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潜规则》这本书，周围的朋友也经常拿这本书的销售业绩说事。《潜规则》一书除了经济效益外，还有一些荣誉。2008年，深圳某机构将《潜规则》一书入选为“30年30本书”。近日终于抽时间看了一遍《潜规则》，我认为，这本书是名不副实的。它的畅销有一定的道理，那就是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层出不穷。但是，在解读这一现象时，该书迎合了国内外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错误观念，即，中国从来就是坏的。因此，这本书只能是人们面对当今腐败的一种无奈发泄，而不能找到腐败的真正源头。
近一百年来，批判、反思中国传统是思想界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个思想潮流并没有形成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形成了一些有害的东西，其典型就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彻底否定。这一倾向认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毫无价值，中国几千年以来就一直是落后、愚昧、野蛮、腐败、非人道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思想进程在近百年间的中国开展得比较彻底，它已成为很多人评说中国的潜意识，不管是对中国的现实和古代传统，很多人在评论时，都不由自主地把这种潜意识当成了绝对真理。换句话说，丑化中国的思想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而《潜规则》这本书，就是建立在被完全丑化的中国历史的基础上的。
作者的写作此书背后的完整心态和思想理论，就是被严重丑化的中国，因此，作者很容易就得出结论说，腐败是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传统，作者甚至指出，当今中国的腐败还不如古代的腐败更文雅。事实上，腐败问题中国古代的确存在，而作者所向往的西方制度从古至今也同样存在。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腐败，究竟是什么原因，作者并没有认真探讨清楚，只是在丑化中国的大前提下，把腐败完全归结于中国的传统，从而让他所喜爱的西方制度摆脱了干系，变成了一个绝对美好的对照。这种态度除了造成该书的整体结论不能令人信服外，在一些细节上也造成无知的错误。
比方说，该书讲到清朝的一件事，庄稼收获的季节，农民要向政府交“皇粮”，也就是今天的交税。作者举例说，某地负责收粮的官吏故意刁难农民，还巧立名目多收。于是有人向上级告状。结果，上级政府严格明确了征税的规定，其中有一条说：下午三点以前不许停收。作者紧接着漫不经心地写道：“真不知道那些衙役原来是几点下班的”。这句话看起来没有严厉地批判，然而，这种“点到为止”的方式，给人的感觉是，丑陋的中国已经无可救药了，没有上级规定，官员毫无工作纪律，上下班时间简直一塌糊涂。然而，这种在丑化中国的潜意识下对读者的诱导，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不负责任的误导。
以清朝为例，皇帝的上班时间从早上三点开始，这就是凌晨的早朝，大臣们也是这个时间开始上班。从这个角度说，下午三点下班，一天的工作时间达12个小时，作者的冷嘲热讽毫无道理。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没必要早上三点上班，也都在六点左右上班，类似于现在天安门的国旗班，每天与太阳一起开始工作（不是起床）。这个道理很简单，古代没有电灯，很少有今天的夜生活，古人的活动时间尽量与日照时间结合在一起。因此，古人一般晚上八点就睡了。如果拿今天人们十二点睡觉相比，古代下午三点下班，等于现在傍晚七点下班，是不是够晚？因此，作者不放过任何机会，在这种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上都要对中国古代旁敲侧击地丑化的做法，实在是完全错误。
前不久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朱元璋大杀贪官却杀不尽的问题。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明朝初期的贪官多，原因之一，是因为元朝导致儒家学说长期被冷落的结果。不少跟帖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指出，明朝贪官多是因为明朝官员的薪水太低，所以要贪污。我还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此持相同的观点？看了《潜规则》，我算找到了一点解释，因为《潜规则》一书对于明朝腐败的解释，就是这个解释。《潜规则》一书的作者指出，明朝官员的薪水太低，折合今天的货币，当时一个县令的月薪是1840元，也就是年薪2.2万元。这样一个结果似乎告诉大家，官员收入在这个水平上，不贪也不行，因为，今天的普通老百姓，靠这样的收入也无法保证的体面的生活。我认为，作者在这里依然是以错误的方式严重误导读者。
