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地球人都有义务回答的问题
选择题：人类将要生存还是毁灭？

张庭宾

5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探讨世界的兴亡与人类的命运，在我们自己创造的媒体平台上。尽管仍会迎来无数的讥笑。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已经不会讨论人类的命题。不知从几何时，舆论越来越聚焦于金钱、色情和毒品。金钱疯狂地追捧网络游戏，一夜暴富神话刺激出了前赴后继的精神鸦片制造者，却很少人关心那些沉沦于网络间的青少年游魂；某一个男影淫乱了10多位女星，“香艳”的照片在网上铺天盖地，无数眼镜发疯式地追看；某一位导演，在聚众吸毒后，没几天就出来了，反成明星中的明星，再来一段女儿抱着父亲原谅亲人的泪情戏，比以前更红更紫更出名！
这一切正像道盛和夫在《活法》一书开篇所写：我们现今生活在纷乱如麻、前途未卜的“不安分时代”，丰衣足食却礼节不周，充分享受自由，有时却倍感闭塞。社会弥漫着颓废、悲观的氛围，甚至有人甘愿成为丑闻的主角，甚至会去犯罪。
我们以前是这样的吗？好像不是，那时的我们缺衣少食没自己的房间，但我们纯净地欢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怀抱未来美好愿望悠扬清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也曾深情留恋而豪迈不羁地吟唱“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现在的人们山珍海味、开私家车、住大房子，灵魂却如空气一样越来越浑浊。究竟那一个更幸福？那时的我们肚皮瘪瘪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人的世纪”，现在的“精英”往往大腹便便用暧昧的眼神扫描谁的二奶小蜜更水嫩。究竟那一个更像一个真正的人，而非一身西装革履的兽？

汤因比：放纵物欲只能导致人类的灭亡

我们早已忘记了昔日的梦想和追求。
在1980年代的后期，一种亢奋的情绪梦想在中国知识精英中激荡，因为一颗思想的小行星撞进了中国，激起了知识阶层的层层反响。这颗小行星就是1985年出版的《展望21世纪》——这是一本指引人类走出毁灭性命运的书。
20多年之后，它早已消失在知识精英的视野中，“精英”们整天忙碌于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了，早已不把人看成一类了。我在上海知名的人文书店和当当网上已经遍寻不得，只有淘宝网上有唯一一个提供复印版的。
这本书是一次东西方大师的顶尖对话，时间是1974年。一方是西方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最后的思想家阿•汤因比，当时已85岁的最后岁月；另一方是正当盛年的日本天才思想者池田大作，两人伦敦畅谈10日，谈天说地，博古论今，从东方到西方，从人性到天道，从政治、经济、货币到宗教，堪称人类最后一次伟大的思想碰撞。
在这次对话中，汤因比清晰到没有异议地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尽管作为日本人的池田听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也清晰地理解了汤因比的想法——“博士谈到世界被统一在一个政府下的过程时，反复谈到可能会以中国或者中国统治原理为原动力，作为核心；并设想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许需要出现出类拔萃的独裁者发挥作用。您还期待着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宗教，作为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把这次对话凝练为这样一句口号。然而，今天回望，当时我们并没有真正听懂多少。今天再读，我们或者会有更深切的体会，但是我们已经让它扔在连眼尾光都扫不到的角落，蒙上了厚厚的尘垢。
“对今天的危机，（我们）表现出可耻的软弱所带来的不道义的影响，无疑将使年轻一代的心灵荒芜。青年人感到没有生路而自暴自弃或反叛社会。使生命以各种形式毁灭。年轻人对先辈们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因而只好自己承受的残破局面束手无策”——对照中国今天大学毕业生工资越降越低，而房价节节惊人高攀的强烈反差，我们能不惊叹于大师的预见力。
“例如生活汽车化问题，企业每年都在宣传更新产品，推销新车，甚至巧舌如簧地宣传不乘最时新的汽车就失现代人的身份。受到这些宣传、信息的左右，若不能自主，只是按照自己的物质欲望去生活，那结果就只能招致自己和人类的灭亡。”——池田的这段话是对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车奴”多么透彻的写照。
尽管自称很悲观，但力图给人类指出最后希望的汤因比老人说：在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贪欲是作为美德受到赞美的。但我认为，在允许贪欲肆虐的社会中，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制的贪欲将导致自灭。他预言：“这些国家即或当前比发展中国家富有，但最后实际上也许会更贫困。”
汤因比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预言，在过去的30多年中，实际上一直是被耻笑的，至少西方的主流精英们是以贪欲的行动在耻笑他。然后，30多年对于历史只是一瞬间，一场不亚于1929年的大危机降临了。这是天道的报复，还是历史的惩罚呢？

