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教师节要改在孔子诞辰，这个事件的背景是这几年刮起了一股复古风，有人主张儿童读经了，学者们在长篇大论地论述复兴儒学的必要，据说，这是为了弘扬民族精神。
靠尊孔读经能弘扬出什么民族精神?一百多年来，在强制中国人尊孔读经方面没有谁比一度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做得更有成效。自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学校废除读经以来，只在袁世凯当皇帝那几天恢复了一下，此后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不管他们怎样鼓吹尊孔复古，还是无力全面在学校恢复读经。日本帝国主义可就不同了，他们是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以武力作后盾，与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密切配合，作为一项基本战略通过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的。1938年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秉承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旨意，命令各日军占领省份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和孔子诞辰祭祀。之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规定了八条学校的训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尽力提倡中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他们把“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纲领，规定低年级必须读孝经，高年级和中学要读四书。为了培养骨干教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所，以“经学概论”和日语为主要课程。强令各学校设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修身课，在他们编写的课本中，强调“中国从来为家族制，不适用共产主义之无家族制;中国崇尚旧道德，不容打破礼仪廉耻之存在;中国为农业国，根本不适合共产主义……提倡发扬‘护乡’、‘爱家’、‘敬老’、‘扶幼’、‘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日本帝国主义深谙中国儒家伦理的精髓和要义，很明白这些东西无论怎样灌输，也灌输不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只会把他们驯化成任其驱使的奴隶。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他们则怕得很，从教材中删除得干干净净，不要说鲁迅，就连胡适也在被禁之列。
在汪精卫叛国前，日本人建立伪政权，所搜罗的大多是清朝遗老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政客，所谓的旧派人物。这些人都是孔孟信徒，一向顽固地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鼓吹尊孔读经，阻挠社会变革，极端惧怕和仇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共最坚决，把儒家道统的存废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命运更重要。清朝遗老、国学大师罗振玉，效忠于清王朝，为复辟帝制不惜勾结日本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要职。清末进士、《童蒙养正诗选》的增补者、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王揖唐，是伪华北临时政府的创始人和首脑之一，多次协助日寇主持治安强化运动，屠杀抗日军民，并亲赴日本叩谒天皇和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写表忠诗“八紘一宇浴红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向日寇献媚，无耻之极。清末举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日本主子面前奴颜婢膝，就职典礼上声言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梁鸿志，清末巨儒梁章钜之子，从小饱读诗书，儒学功底深厚，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日军一占领上海就卖身投靠成了头号大汉奸，“南京大屠杀”后踏着三十万同胞的鲜血在南京出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至死不知悔悟，临刑前还留下一句不便转述的极其下流的“名言”，充分暴露了所谓礼仪廉耻背后藏着的是多么卑污龌龊的内心世界。大汉奸伪新民会会长缪斌不属于北洋系，从其临刑前所赋的“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这首诗来看，也是一个孔孟信徒。日本帝国主义确实需要在被其奴役的民族中培植一种 “民族精神”以巩固其统治，光靠军事扫荡是不够的。上面这些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民族精神的活标本，而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则是他们可资利用的现成的精神文化资源。有趣的是，北洋军阀中多少有点骨气、在外敌面前大体上守住了一个中国人起码的道德底线的倒是那些出身行伍、儒学功底不太深的人。吴佩孚只是个秀才，22岁投身行伍。段祺瑞只在兵营里念过几天私塾，16岁就入伍了。尽管他们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抗战爆发后犹豫动摇，不仅没有丝毫的抗日行动，吴佩孚还给汉奸齐燮元当了个挂名的顾问以自保，但毕竟在日寇收买利诱下没有完全投入敌人怀抱犯下新的罪行。举这些例子决不是说儒学修养越深越没骨气，人格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儒学大师中也不乏有良好政治操守的人物。但是，上述这些汉奸的丑恶表演，恐怕也不能说和他们由一定的文化背景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完全没有关系，要不，日本帝国主义干吗要专门物色这种色彩的人物充当傀儡并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呢?