仅仅拿明朝官员的收入与今天相比，是不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的，而且也是对历史的不公正。明朝官员的收入与当今人民币的比值，除了作者之外，我还看到其他人的一些计算。有一种计算指出，明朝县令的年薪收入相当于今天3.6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与《潜规则》的数字有出入，但问题不大，因为有正式收入和岗位补贴的差别。关键在于，明朝官员的收入，与当时的老百姓收入的比较。有人计算指出，明朝一个街头小贩的年收入为1.6万元，一个屠夫的年收入为2.3万元，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约1.4万元。如果我们把明朝官员的收入与今天相比，觉得少了，便认为他们有贪污的理由，那么，与当时的老百姓收入相比，明朝官员的收入少吗？再说，难道我们应该鼓励官员与老百姓贫富差别的加大吗？我认为，明朝官员与当时老百姓收入的差距，基本上是合理的。拿这样一个数字来证明中国一贯腐败的传统，实际上说不通，反而转移了当今人们的视线。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毫无疑问是造成当今腐败泛滥的重要的原因，而资本主义是《潜规则》一书的作者充分肯定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不愿面对资本主义与腐败的关系，便把当前腐败源头，寻根到中国历史的深处，以便让资本主义永远保持清纯少女的骗人形象。
作者在书中这种想象性推理很多，比方说，作者提出一个理论认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朝代在刚建立的时候，对于惩治腐败的标准比较严格，越到后来，惩治腐败的标准越宽松。除了古代的事例外，作者还特地举了现代的例子。作者说，1952年，新中国第一号贪官刘青山、张子善便被处决了。而1997年，贪污百万元人民币的贪官，并没有个个都被处死，只有一个贪污了193万元的贪官被处以死刑。于是，作者说，刘青山、张子善放在今天，贪污这点钱，很可能不会被处决。因此，作者用古代和现代的例子，证明了自己的理论：“正义的边界总是要老”。然而，作者的这个理论即便存在，他的推理也是完全靠不住的。
我们只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1951年刘、张贪污的钱，与1997年贪污的193万元人民币，哪个更值钱？一般认为，刘青山、张子善当年共贪污了170多万元人民币，作者可能认为没这么多。不管作者认为刘、张贪污了多少，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半个世纪时间里，货币价值不能完全按照票面数字来比较，这应该是肯定的。因此，作者所谓先紧后松的腐败惩罚规律，并没有可比性。《潜规则》一书中得出的真理性的结论：“正义的边界总是要老”，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理论。这个问题对于现代如此，对于古代中国也同样如此。古代社会在一个朝代初建的时候，往往物价比较平稳。而到朝代的末期，基本都处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中。这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我觉得，作者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下点功夫，说不定还能得出些真正有价值的结论，因为，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研究的人都不多。而作者在《潜规则》一书中，只是拿一些表面现象，不负责任地胡乱类比，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
此外，作者在向往西方制度、丑化中国传统的同时，还大量沿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价中国历史。比方说，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民关系，就是狼和羊的关系。我不知道对于西方社会，作者是否也用这样的关系来类比。在另一处，作者说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是虾米，小官吏是小鱼，大官是大鱼，因此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链条。我想问作者，在他喜欢的美国社会，虾米、小鱼、大鱼的关系是否也同样存在？难道美国社会是花鸟市场鱼缸，养的都是同样品种、同样大小的鱼？因此，用这种歧视性的比喻来描绘中国，根本找不到事实的真相。这种比喻放在中国可以，放在西方也同样可以。只是在丑化中国、美化西方的心理和理论定势下，像《潜规则》作者这样的人，不愿把这种比喻用在他们心爱的西方而已。

作者在书中还多次提到中国古代政府就是一个暴力集团。我们知道，政府就是合法暴力的概念来自西方，这个概念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暴力的，但是，类似《潜规则》的作者们，只愿意把这个概念用到中国，而不愿意把这个概念用到他们心爱的西方。西方社会在他们嘴里，倒是没有任何暴力的倾向，而他们居然视而不见：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拥有丰富而完整的理论，要求政府弱化暴力倾向。当然，作者并非完全无视这个现象，只是在彻底否定中国的理论指导下，将中国古代主张仁义道德的治国理论，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带过：那都是骗人的。如此说来，难道作者是希望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将暴力进行到底吗？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确有腐败，但是，腐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即便在今天的美国，腐败也大量存在，不用举例了，有人愿意视而不见，我也没办法。说中国的官场是造成腐败的根源，看看英国人写的一本书《官场病》，就会知道，腐败那里都一样，或多或少而已。将其原因完全归结到中国传统的头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的腐败毫无意义，只有对爱护作者心目中美好的西方制度有用，但是，这种用处也只是掩耳盗铃。因为，对于西方制度这种爱屋及乌的盲目崇拜，很可能使我们看不清西方制度真正的价值和弊病。

