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媒体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时代的原因。第三产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不一样了，制造业时代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有发言权，但是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品主要是无形产品。而在无形产品里我们发现，虚拟的作为真实，比真实的真实还真实。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真实的政治，它其实是虚拟的真实，或者是被媒体描绘出来的真实。因此在这个时代，媒体就变得极其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这是我从政治学的视角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谈四个问题：

第一，媒体的功能。作为一个媒体局外人，我认为媒体有三大功能：一是传播信息。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国内国外的信息，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个国家在文明上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就会出局。还有政治信息，也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信息，人民对这类信息是感兴趣的，因为关系到人民的命运。今天是信息社会，要求媒体自由，因为必须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自由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是评论政府的政策。媒体掌握新闻话语权，代表社会的各种势力来评论和评价政府所做的事。人民是有权利评价政府的，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做得对不对、好不好，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媒体的第二个功能。

　　三是塑造价值观。媒体塑造价值观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以及报道信息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来实现。任何一种媒体、任何一家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不仅仅选择事实，而且选择使用的语言和概念。这种有选择的信息传播表达了媒体或媒体人的价值判断、价值体系，因此就有塑造人民乃至政府的价值体系的作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说，过去西方教会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之后变成大学文科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今天这个排序要变过来：第一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主要机构，第二是大学文科，第三才是教会。

　　价值观对于政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方法有四种：第一是执法，维持社会整体秩序。第二是代表最强大的社会集团，叫代表性。第三是平衡利益——现在与将来、部分与整体、变化与不变的利益，这是政府的责任。第四种可能是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管理社会的方式，就是把各种利益凝聚在一种正义观里，也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最大机构，所以受到政府的密切重视，要么政府出面管理，要么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三大功能中，自由传播信息与塑造价值观这两者是天然矛盾的。就是说，因为媒体有塑造价值观的功能，政府出于治理的需要，不可能不干涉新闻自由、传播信息的自由。这一点，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一样。

第二，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如果我们简化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东西叫专制，那么是否被认为是专制并不在于选举制，也不在于一党制，甚至不在于外国人怎么贴标签。比如英国治下的香港，既没有政党制度，也没有选举制度，但不论香港居民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称它为专制社会。什么原因呢?专制是个坏词儿，它跟集权程度没关系，而且集权的程度也没办法来判断。它靠什么来判断呢?就是人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自由，也就是揭露高官违法行为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缺少这种自由，这个国家就被称为专制国家，包括它本国的人民也都会这么认为。反之，如果媒体有揭露高官不法行为的自由，这个国家通常不会被称为专制，本国人民也不会认为自己国家专制。所以，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新闻媒体有没有揭露高官做不法之事的自由。

第三，对我国媒体现状的思考。我谈四个方面：首先，30多年来我国的信息传播自由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就是媒体，媒体就叫两报一刊。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满意的，因为既不可能有独立，也不可能有创新。那是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是一个新闻媒体闭锁的时代，也是一个无知的时代。今天来看就更清楚了，第三产业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谁能够创新，谁就有前途;谁不能创新，谁就没前途。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的媒体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一方面是专业化，一方面是国际化，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机报，等等，都给人一种进步的感觉。我也认为，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极其敬业的。

　　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为什么是自上而下?因为我们是官方而非教会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从上而下看，我们的价值观真够混乱的，底线都突破了。而且有各种表述，谁也说不清，记不住。如果美国人说就一个词——自由，欧洲人说也一个词——民主，伊斯兰教国家说，我就一个“伊斯兰教”，中文的表述简洁明了也能说清楚。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简单好记，而且是官方和人民共同认可的。

　　今天西方人宣扬“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分两类，一个叫民主法治，一个叫专制人治，制度决定一切。这是冷战后兴起的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认识。到底历史是制度塑造的，还是制度是历史塑造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一切?大量的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不是决定一切的。但是这种制度决定论，最后被归结为民主法治是好制度，其他都是坏制度，而且大家都不得不跟着这么说了。

