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关于毛泽东思想性质的分析，亦即关于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分析与判断曾引发了较为著名的“第一次论战”，即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正统”还是“异端”的争论[1](P54-63)。美国学者施拉姆(Stuart R.Schram)①是上述论战的见证者与直接参与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见解。在施拉姆的整个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兴趣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其重要的理论聚焦点。施拉姆将由毛泽东开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是以传统文化改造、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构架出发，在对施拉姆上述思想做出基本分析与思考的基础上，以期深化对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理论地位等问题的相关研究。

　　一、理论前提：作为马克思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与“理论形态”的混淆使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完整理论形态确证的标志是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阐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古国生根、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选择，其构成了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核心话语，也内在形塑了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走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般客观存在的历史进程，其“源点”可以追溯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选择，并且作为理论与实践相互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历史的演进，其必然延伸其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射线。不可否认，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主要体现在要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界定为“具体历史事件”，诸如“中国共产党成立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等;要么将这一历史起点界定为“具体历史人物”，诸如“李大钊说”、“瞿秋白说”、“毛泽东说”，等等。但笔者以为，上述争议的症结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并非是单纯理论形态的演进，而是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历史实践紧密相联，未能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与“理论起点”。具体而言，根据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先行”的原则，作为“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于“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是在中国六届六中全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就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必然包含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实践与探索。因而，就作为客观历史事件或实践进程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也应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客观历史性探索就会面临着空白或缺失的状态。当然，毛泽东晚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误探索期，并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不应该被归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之中，而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于，“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2](P60)。

　　但是，施拉姆在此问题上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施拉姆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理论研究，认为这是决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不断获取成功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毛泽东——引者注)后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3](P46)施拉姆在他关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的两本重要著作——《毛泽东》与《毛泽东的思想》中，都花费了大量笔墨阐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夺取政权斗争的客观条件同建设社会主义迥异，但跨越1949年这个伟大的分界线后，他的中心思想始终不变，就足以证明从1926年—1976年的整个阶段，他的处世之道是始终如一的”[4](P10)。不难发现，在施拉姆分析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论框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构成其理论的聚焦点。或许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偏爱，使得他在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作为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误解，造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对二者的混淆使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施拉姆对“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区分使用上，他更倾向于使用后者。

　　一般而言，我们更多地倾向于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是科学思想的代表;而将“毛泽东的思想”界定为包含毛泽东晚年错误在内的毛泽东的个体思想的集合。而从施拉姆的一些理论阐释中不难发现，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毛泽东实践成功的重要保证。诸如，“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现实中去，运用到中国的历史遗产中”[5](P97)。可见，施拉姆将“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等同意义上加以使用。其实，这里有着更深的理论基础，那就是施拉姆关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判断。也就是说作为成熟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与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认识论的断裂”(阿尔都塞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其贯穿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始终，当然也包含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践，并且二者具有基本的理论连续性。

　　需要明确指出，施拉姆将“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使用的做法，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呈现形式的“历史过程”与“理论形态”的混淆使用。无可如何，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理论与实践都不能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之中而加以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是抽象公式，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当然，施拉姆将其视为主要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与实践的脱节，应自觉将其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外，而不能人为将二者相互混淆。

　　二、质性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与替换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问题上，目前国内学界取得了较为普遍的意见，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理论构架中起指导性作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经验是主要来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重要的养料而发挥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6]但在此问题上，施拉姆提出了与国内学界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特指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文化的结合，是用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极”。具体而言：

　　施拉姆在其早期代表作《毛泽东》一书中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隐喻的外衣，用中国的例子来阐述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从中国历史和哲学传统中挑选出被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结合，那么毛的‘中国化的’核心便是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3](P301)。也就是说，施拉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去“装饰”马克思主义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中进步价值观的有机结合。而在后来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观点。一方面，传统文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诸如语言形式等方面的支持，“它所采用的语言就不仅要能为那个国家的人民所理解，而且必须是新鲜活泼的，对他们的思想和传统有一定意义，而不能是从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语言生吞活剥翻译过来的一堆莫名其妙的行话”[5](P66)。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在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特征”去改造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施拉姆以唯物辩证法为例，探讨了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与转换作用。在他看来，唯物辩证法在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是运用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改造与升级。诸如，他认为毛泽东的矛盾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去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而且更为关键的是面临民族危机的关头用以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4](P598)。施拉姆上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带有非常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可见，施拉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两大基本构架，即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这二元互动格局导致了无法判断毛泽东的思想究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他将其视为“综合或折中主义”。并且，在他看来，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二元性质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使得毛泽东的思想性质呈现出不同的变化[5](P147-149)。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就如同他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从中国历史的教训和社会准则中寻找灵感”[5](P225)。他认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与实践的原因在于，其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二元之间发生了严重对立，甚至出现了分裂。在他看来，毛泽东晚年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价值，虽然仍然敬重马恩列斯的遗产，但是其思想重点发生了转移，即从遵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转向如何修改和发展。他日益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以期从中寻求消除与苏联模式的差距、缺陷的方法。“毛泽东完全从一个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变成一个某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在其思想中起着日益强大作用的折中主义者。”[5](P209)总之，在施拉姆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架中，传统文化具有主导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性规定，是在危急关头通过传统文化的形塑作用，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规定的“刚性结构”，使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得以吸收、融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

