)的诞生地,也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策源地之一。3月14—15日,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之二——“问题与主义”会议在上海举行。学者认为,虽然距今已有百年,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和思想依旧鲜活。

  并未“落幕”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思想觉醒、浴火重生的重要引擎,它以除旧布新、大破大立的大无畏精神,将中国推向大进步的轨道。重返它的语境,回顾百年的历史发展与思想变迁,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价值。

  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表示,新文化运动实际是一场文化、政治和历史等的综合运动。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和设想的社会改革,历经百年,梦想依旧。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仍在追求理想、良序的社会。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还未远去。

  韩水法表示,关于这场运动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较为深入的并不多;而且,对它的认识和评价等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有人认为它斩断传统文化根脉等。有些问题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会发现更多内容。因此,全面、客观、理性地反思、总结新文化运动,以跨学科的视野将会把它的理论反思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形成大量高水平的理论阐释和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的义务,也有实践上的迫切性。

  新文化运动以变革社会、探索强国之路为目的,喊出了反传统、反礼教的口号,激烈“反孔”。这种主张近年来被一些人冠以“激进主义”而受到批评。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高力克认为,不能以今天某些人的“尊孔”,来否定陈独秀等人当年激烈反孔教的意义。他提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成为中国文化古今转型划时代的历史界标。中国文化转型中变革传统与重构认同并举,一方面,中国文化在迎接现代性的洗礼而变革传统;另一方面,文化转型又在中华文化复兴中自我调整。这本身就是变革与认同交织的辩证过程。

“问题与主义”之争启迪后世

  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大众化进程。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于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之后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当时社会发展风云激荡;各种思潮、学说层出不穷,广泛流行,社会主义思潮更是异军突起,大受欢迎。

  然而,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军李大钊给胡适写信,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公开强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应该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李大钊的宣示发聋振聩,澄清了思想的迷雾,点亮了思想的明灯。

  论争过去近一百年,今天的学者可以更平静、更全面地从“问题与主义”论争引申开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力。

  对于“问题与主义”,鲁迅先生自有看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谈到,鲁迅提倡改革国民性、改变国民的精神,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因此要提倡文艺运动。“立人”、“涵养吾人之神思”和“提倡文艺运动”在鲁迅思想中“一以贯之”。今天纪念、反省新文化运动,这条路径仍值得沉思。

  “个体与家庭”议题重大

  1918年,《新青年》杂志推出“易卜生专号”。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的命运,引起当时一代青年的共鸣,更将“个人与家庭”、妇女解放等问题推到时代的前台。时移世迁,怎样建设家庭、怎样使个人与家庭和谐相生,依然是一个时代课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强调,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之前,更直接、更触动人心的是关于“个体”与“家庭”的论述。当时,对此有正反两个命题:倡导独立自由的个体,批判桎梏依附的家庭。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视这两个命题的合理性。在现代中国,个体与家庭可被称为“双重本体”,因为两者间有着难以消融的关系,各有其价值:单纯的个体性价值观念并不足以完全支撑起完整的现代社会,单纯强调个体远远不够;用“亲亲”代替“个体”的企图也有巨大风险。

  显然,在今日中国推进社会建设的进程中,怎样处理好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系列学术会议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5家高校院系联合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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