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反映出来的是学风问题，是一个时代的学者表现出来的整体精神面貌和学术态度，更是一种价值选择和文化特征。文风映射学者心灵，“理胜则文采自然超众”。依附于那种云山雾罩般言说方式的文章、著作，也许只能在少数同行中流传，而大多数人只会敬而远之。真正有水平的学术著作应该切中问题实质，将深奥的学术问题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释给读者，这也是许多大家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文风、会风直接关系到党风、政风。那些热衷于造势而无实际内容的文风、会风，只能失信于民，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现在很多人厌恶开会，主要是因为其中的讲话毫无实质内涵。更为糟糕的是，说谎献媚的文风、会风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更为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助纣为虐，真可谓“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风呢?

　　首先，行文要简浅显。古人云：“文以载道”。“道”就是真理，真理是朴实的，因此载道的文字也应该是朴实的。李瑞环曾送朱维群一副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语不惊人死不休”固然可嘉，但我们更欣赏和提倡白居易写诗以求目不识丁的妇孺能知的精神。文章本意是让人读、让人明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载体，于大众而言，通俗易懂乃是最高境界。我们也不排除一些专业领域的文章著作由于领域自身的约束，无法避免生僻艰涩的话语，但这不应该是主流。

　　其次，破除“八股风”。中国人行文向来注重层次结构，传统文风发展到现在，就形成了毛泽东当年批评的“党八股”，他指出，“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毛泽东眼中的“党八股”在当下还大有市场，尤以一些报告、公文为甚，其文章标题主谓宾、名动形、语式字数层层对应，有了规矩，丢了思想。因此，去除“八股”形式，加强思想内容，仍然是我们改变文风的重要方面。

　　再次，可信又可爱。王国维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所言可爱不可信的哲学是指叔本华、尼采等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而可信不可爱的大概指向的是孔德、穆勒等的实证主义的唯科学论。这段话借用在时下文章、著作上也很适用。可信则指论说有理有据，经得起考验，并能传达让人信服的道理;可爱则指论证深入浅出，用适合读者的语言风格来演说，生动有趣，让读者在领悟知识、道理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文章的大众文风和作者的个性魅力。因此，可爱与可信如何兼顾，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文风是思想的外衣，是作者思想的直接反映。一个人是什么样，就会呈现什么样的文风。可信可爱的文风沁人心脾，使人感到温暖和充实;艰深晦涩的文风，只会把人变得没有情感、没有激情，冷冰冰的毫无思想。现实中，文风更是时代风气的一种彰显。那种拘泥于条条框框、死板僵硬甚至以八股为样板的文风，体现的是没有精神解放、没有开拓意识的社会氛围，对人对己对国家都是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同志提倡文艺大众化，就包括文风在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