　　三、评价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从形式向内容的转换与非主导性地位的限定

　　综上所言，施拉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其理论前提是首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无限延伸到毛泽东整个实践的发展过程之中，并且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探索与实践也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的一个关键质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主要要素即是传统文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实，施拉姆上述判断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格局的设定。当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学热”、“传统文化复兴”等思潮的兴起，如何科学评价传统文化的历史性作用，如何科学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加以回答的重要问题。在我们看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其实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架中不可能居于主导性地位。在施拉姆的理论视域中，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架中基于绝对主导性地位，甚至可以使用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危急状态下、在不同生长环境中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传统文化的给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机制。笔者以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理论构架中主要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三是本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不能单纯依靠对某个概念进行重新阐释、或者通过用中国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换言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不是纯粹书斋中的理论研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转移，也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而必须从现实的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历史实践之中加以推进。如果将马克思主义比喻成种子，它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发挥提供养料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必须根植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之源[6]。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生发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产物，其运用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实践主题与实践主体的东方中国，必须实现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意味着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具体国情，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一系列指导实践开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运用上述观念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鲜活的实践经验。因此，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实践经验进行及时、科学的总结，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作为理论与实践交互统一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在其理论构架中，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与理论来源。

　　其次，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影响应实现从形式到内容供给功能的转变。就理论传播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外来文化在其“理论旅行”途中必然遭受本民族文化所形塑的“抵抗条件”，并且加之本民族在长久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在初期面对异域文化时，必然会带有某种程度的“陌生感”。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而言亦是如此，中国先进分子经常借助于传统文化解释、比附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如经常使用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解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初期，从形式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即运用传统文化比附、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传统文化去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场形式”，使之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以及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成为理论发展初期不得不采取的“策略”。这一点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十分明显，毛泽东曾借助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概念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但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形式’并不只是‘语言形式’，而是指‘有中国内容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决不是少数理论家或者学者在书斋中能做到的，而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实现的”[7](P228-229)。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不是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形式，而是结合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内容的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不应仅仅停留于形式层面，而需要扩展到内容供给层面的进一步深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论域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涉及的内容，因此需要用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7](P259)。诸如勤俭自强、艰苦奋斗等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中“超历史性因素”，都可以内在地构筑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内容。

　　最后，必须将传统文化置于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科学理解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作用。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言，文化等上层建筑层面的内容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发挥其特有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积淀的结晶，正如毛泽东所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8](P534)。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延续，作为当下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也内在构成了国情的重要成分而对现实发挥特定的影响。上述提及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作用应实现从形式到内容供给功能的转变，应注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部分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这并非意味着抬高传统文化的地位，也并非意味着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机制与发展逻辑——主要基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非单纯的学理性研究、概念改造或逻辑推演。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主要不是运用传统文化去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通过对当下具体实践活动的影响(包含对实践主体与实践过程的影响)而发挥作用。因此，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是体现在现实的运作层面，而非“博物馆学”(列文森语)层面的象征意义与直接质料供给功能上。

　　总而言之，施拉姆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分析毛泽东(尤其是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尝试，较之于以往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感性情绪化批判，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为毛泽东研究拓展了新的视角与空间。毛泽东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过多的“路径依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正如徐全兴先生所言，毛泽东早年对于传统文化的精湛理解成为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重要条件，但是其晚年却深受传统文化的限制，为传统文化所累[9](P11)。可以说，施拉姆非常清楚地指明了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作用，但遗憾的是他却将负累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机制和组成部分，这无疑是与事实不符的判断。

　　【注释】

　　①施拉姆(Stuart R.Schram),1924年生于美国，是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曾出版大量有关毛泽东的著作，诸如《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等。2003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召开《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暨表彰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学术研讨会》，对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给予高度赞扬。2012年7月8日施拉姆在法国去世，享年88岁(参见萧延中：《国际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逝世》，《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3]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4]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A].萧延中.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

　　[5]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田松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 刘林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机制与发展逻辑[J].江海学刊,2011(5).

　　[7] 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