帕特诺伊：最富有的混蛋也是混蛋

“试想，你一年赚50万美元，这份工作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使你变成混蛋，你会辞去这份工作吗？”
是的，在1974年两位大师忧心忡忡地讨论人类未来的时候，发达国家精英们的贪婪才刚刚大爆发。因为在3年前的1971年，美国宣布了取消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国成了一个只要开动印刷机印美元，就可以买全世界的物质财富的超级特权国家。当越来越多的美元被印刷出来，就需要有人将这些没有任何内在价值抵押的绿纸卖给世界各国人民。这造就了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投行的急速膨胀。华尔街爆发出了大量的金融精英。弗兰克•帕特诺伊是其中之一，他在1995年开始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他后来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写下了轰动一时的《泥鸽靶》一书。
这时的他已经相信自己过去若干年的角色都是骗子。他在《泥鸽靶》中写到：“我确信每件事都是骗局，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衍生品是骗局，投资银行业是骗局，墨西哥和日本的金融体系是骗局，就连东京帝国酒店也是骗局。这真令人沮丧。”
帕特诺伊的东京之行确实满足了帝王般的物质欲望。7500美元的头等机票；每月1万美元的住房补助；无限制的餐费和招待费，有同事夸张地说每星期要1万美元，6片生鱼片的价格是100美元。公司在东京帝国酒店为他订了顶层的套房，为其3周。这家酒店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酒店之一，可以直接俯瞰日本天皇的宫殿。在他的眼中，东京是一个穷奢极欲的地方，令他震惊的是，东京有鞭子和锁链的黑暗面，花3万美元，就可以用带坚钉的皮带血腥抽打少女。“当然，交易佣金远远超过这项成本”。
帕特诺伊们去东京，他们不是去拯救即将沉没的日本。恰恰相反，他们是要去摧毁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的。他们带去的是一种叫“股指期货”的金融核弹（这种武器现在也正被极力推销给中国），他们把这些核弹卖给了不明真相的日本金融机构和企业，然后在1990年日本金融泡沫的最高点引爆了他们。其后果已经众所周知，日本的股价后来下跌了66%，房价下跌了85%，无数日本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唯一赚的盆满钵满的就是制造了这种“空头衍生品”的华尔街投行们。
衍生品部在摩根是最被艳羡的部门，但其实这个部门不创造任何一点点的真实财富，它所赢的都是别人所输的。而在帕特诺伊看来，衍生品部干的事，就是针对客户的人性弱点，制造他们看不懂的合约，请他们入瓮，令客户把钱输给自己。他们的客户包括银行、政府和养老基金。在两年前，这一幕对中国人来说是似乎是远在天边，但是，此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数以千计的企业和富豪成为类似的牺牲品。
这种显然的欺诈难免会使人良心不安。然而投行的领袖们有办法——既然是良心不安，就把良知给彻底击碎。资深董事组织了铺张的公款旅游——到巴拉圭打鸽子，在向农民付费后，他们可以随意向几千只象征和平和善良的鸽子进行屠杀。“猎鸽是出色的训练，是为了使人为更加愉快的杀戮所作的准备。而现实生活中，复杂衍生产品的“弹片”将刺穿富有的、毫无怀疑的“人鸽”的胸膛。作为这种屠戮的更方便的推广，摩根士丹利每年组织一场对于泥塑“鸽子”的射击比赛，在漫天飞舞的泥鸽残碎的肢体中，人性中潜伏的豺狼兽性血液沸腾。正是这群疯狂的人，在1993年-1995年间，一共赚了10亿美元，平均每人1500万美元。当然，这与十年后金融衍生品最后的疯狂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将帕特诺伊彻底改造成人兽，他反而越来越沮丧——“就算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混蛋也改变不了我们是混蛋的事实”。他终于还是选择了辞职，离开了那栋在9•11事件中被撞坍塌的大厦，并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另一位忏悔者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作者约翰•帕金斯。他写道：“经济杀手（Economic Hit Men）是指那些拿着高薪的、顶尖的专业人士，他们从世界各国攫取数以千亿计的金钱。这些钱，通过某些国际的援助机构，装入到美国各大集团公司的金库和少数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显赫家族的口袋中。经济杀手用尽各种高明的手段：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其规模空前庞大，令人恐怖。我清楚这一切！因为我就曾经是一位经济杀手！”
帕金斯以亲历体验痛苦反省证明了汤因比的担心：（这种恐怖袭击体系）的操纵者并不是人，而是由一个被他们视为真理的理念——经济增长会让人类受惠，而且增长越快，这种受惠的层面就越广。在这种观点的操纵下，其结果必然是：那些最擅长玩弄经济手段的人，将从中受惠；而那些贫困的人，却注定更加贫困。他们利用他们的金融和政治势力，力保我们的学校、企业和媒体同时支持这个谬论以及由其产生的推论——现在的全球文明就是一部硕大无比的机器，这机器需要不断地加油和维修，而且这部机器还会越来越大，大到连我们的肉眼都无法辨别的程度，而最后的结果只有自我毁灭。”