《潜规则》一书的作者基本上已完整接受了对中国的全盘丑化，因而，使得他在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自相矛盾。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古代社会官吏的腐败“传统”并影射现代，那么，古代是否也要惩治腐败呢？是否也要用制度机制来防止腐败呢？这一点作者也不能否认。作者在书中也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一个小官吏有权控制大官，朝廷派人检查、惩治腐败等事实。但是，作者对于这些行为，并不用权力制衡、监督、惩治等现代概念来解释，而是这样描述这些人：“合法地伤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原来，中国古代社会对于防止腐败的权力制衡、监督、惩治，在作者看来只是“合法地伤害别人”！似乎那些被制约、被检查、被惩治的腐败官员，都变成了无辜的好人。是什么造成了作者的这种结论？那就是丑化中国的结果——中国社会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古至今、从上到下都坏透了，没一个好人。
再比如，作者在讲到古代基层官吏收税问题时，也显得极不公正。每个国家的百姓都要交税，这很正常。作者说，如果有农民不缴税，官吏就会派人下乡催缴，于是，那些催缴的官吏被作者描绘成凶神恶煞。我们知道，即便在今天的美国，偷逃税款也是犯罪，也要被抓起来判刑的。中国古代的农民在交不出税的时候，还有可能逃往外地，在当今美国能轻易做到吗？瑞士银行引以为骄傲的为客户保密制度，因为美国打击偷逃税，如今也不得不放弃了。所以，作者可以对所缴的税种是否合理开展讨论和评价，没必要对中国古代官吏收税行为本身大肆丑化。作者还提到，中国的假货多是因为地摊多，顾客买了东西找不到卖主。我不知道作者的这个观点是否是为如狼似虎的城管寻找借口。我更愿意相信，作者这个观点是出于大资本家的利益，因为小摊贩的发达，会抢走大资本家的生意。而且，作者这个似是而非的谬论，无视中国历史上店面、铺面经商的习惯，更无视像晋商这样500年来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坚持商业道德、重视商业信誉的中国商业传统。
像《潜规则》作者这样以丑化中国为知识背景的人，常常自相矛盾。比方说遵守“祖制”的问题。在《潜规则》一书中，作者承认朱元璋的“祖制”对于惩治腐败是有用的，而且，作者还把朱元璋制定的“祖制”看成是明朝的宪法。这似乎是说，明朝就有了所谓“宪政”。但是，作者指出，中国人并不遵守“宪法”，不遵守明朝的祖制，所以明朝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接受作者的这个观点，就会遇到一个大麻烦。不少与《潜规则》一书的作者抱有同样丑化中国、美化西方观点的人，在评价宋朝时，基本上都斩钉截铁地说：宋朝一味遵守“祖制”，僵硬顽固，就是它灭亡的原因。并且，这些人还引申出一个更大的结论，中国的落后就是因为只听祖宗的话，因循守旧；祖宗制度不可违，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按照《潜规则》作者的说法，“祖制”就是《宪法》，就应该严格遵守。面对同样源自西方理论背景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国古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中国古人到底是遵守《宪法》的模范，还是视《宪法》为儿戏的违法乱纪分子？这种思维混乱就是因为丑化中国、彻底否定中国历史造成的，这种思维定势无助于今天的人们看清中国历史的真正面目。
《潜规则》一书所使用的古代腐败事例，大都来自正式的记载，例如官方史书、地方志，还有一些来自野史或小说，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用古代小说做例子的事，明显荒唐，我也不多说了。只想提醒一个问题：为何中国古代的官方史书、地方志、野史会完整地记载这些腐败事例？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优秀传统，把丑陋记在历史中，让当事人遗臭万年，让后人引以为戒。作者看不到中国传统的这种优秀之处，反而借着中国古人认真自我批评的机会，大加歪曲利用，似乎更证明了丑化中国的正确。我以前说过一个比喻，在这里重复一次。至少在中国宋代以前，如今发达的西方国家，大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有文化会写拉丁文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就好比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每天忠实地记日记，记了好几千年。然而，如今的西方国家，当年是个文盲，干尽坏事，坏得多。由于他们没有文字，没有会写字的人，很少记载下来，于是，忠实记日记的中国人，反倒成为一贯的坏蛋；而真正的坏蛋，反而像现在的法庭一样，因为没有证据被释放，变成了好人！这实在是天大的荒谬。而且，这个结果是对文化的恶意嘲弄。
