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如何发挥文艺的价值引领作用，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文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影响，已被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
价值引领是促进文艺发展的动力
重视文艺的价值引领作用，不仅关乎文艺的精神方向，而且关乎文艺的审美质量。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进步文艺既能凝聚人心、积蓄力量，也内在地蕴含着文化的导引功能。无论是文艺的思想成分还是艺术成分，都起着某种牵引的作用。即使是文艺的创新性探索，倘若以突破价值底线、摆脱价值诉求为“诀窍”，专搞纯技巧、纯手法试验，那同样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上看，只有价值观先进或比较先进的作品，才会在文艺史的长河中长久地存活下去；从现实来看，只有价值观积极的作品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价值观消极的作品往往受到人们的唾弃和鄙视。价值，说到底是事物对人的有用性，因之没有人能逃避价值的选择和规定。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有些文艺作品中存在着苍白、混浊、卑琐和龌龊的乱象，一些作家艺术家没有表现出拥抱时代和生活的热情，有人甚至以“远离生活”、“逃避时代”、“回到内心”为荣，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严重缺少现实温度和时代气息。造成这种价值迷茫和倾斜现象的原因，同不重视文艺的价值引领作用是分不开的。
文艺要发展繁荣，必须重视文艺的价值引领作用。这是文艺发展的“火车头”，是文艺前行的“康庄路”。无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文艺要进步，单靠在技巧、手法和语言等形式因素上下功夫是行不通的。文艺的思想、境界、观念、品位的提升，可能是更为要紧的事情。文艺创作如果离开价值观的引领，势必会变得缺“钙”，患有“软骨症”，形成“小家子气”。那种以为保持“价值中立”、放弃“价值追求”、专写“超然于世”作品便可赢得“永恒”与“纯粹”的想法，是自欺欺人的糊涂观念。鲁迅先生说得好：“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
也许有人会不同意这种见解，认为没有价值引领的文艺照样能成功，甚或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例，指出这位笃信宗教、鼓吹“勿以暴力抗恶”学说的作家，还不是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这种认识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解。列宁曾经这样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成了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迈进的一步”，除了天才的描述和“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外，同他是一位“强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能“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成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并在作品里“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这种价值诉求，是绝对密不可分的。他的批判“所以这样感情强烈，这样热情奔放，这样有说服力，这样清新、真诚、具有力求‘追根究底’找出群众苦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透过列宁这些精准、透辟、辩证的论述，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价值选择和引领对于一位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吗？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既然价值引领同文艺发展关系如此密切，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把文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对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来说，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时代性的意义，我们要树立一种能够凝心聚力、与时代相契合、与古今中外优秀文明相承接的价值观念，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了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正能量的保障，成了我们自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标志与象征。它必将成为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感召力、生命力和原创力提升的有力精神支柱。
构建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系统，不管对于文艺创作还是理论批评来说，都是使之具有魂魄和饱含吸引力的秘密所在。还是鲁迅说得深刻：文艺是绝不能俯就、媚俗的，否则“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文艺实现价值引领的方法与途径，绝不能放任自流，走低下、虚假、消极、空泛、灰色、混乱一途。作家要勇敢而真诚地采取“崇德向善”、“求真求美”的态度和立场，重视文艺价值的引领作用，并施之以高超的艺术手段，这样的作品才会形成感染人、鼓舞人、修身励志、寓教于乐的力量。
发挥文艺的价值引领作用，关键是作家艺术家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真挚的体会与认同，做到知行合一。如果作家一方面想着出新，一方面又死抱着旧观念，不愿高扬理想和信念的风帆，不肯增强价值判断的能力和攀登道德高地的责任感，那么在剧烈的全球文化竞争中就有败下阵来的危险。试想，当高尚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情怀逐步向人类精神天空回归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文艺仍然让“假、恶、丑”扮演主角，让私欲泛滥的恶臭淹没干净的人性，那这种趋就低劣社会情绪和嗜好、对社会发展走向片面理解的“戾气”，就有彻底瓦解和扼杀文艺创作生机与活力的可能。
例如，有些作者喜欢在作品中展示抽象的人性和人性之恶，热衷于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与生理本能，津津乐道地表现人物阴暗和丑陋的一面，忘却或丧失了艺术良知和追求“真善美”价值取向的表现。客观地讲，人的生物性一面、龌龊丑恶的一面，作品中不是不能写，问题是看怎么写，秉持何种态度和立场，即采取怎样的价值引领。如果无视作品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把这作为所谓的“人性深度”开掘，炫耀欣赏、嗜痂成癖、以丑为美，那么这种价值引领就等同于制造腐蚀、瓦解人的灵魂的“毒品”,等同于制造污染、侵蚀人的精神的“雾霾”了。对人性的描写，我们要有唯物史观的透视，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加以鉴别和判断，否则，很容易走上有闲阶级旧文艺趣味的老路。
发挥文艺的价值引领作用，势必要同创作和批评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历史虚无主义所以不可取，要害就在于它不承认或抹煞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专门否定进步价值观的意义。比如，表现革命历史题材本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能表现得好，注意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努力采用新视角和新手法是必要的。但这种求新求变，并不等于要搞历史虚无主义，并不等于要制造“戏说”、“大话”、“解构”、“穿越”、“诽谤”一类东西。文艺创作中如果有意无意地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只青睐支流而否定主流，热衷于个别负面现象的展览而否定事物的本质，一心想把黑暗的历史“漂白”，把洁净的史实“玷污”,把高尚的东西“矮化”，夸大“人祸”，热衷“翻案”，肆意胡编乱造，这种创作，只会使读者丧失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信心，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重视价值引领是文艺家责无旁贷的使命
文艺创作不是纯个人的行为，因为任何作品总是要给人看的，就有价值引领作用包含其中。文艺的价值引领，归根结底就是它在传播过程中的“育人”和“化人”作用。以哪种价值“育人”、“化人”，不仅事关文艺的质量和方向，也事关文艺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在文艺观念、表现内容、表现方法、接受方式和消费状态复杂的情况下，由于文艺创作生态芜杂失衡、价值取向明显倾斜，因此，重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整合、引领，努力使革命文艺传统和古代优秀文艺传统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力求形成追求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高尚价值观和审美境界的风气，认真提升文艺作品的思想深度、精神高度和美学品格，真正让文艺作品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既旗帜鲜明又润物无声、既尖锐泼辣又潜移默化的陶冶、净化、激励和知音的作用，这是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面临的不容推辞的使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家和艺术家需要把世界观的锤炼提上日程。记得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有些作家和诗人所以“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一些情节大致相同的题材，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其价值引领作用大相径庭，就是由作者的世界观因素造成的。由此可见，文艺价值引领作用的大小与好坏，作者世界观清晰、可靠与否是潜藏在背后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这就是说，如果作家深入人民，在生活中占据了道德高地，培养了公平、正义心理，注意价值的引领作用，那么他在创作上就可能摆脱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拘囿和束缚，自觉地去表达民众的企盼和呼声，成为人民的忠实代言人。这种价值引领，对文艺的健康发展和民族的固本强基都是极具好处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那么，什么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呢？现阶段这种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鲜明地指出了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强国与文艺建设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充分发挥文艺在价值引领上的独特作用，已成为坚持文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关键举措。我们有了在文艺价值观引领上的主动与自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就有了“定心丸”，文艺探索和创新也就有了正确的遵循和准绳。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视文艺的价值引领作用，努力形成不同社会文化方面的“价值共振”，必将使社会主义文艺展现出熠熠生辉的人文光彩和绚丽夺目的美学前景。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