　　这其实不是西学的精髓。但是这样一来，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就被接受了，特别是我们由此上了西方人的当。什么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以人为本，而不再谈以民为本。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了以个人为本，造成个人主义膨胀到荒唐的地步。学校连体育课都不敢上了，怕被学生起诉。哪个学生摔了胳膊折了腿，甚至跑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因此学校体育课就不上了，运动会不办了，春游也不搞了，到了这种极其荒唐的地步。

　　这是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为什么不提以民为本，而非要提以人为本呢?既然以人为本，因此一个人就可以挟持所有人。比如住房拆迁，99%的家庭都同意了，拆迁费也合适了，就有一家人不同意，成了钉子户，最后没办法，就拿钱摆平。结果先迁走的人觉得吃亏了，99%的人都不高兴，共产党因为一个人得罪了99%的人，那你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中国今天价值观混乱是自上而下的，是从上头开始混乱，从精英群体、知识界开始混乱，不是从老百姓开始的。

　　第三个方面是文风问题，官八股盛行，洋八股盛行，导致我们的媒体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官八股表现为言必称领导人曰，洋八股则是言必称阿伦特曰。我刚看完一本杂志，里面一半文章都提到汉娜·阿伦特，把我们今天的社会形容为极权主义社会。虽然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但人家就是这么来回说。为什么有官八股和洋八股的两极化、对抗化?跟文风有关系。改造我们的文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官八股?是有一批从年少到年老都在那写文件的人，跟社会没接触，认识脱离实际，写出来的东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同时又是左一句右一句，全面的、辩证的，让人不知所云，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不会“说人话”。洋八股是用一种特别蹩脚、劣质的翻译语言在那故弄玄虚。比如讲中国农村，上来先说外国某思想家说过一句什么话，然后就着这个话来说中国农村，其实那人跟中国农村什么关系都没有。洋八股言必称西洋理论，长句子、怪词，什么现代性，这个性那个性，总之是拿洋人来褒扬自己，吓唬别人。

　　应当认识到，现在这个时代，知识不再被少数专家所垄断，人民的知识已经普及了，民智大开。我在学校讲课时，有学生指出我什么地方说得不对，我会对全班学生说，刚才我说错了，最新的发展是这样的。所以别吓唬别人，今天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跟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是不买账的。另外我觉得，没有青年就没有未来，与青年的沟通交流出现障碍是今天官方媒体的一个问题，也是洋八股媒体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方面，新媒体出现的新情况，即粗俗化、快餐化的倾向。到处都在骂街，骂得可难听了，这使得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这个倾向不可任其发展，它破坏舆论环境，扰乱民心。所以要净化我们的舆论场，增强正能量，消减负能量，纠正错误的舆论导向。

最后谈谈怎么办。第一，政府对媒体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怎么管的问题。不放开新闻监督的自由，是管不好媒体的。不解决官方自己价值观混乱的问题，也管不好媒体。政府不改善自己的文风和作风，也是管不好媒体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提个建议。可以像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召开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研讨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让媒体从业人员说说怎么来改进。目的不是为了所谓的百花齐放，而是让全党和全国媒体从业者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在一个先进的方法上，来改善媒体目前的状况。如果不让大家讨论，自以为是，觉得我就最正确，那媒体也就会自行其是;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所以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当年毛泽东听了一个星期的讨论，每天听完后不发一言，但是晚上回去自己总结，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一篇经典文献。就是在这个文献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这是一个先进的做法，是延安作风。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谈政府管媒体的问题，而怎么去管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要让各方面的人充分发表意见，才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第三，如果说，意识形态之战、话语系统之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生命攸关、一个政权生命攸关的事情，那么就必须建立这样一种认识：共产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就是能把媒体变革成认同这个国家、支持国家发展事业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的政治是一种认同的政治，那么谁能够在这种认同政治里领导打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战，打赢话语系统创新之战，谁就是我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如果建立起这样一种认识，那么最出色的人才就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上。（原载《经济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