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时机让我们重新认识奥威尔。

　　学者陆建德不久前才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调到文学所担任所长，他是国内的英语文学专家，奥威尔及其文学一直是他几十年来关注的对象。他曾在2010年就奥威尔的话题接受过采访，在接受记者专访再次谈论奥威尔时，陆建德不由自主总是把奥威尔、《1984》和当代世界联系起来，尤其是处于热点中的斯诺登和“棱镜计划”。对于奥威尔的文学成就，陆建德对早报记者说“奥威尔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更多是由他的写作风格有关系。”但陆建德也说，不能单纯地把奥威尔的文体、开式和他写作的内容分离开来看，“习能说奥威尔的支体跟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联系。”

　　语言的品质跟政治有联系

　　记者：因为斯诺登和“棱镜计划”，《1984》又成了畅销书。在你看来，“棱镜计划”，或者互联网监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老大哥”吗?

　　陆建德：就算没有“9•11”，美国还是会这么做。这个世界的本质不会变，最重要的是看一个国家能力如何，很多国家只是能力太差，没有能力做《1984》里的老大哥。科技超发达，你才能轮得上做被痛恨的老大哥。这个老大哥，监督所有人。

　　记者：当我们谈论奥威尔的时候，总是把他的很多抽象的政治词汇联系在一起，似乎奥威尔天然就是政治的。这种解读是否局限了奥威尔的文学成就?

　　陆建德：奥威尔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的写作风格有关系。他的写作，不是曲来拐去的，最大的长处就是明晰。他的英文遣词造句恰到好处，他用的词汇就是普通词汇，但是表达得非常贴切。《1984》并非他最杰出的作品，他的散文尤其锐利。比如他评论甘地的文章，他一上来就说“圣人在没有证明清白无辜之前应该总是有罪的”，他觉得，圣人背后有演戏的成分。这种句子，对我们有很大冲击，有穿透力。作为一名文体家，奥威尔在英国文学中有非常独特的位置。但奥威尔不只是拥有形式，你喜欢他语言的时候，也必然喜欢他的内容。

　　记者：但奥威尔创作这些句子、这些文章，面对的还是他当时身处的政治环境.奥威尔的文体与政治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陆建德：不能说奥威尔的文体就跟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联系，其实他的文体与政治也是有紧密联系的。奥威尔不太喜欢把简单的东西表达得复杂抽象，比如一个铲子，在政治家那里被称为地球工具，让人感觉非常宏大。政治家喜欢用空洞的词汇，往往还不停膨胀，慢慢使语言变得臃肿。所以在英语世界里，曾一度有人说，语言出现了水肿症。

　　记者：奥威尔写过很多文章来谈论英语语言，在他看来语言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

　　陆建德：我们感觉世界依靠语言，我们的经验提炼依靠语言，意识依靠语言来组织，这也是奥威尔那代人为什么特别担心语言的败坏。在现代派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焦虑。他们担心因为语言的败坏，我们看到的世界本身会出问题。如果这个都出了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连不好的政治制度都不及。

　　政治词汇在败坏语言的同时，也在败坏读者的感觉。很多语言的使用拐来拐去，其实有其他的目的，使得人们从现实问题上转移，实际上是在灌输和宣传。奥威尔敏感地感觉到，语言的品质其实跟政治是有联系的。他不希望看到，在讨论政治的时候，使用一些华而不实的语言。他是文体家，背后是更大的关怀，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

　　过分政治化理解奥威尔不公平

　　记者：可是很奇怪的是奥威尔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差异还是很大，比如他和伊夫林•沃、P.G.伍德豪斯。

　　陆建德：奥威尔眼他们俩很不同，伊夫林•沃希望进人上流社会伍德豪斯则是个有点糊里糊涂的人。伍德豪斯在二战时，对德国比较同情。但奥威尔觉得伍德豪斯只是有点英国上流社会的糊涂。奥威尔在批判英国上流社会的同时，也是同情，甚至有些喜欢。当然他公开表达的立场是，他更多倾向于和中下阶层在一起，这是他跟其他两人不同之处。

　　记者：奥威尔对中下阶层的关注是否与他的出身有关?

