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它来自哪里？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专家

主题：从抗震救灾看中华民族精神

嘉宾：黄纪苏，田辰山，韩德强，张宏良，李北方，徐亮等

时间：2008年6月1日下午3点

地点：乌有之乡书社（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以下是田辰山老师的发言稿：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举国上下大规模的抗震救灾在电视台和媒体报出了无数令人感动的故事。中国领导人、政府、军队、志愿援助人员、严重受地震损害的四川人（包括老师和儿童）的表现都很令人钦佩。使得历来只倾向报道中国负面消息的西方媒体也出现了较为肯定的报道。中国表现的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这种抗震救灾的英雄精神到底来自哪里？这是很值得认识清楚的，是个从根本上树立中国人自信心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把它叫做“以人为本”，叫做“人性化”。有些人还说这是国际接轨而来的“普世价值”。似乎中国人在过去是不讲“人性”的，是没有“尊重生命”传统的，而只是与国际接轨之后，才学会的。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中国人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的精神是一直延续在自己传统中的精神，是一种特有的中国精神，是中国两千年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温总理“多难兴邦”说法，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也是中国互系性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中国人是在困难之中站起来的，这是中国精神，也是中国人的经历。这是针对整个民族的精神来说的，这正是西方传统中所不突出的。

西方传统，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突出的是自私和邪恶的人性观念。这与中国人所看到的人性的美与善，是明显不同的。这明显不是从西方来的。所谓现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以人性恶作为基本设想所建立起来的制度。这一点是与中国人对政府和政治的观念存在根本区别的。所以，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是自己传统的。西方的所谓“尊重生命”，是尊重单个个人的生命，是把“人”想成是一己的、单个的，不是中国人的把“人”想成是互相联系不分的，是“大家”、是“民”、是“群众”。尊重一己个人生命，尊重单个个人生命，在逻辑上是不能直接产生、也不能在现时中实现尊重每一个人生命的。中国是把个人生命看成是与群体相联系的，不像西方个人与群体是对立的。所以，所谓“尊重生命”在西方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自由主义，个人把“我”这个一己看成是绝对的，是生命的完全意义，完全以一己为中心，一切围绕自己转，以自己为终极目的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则总是把个人看成是离不开与他人和群体、社会的联系的。这是中国传统固有的思维。而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就是依赖这种世界观和认识，具有了自己的精神，是在这种精神之下获得自己民族的延续和在任何困难面前站立着的。

世界上是没有普世价值的。所谓没有普世价值，就是没有绝对不变的价值，没有抽象的价值。任何价值都是具体的、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情势而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是金钱、是个人财富、是个人幸福、是个人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核心、是保护这些的权力政治、是西方概念的“democracy”,是西方概念的“法制”。这些都是绝对价值，是不变的价值，是抽象的价值，是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但在现实中，这些都不是绝对的、都是不抽象的、都不是普世的价值，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以互不联系的单个个人为假设基础上的。在直接逻辑上和现实社会中，都不导致所有个人的金钱、幸福、自由、权利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力政治(或“democracy”)和法制。而是，即便是一些个人的这些价值的实现，也是在竞争当中去实现的，而正是竞争是根本不会实现普世价值的机制。也即是说，竞争是以产生不平等为前提的，是以非绝对价值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点上，正是与中国精神相逆反的。恰恰是中国传统历来不推崇竞争，而是提倡合作与友好竞赛精神，是产生普遍价值（注意不是普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正是如此，才有大地震中国表现出的这种独特的精神。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政府、军队、志愿援助人员、严重受地震损害的四川人（包括老师和儿童）和全国人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表现？为什么西方报纸有对中国军队的表示惊讶？这就是中国传统所延续到当今获得迸发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来源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对人的认识，也即，把人不看成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个人，而是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就是把人看成是互相联系的而呈现的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把人看成是一己个人的，互无关系的，就不会有感同身受。感同身受是自由主义对人的认识产生不出来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它只讲个人感受，只局限于一己，当中是没有感受他人的逻辑的。相反，它在认识上和心理上，必然导致二元对立。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中国人把人看成是互相联系的，个人与群体不是对立的，看到的是人性的善和美，正是这些使得中国人所理解的“普世价值”，不是西方那个普世价值。因为西方普世价值是建立在人是互不联系的、人性是恶的，个人与群体是对立的，一己是终极目的的认识和心理状态上的价值，是由于这种情况，那种认为中国人是由于国际接轨学到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对普世价值的不了解，只是出于对西方概念的一种盲目崇拜。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别，才有了人们所熟知的在中国和在西方，有截然不同的政府和人民关系的认识。在西方，政府与人民永远是一对冤家，永远是对立的，个人对政府永远不能信任，永远怀有戒心，因为政府中的人也是个人，也是人性恶的，永远是在为自己权力追求的，任何政府中的个人必然是对其他个人造成威胁的。这就是众多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而中国人的认识是，政府和人民（不是个人）之间不是对立而是联系的；人不是没有好人的，政府是可以由好人来行使的，可以有好政府，好政府必须是为人民（不是为个人）利益的，可以是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这在自由主义传统是无法产生出的认识，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中国的精神和很多说法，在西方是奇怪的，是不可信的。因此，大地震中的政府和军民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是与所谓“普世价值”毫无干系的。

