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有关中国软实力跟不上硬实力增长的辩论也与日俱增。国内舆论关注的是中国的话语体系如何才能被外国人理解;而国际舆论则把人们的注意力有意往制度方面引导。各种讨论的话外音似乎在说，中国政治改革如果不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偏离普世价值的方向，就不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其软实力就远远跟不上其硬实力。边芹在海外生活了多年，最近发表的《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一书，提供了分析中国及西方软实力的另一种视角。边芹分析了西方国家培养自己软实力的各种细节，让读者明白了这些“软实力”是如何产生的。

　　边芹通过分析西方的电影和一些文化表演来表明，西方国家中各种文化表演形式的主题都不是那么中立的，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不符合某种历史解释的不会被选中。久而久之，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里的那些“聪明人”明白了这种淘汰制度的精髓，就故意去迎合这些形式。他们获奖，得到奖金，成为本国国民令人羡慕的人物，再引导更多的人去模仿。

　　边芹还证明，西方国家里各种博物馆展览的主题安排也不是无意，也都是要让人们相信，历史是线性发展的，而他们永远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其余的文明，如果不朝这一方向发展，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无形的手，在背后操纵着文化这个看似中立的东西。最后，这一切都演化成对不同文明的人种优劣与否的一种说明，非西方文明就成了劣等文明。那么，不符合西方规范的就成了素质问题。中国人素质不高似乎成了贬低中华文明的最常见用语，也成了中国不发达的最根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成了为强盗打人辩护的最有力的解释。

　　当这些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中国文化中时，我们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最后变得越看越觉得自己丑陋。边芹痛心疾首地惊呼，西方人设计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歼灭战，最终这场自我意识歼灭战却由某些中国人来实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中国有些自我意识为精英的人，以抛弃中国国籍为荣，以到外国移民为荣，然而，却离不开中国这个大市场。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认真分析起来，边芹说的这些现象也有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现代史是一场时空巨大的革命历史。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放大了对西方世界的憧憬。走在社会运动前列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受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也是为了改革自己制度中的障碍。因此，丑化中国的传统、强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美丽幻想在改革开放中自然成为主流。

　　此外，使得中国社会中有许多人自觉地为西方人设计的这场自我意识歼灭战服务的原因还有几个：

　　一、贪婪，它使一些中国人自觉地要替别人作嫁衣裳，因为可以获得私利。

　　二、懒惰，它使我们一些在广义的媒体工作的民众把别人的东西简单翻译一下就搬了过来。

　　三、不明事理还十分自负。中国文化传统以儒家的道德判断为首。最有名的无外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愿对别人实施阴损坏招，甚至不愿想象别人会设陷阱害自己。这种传统被推而广之，产生出一种“镜像”效应，某些中国人会按自己的逻辑去想象别人，认为别人一定会像自己这样行事。这种“以已度人”的看法有时被西方人笑话为“天真”。

　　其实，西方世界不乏客观分析中国之人。有些人不但指出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异，甚至指出了中华文明如何影响到了西方，影响到了西方近代的发展。比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技史》就说明了，除了中华文明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外，从欧洲农业生产的进步到欧洲骑士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从中国传过去的一些技术。

　　又比如，艾田浦(Rene Etiemble)的《中国之欧洲》从思想层面解释了，欧洲传教士从中国发往欧洲的通信如何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又如何通过介绍中国的社会治理制度影响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

　　再比如，约翰•霍布森的(John Hobson)《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说明了，欧洲人是在19世纪殖民化运动的初期，创造出了西方文明是从希腊、罗马文明独立发展过来的“神话”，抹杀了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发展的贡献。这些“文化发明”就是为了替欧洲人的殖民主义运动找到一个借口，说明他们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文明的扩张，而不仅仅是资本和利益的扩张。

　　这些客观的分析被控制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紧紧压抑着。我们该做的，就是想办法把这些客观分析再传到西方去，让大墙后面的民众意识到，他们所熟悉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历史。

　　我们一定要把颠倒的历史观再颠倒过来。我们必须树立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才能真正树立对中国选择的道路、中国选择的理论和中国选择的制度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