对于这种封建主义旧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和日寇文化侵略的阴谋，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有着清醒的认识。面对敌人的文化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为配合其反共投降活动而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我们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反共顽固派对外奴颜卑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他们提倡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主张尊孔、复古，保存‘国粹’，读经救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明确提出了“粉碎日寇汉奸对儿童的奴化教育及顽固分子投降派的反动教育”的战斗任务(《晋察冀边区抗日儿童团工作纲领》1940年7月)，确定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国民教育的指示》1940年4月20日)。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文化运动，1940年10月，晋察冀边区召开文救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敌后晋察冀边区文化运动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意义在于“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种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对敌斗争密切配合了军事上的反扫荡和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的振兴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是需要珍视和弘扬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一下，一百年来我们这个古老垂危的民族究竟是凭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获得新生，站立起来，并取得今日的辉煌成就，成为世界强国的。辛亥革命向封建纲常之首的君权发起了挑战，推翻了已经衰朽的封建帝制，客观上动摇了禁锢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儒学思想体系，迎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大解放——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曾热情地赞扬这一思想解放运动，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郭沫若的早期诗作《凤凰涅磐》和《炉中煤》、鲁迅的《呐喊》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先进分子当时的精神风貌，传达出时代的最强音。挣脱了封建道统的精神枷锁，中国的先进分子才有可能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和理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以后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迅速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背景。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先锋队，这个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井冈山点燃了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创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举世闻名的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赢得了近代以来唯一的一次获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打败了在物质力量上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建立了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战争在塑造伟大的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不是一国的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反侵略战争，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不仅仅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过鸭绿江，而且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只有这样去认识抗日战争才能理解我们党在当时为什么有那样强大的号召力、动员力和凝聚力，使全国人民心向延安，把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集合到了宝塔山下、延河之滨。在延安、在敌后，参加抗战就是参加革命，这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在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根本不同之处在意识形态上，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抗战的坚定性正是来自它的先进的意识形态而蒋介石对外敌的妥协性则来自它落后的意识形态。三十年代中期蒋介石就推行以儒教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报刊上充斥着渲染昔日华夏荣耀辉煌、颂扬固有伦理道德的文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标语到处都是，企图以此凝聚人心、号召民众。结果怎样呢?兵源靠抓壮丁，大批优秀青年冲破重重关卡冒着生命危险奔向延安。这说明，到了二十世纪，没有先进意识形态为灵魂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号召力。1943年当抗战处于重要转折关头的时候，蒋介石为了给他的反共政治阴谋作舆论准备，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除了罗列共产党的所谓“罪状”，攻击谩骂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就是极力赞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制度，极力颂扬维护这个封建宗法制度的封建伦理道德。看看蒋介石在书中是怎样说的吧，他说： “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他说：“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他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恢复我国固有之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乃又以忠孝为根本”。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因此“要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蒋介石的这些话，是不是和日本鬼子汉奸一个腔调?而当前连篇累牍的鼓吹儒学复兴的所谓学术文章，又有那一篇超越了蒋介石的这些基本论点?《中国之命运》抛出以后产生了怎样的政治效果呢?一出笼就成了一本绝妙的反面教材，它帮了中国革命的大忙，使人们进一步擦亮了眼睛，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不仅促进了国统区广大青年的觉悟，反蒋的学生运动从此走向高涨，就连许多原本拥护他的中间的甚至是中间偏右的上层知识分子也离他而去。闻一多、朱自清等就是在《中国之命运》的刺激之下迅速向左转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的。这说明，带有复古色彩的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得到人民的集体认同，不但不能整合社会，动员民众，反而会弄得众叛亲离。历史的经验值得值得记取。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抗战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形成了一道奇特景观。一种是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它活跃在八路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和广大抗日群众的口头上，规范于中共的报刊、文件和各根据地的文艺作品中，特点是鲜明、生动、活泼、大众化，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大的生命力，闪耀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标志着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已走向成熟，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一系列著作是它的杰出典范。一种是国统区的，它存在于官僚政客们的口头上，通过文字表现在国民党的报刊和国民党政府的公文中，特点是阴暗、酸腐、僵死、不文不白、概念含混，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性，散发着霉烂的气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它的集中代表。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民族精神，向人们展示着抗战胜利后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两种不同的前途和命运。经过八年抗战人民的力量已经壮大了，把帝国主义赶跑了以后谁还愿意再回到那黑暗的、万丈苦井般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宗法专制的旧社会?就连原来游离在革命阵营之外的人们这时也纷纷觉悟，开始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延安，滞留在香港的诗人戴望舒曾怀着无限的向往写下了如下的诗句：“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投降后，中华大地上会风起云涌般的聚集起那样强大的革命力量，仅仅三年多时间就埋葬了蒋家王朝，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和“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的地主阶级，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当毛泽东主席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上，何曾有过如此高昂而又充满理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五四前后开始孕育并在此后各个革命阶段不断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民族精神到了这时已经形成和确立，中国共产党是它的缔造者，这种民族精神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核心并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最优秀的精神遗产，健康向上，生机勃勃，再也不是被儒家纲常名教捆绑着的、扭曲的、病态的、愚昧落后的、符合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反动统治所需要的那种民族精神了。
我们应该珍惜、爱护、捍卫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培育起来的民族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走过弯路，有过失误，遇到过挫折，但是只要想一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二十世纪已经解决的问题和二十一世纪正在解决的问题，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就没有理由犹豫动摇，丧失信心。意识形态上的复古倒退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