中国有做人的说法。这种做人的说法，是西方没有的。做人的说法，就是基于人性有两种，一种是伟大、高尚的，一种是渺小、低级的，甚至是卑鄙的、龌鹾的。所谓伟大、高尚的，就是特别注重把个人看成是与群体相联系的，在正当把握上，追求一个更合适的尺度。中国人历来的英雄精神是那种将天人视为合一的，把小我融入大我的认识和行为。而所谓渺小、低级的，甚至是卑鄙的、龌鹾的，也正是在不同程度上的把一己摆在人民之上或社会之上的不适当位置。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都无不是追求一个在特定情势条件下的一个小我与大我的恰如其分的关系，都是把小我的价值体现在与大我的联系之中。这次大地震之中，中国军民之表现的可歌可泣，还是这种体现。它体现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体现在没有过多时间考虑的时刻，所以体现的更是与人性接近的品质，体现的是人性的真实，而不是虚妄的人性，编造的人性。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特有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的认识和中国的经验，是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生存和自强的遗产。这种精神，就是古代的民本，就是近现代的革命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就是今天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尽管说法不同，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脉相承。它基于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特有经验的价值观念。用现在的话讲，这个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生命高于一切，就是个人敢于为着弱者、为着大多数人，为着他人敢于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某个知名学者将此指为“愚蠢”，说明他已经不再与中国的精神相认同。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是中华民族久经磨难而不倒，多难而兴邦的坚忍不拔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力量所在。也可以说，中华民族不是靠以个人第一生存发展下来的，而是靠以抗震救灾这种在生死存亡的现实面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性和精神，而生存自强起来的。

所谓“普世价值”，西语是“universal value”，是基于一种特有的西方思维，它包含一整套传统架构，一整套诸如“人性恶”、“个人第一”等的假设。中国有区别于西方这种价值，区别于这种架构的一套自己的东西。它是适合于中国自己生存和发展经验而来的。中国的价值是中国自己的一种文化和心理成熟的标志。成熟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互系思维的结果。也就是说，它看到高尚和渺小两种人性，看到如何从渺小走向高尚的过程。中国不把人混同于动物，不混淆人性与动物性的差别。在中国的意义上，不能有一个没有高尚和渺小差别的人和社会。一个没有这种差别的人、社会或民族是个迷失方向的人、社会和民族。只有高尚的人性才堪称人性，才是真正的人性。渺小的人性是伪人性，只是某些人的假设，是某些人的迷信。只有高尚、伟大的人性才是人性的所在，才是人生存的灵魂，才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打不垮的精神支柱，才是支配巨大物质的力量。这种人性存在于每一个人。地震中表现的美丽人性，众多的是发生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这种美丽，只在于人对自己的人性开发。而放弃对自己这种人性的开发，摒弃这种真正的人性，制造只有渺小才是人性，则是少数人虚妄概念对多数人的强加。这两种精神差别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和人、个人与社会是否是互相联系的认识；人是以单个人独立存在还是以联系的人之间形成的共同体而存在，是人以共同体形式的生存、自强，还是依赖某种假设的外来主宰力量。

新自由主义错就错在把个人利益突出为抽象概念的“人”的终极目的。它在于要把这个假设的概念从市场利润竞争的狭小范畴无限的扩大，扩展成普世价值、绝对价值，强加给任何人，强加给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而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实现的却只是少数所谓强者、成功者对大多数人构成的不平衡权利和权力关系。人们应当弄明白、认清新自由主义这种对社会、对人心、人性的危害和腐蚀。

当然，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对少数信仰自由主义的人怎么办？推崇这种理念造成的危害，已经在我们周围有丛生的现象。然而这种人是必然有的，也即，人和人不一般齐，十个指头不一般齐，怎么办？这就是一种社会运行的操作问题，就是不承认它政治上、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或正统地位；而是要把它控制为在操作层面的适当处理问题。也就是说，把它控制只在适当的市场范畴之内，使它对社会的冲突影响被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2008年6月1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