　　陆建德：奥威尔出生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在阶层上并不高，只是因为勤奋和聪慧考入了伊顿公学，但毕业后也没有去读大学，而是去缅甸当警察。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时期，会感到无形压力，尤其是英国人非常敏感。他对穷苦大众非常关心，而且真的深入社会。他对英国社会、英国的阶层了解很深，还对英国底层和普通人生活很熟悉。他从普通人身上看到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排外，但他也写道，从普通人身上看到了可爱。

　　记者：这种对中下阶层的关心，也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于是写了《1984》和《动物庄园》。

　　陆建德：他一直到晚年始终是左翼的，始终关心社会公正。但是我们对他的理解，尤其是对他的小说，过分政治化了。过分政治化的角度理解奥威尔，是不太公平的。在冷战时期，奥威尔是被利用了。奥威尔有一篇文章叫《Second Thoughts on James Bumham》(1946)，里面提到詹姆斯•伯南这个美国人，詹姆斯•伯南主张社会要讲究效率，他后来进入美国战略情报处，也就是中情局的前身。奥威尔非常不喜欢詹姆斯•伯南，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正义，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奥威尔有着英国式的散漫和低效率，他不喜欢太讲究效率的社会，所以他肯定不喜欢苏联，在某些方面苏联和德国又有点像。而伯南很崇尚高效率的社会，其实高效率主宰社会在二战后不是减弱而是加强，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一样的。另外一点，我们都说现代社会是高度竞争的，但是奥威尔不喜欢竞争。比如他不喜欢体育竞争，他高度警惕赛场上的民族主义。他非常喜欢板球，因为板球不是高度竞争的竞技体育。奥威尔的文章批驳伯南，他认为伯南版本的新社会本质上还是极权主义。历史的悖论是，奥威尔死了以后，他的个别作品被挑出来，作为冷战的宣传品。谁在做这些事情，恰恰是像詹姆斯•伯南这样的人。

　　当时有一个组织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背后由中情局运作，这个组织当时旗下有些刊物，比如有一份很重要的刊物就叫《遭遇》，那个杂志在英国影响非常大，一看就是美国人的宣传品。但那个时候，奥威尔已经死了，他不知道后来的情况。

　　奥威尔不断写作是要改变世界

　　记者：英国的左派后来对奥威尔还是非常不满的。

　　陆建德：雷蒙•威廉斯晚期写过一本书，对奥威尔批判很厉害，认为他在晚期完全悲观消极了。但是就算是批判，还是有传承的。左翼认为，奥威尔有些事情做得过了。他后期确实对知识界的趋向有些担心，他(的观点)有些时候眼麦卡锡主义有点相近，比如他列出所有(他认为的)通敌名单，这是他在生命最后做的。

　　记者：你怎么理解奥威尔身上的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

　　陆建德：人都是会变的，奥威尔在早年是左翼，后来就不会变、不会站队吗?要给人的不可预测性留点余地。奥威尔是个老派的英国左翼，其实也是个自由派，希望有一个空间表述观点。奥威尔不断地写作就是要改变世界。奥威尔虽然批判英国殖民政策，无形中还是有大英帝国的思维方式。

　　记者：有很多作家被认为是奥威尔的继承者，比如克里斯托弗•希金斯，真的有吗?

　　陆建德：我很难说，谁是继承人，事实上是没有的。就算有，我们常常要给他贴个标签，要看他是不是反苏。奥威尔的文体改变了太多太多人。特别在语言水肿症继续蔓延的时候，读奥威尔的作品就会觉得非常清新。

　　记者：可是应该把奥威尔放在英国文学传统的什么位置上?

　　陆建德：奥威尔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参与者，英国作家基本都是积极的社会参与者。他们对实际事务了解非常多。托克维尔比较过英国文人和法国文人，他认为法国知识分子是不太有经验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