中国古人一定没想到，浩瀚的历史记载，居然成为后代子孙用来谩骂和丑化祖宗的最佳工具，而不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的源泉。《潜规则》一书大量使用举例说明的方式，恰恰是因为中国历史记载的事例太丰富，使得这种方式有了用武之地。作者在一次采访中，还把这种方式说成是写历史书的新方式。重新评说中国历史，近来的确比较热。但是，如何重新评说中国历史，结果则大不相同。当先入为主的观念主导了某些人的头脑，重新评说中国历史，并不都能使人们获得真知。作者在接受采访中说，先有一个观点，然后到历史中寻找事例，这就是他的历史写作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新鲜，它是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翻版。然而，对于胡适的这个主张，后来也有人指出，它导致了一个不良后果：假设的确很大胆，求证一点不小心。《潜规则》一书也属于这类：倚靠一种理论，先入为主地得出一个观点，不考虑这个先行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只是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跳跃性地、毫无逻辑地寻找事例来图解观点。
但是，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难道只能为丑化中国的观点提供佐证吗？不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同样可以为赞美中国而提供大量的佐证。为什么后一种很少出现？因为，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太多人接受了西方正确、中国错误的是非标准，他们根本不对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做任何评价。一个名叫“十年砍柴”的著名评论人在采访《潜规则》作者时，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信仰是不需要论证的”。《潜规则》的作者对此表示同意，并接着说，是“不言自明”的。我姑且不深究他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我只想问：当他们遇到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办？“信仰不需要论证”是否意味着自己的信仰绝对正确，别人的信仰绝对错误？我在这里看到了西方宗教统治下，绝对真理对于异教徒的暴力和专制。而在他们那里，这个绝对真理就是：中国从来就是落后的，西方从来就是先进的。如此霸道，令人震撼！
《潜规则》一书从头至尾都以利益原则来做评价，这也很正常，在一个注重利益者的眼睛里，看到的往往只有利益。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在利益原则指导下，几乎所有的腐败都是合理的，都是利益原则的真实体现，作者在书中也确实明确表示了对资本主义趋利性的完全认可。那么，追求利益所导致的腐败怎么办？法制？作者说中国人不行。道德？作者说在中国无效。于是，腐败只能继续存在下去，《潜规则》甚至成为腐败的教科书。按照丑化中国的观点，一切治理腐败的手段在中国都不行，结果会怎样呢？永远腐败下去？或者说，连文化上的腐败基因也找到了，即便换了制度依然根除不了，那么，是否只有从人种上做文章？中国人整个人种就是腐败的人种？这就是丑化中国理论的必然逻辑结果。丑化中国的理论已经非常发达，《潜规则》的作者只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又强化了中国人的一项丑陋而已。
对于腐败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是可以完全杜绝腐败的。一个制度的好坏，只在于减少腐败、发现腐败、纠正腐败、惩治腐败的能力。当中国的传统在近一百年来已经被扫荡得奄奄一息、难以看到踪影的时候，把当今腐败现象的源头依然归结到中国传统的几千年深处，作者是否太不公正了？作者在书中不失时机地宣扬资本主义，仿佛资本主义是治疗腐败的最好方式，这种观点是否太天真了？解决腐败问题既需要现代的方式，同样也需要中国古代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道德。当西方文化的崇拜者把中国古代的一切道德都统统打翻，统统当成垃圾的时候，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行为的结果必将导致腐败的大量滋生？
当然，《潜规则》一书已经发行十年了，作者的某些观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作者不久前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如果能与现代西方“接轨”，也有可能“老树发新芽”。这是一个可贵的变化。我相信，这是作者在渐渐深入了解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后的转变，而不只是像过去那样，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下，对中国传统浮光掠影扫描后的狂言。可惜的是，作者的这种转变并没有在他《潜规则》一书的再版中体现出来，《潜规则》一书，至今依然是丑化中国的延续。我最后想说，这本书对于了解中国当今社会的腐败根源，对于解决中国当前乃至未来的腐败问题，毫无用处，它只能使中国人更加自暴自弃。

附：

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