道盛和夫：天堂地狱的区别在于“善心”

忏悔是回归心灵幸福的开始，与帕特诺伊相比，道盛和夫已经接近了终极的神圣精神幸福，尽管他年轻的时候也差点进入了日本黑社会。
道盛和夫坦白道：我也有过不体面的经历。我在就业困难时期大学毕业，因为没有关系，参加了很多招聘考试，结果都不合格，就业就一直定不下来。于是我便萌生了敢当“知识浪人”的想法，与其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不合理的社会中，还不如在人情事理厚道的黑社会里厮混。
他这样回顾总结当初的决定：如果真的选择了那条道路，草草发迹，也许已经成为了一个小集团的头目。但是，在那个世界中不管如何进步，根本的思维方式是消极的、歪曲的、邪恶的，因此，绝对不会幸福而且也不会度过一个丰富的人生。
现在没有人能否认道盛和夫拥有一个丰富而幸福的人生。在他选择了技术创业之路后，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创造之中，他自言屡屡得窥“宇宙法则”的惊鸿，一手缔造了两家全球500强的企业，被称为日本的“经营之神”。
65岁的时候，他终于大彻大悟，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义，想拥有真正的信仰，于是，决定出家，皈依佛门。
“当有人问‘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时，道盛和夫写道：“我会毫不犹豫地、毫不夸耀地回答：‘是为了比出生时有一点进步，或者说是为了带着更美一点，更崇高一点的灵魂死去。’哪怕只是一点点。在生与死的夹缝中，积德行善，陶冶情操，这样，与出生的起点相比，处于终点时的灵魂品格至少要有所提高。我认为这就是自然或者宇宙授予我们生命的目的。”
与100年前，德国哲学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道盛和夫重建了自己内心的信仰和天堂。
“上帝死了”是西方一切贪婪肆意的源头。那些聪明绝顶的精英无望上“天堂”，那他们就不在乎下“地狱”，必然倒向在活着时极尽手段占有钱财，穷奢极欲地物质享乐，这是华尔街所代表的贪婪暴敛文化的根源。然而，恰恰是因为这种人对人无底线剥夺，人对自然无底线剥夺的生存方式在全球急速扩张，人的物质需求乘数级地膨胀，而地球村能够供给的物质资源已经达到极限。如此一来，在地球村的倒逼机制下，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必然更加激烈，在核战国时代，这意味着人类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这一结果也正是池田所警告的：“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将这种文明送进坟墓”。
生机和出路何在呢？汤因比指出：我们只要在精神上努力克服自我中心主义，明明是有能力自救的，可却偏偏不这样做，这就越发可耻。
汤因比相信，人类自我拯救的唯一出路在于信仰和宗教。而日本人池田也很认同——“需要一个把世界各民族结成一体的宗教或者哲学，这是我的强烈信念。为了宗教上或者理念上的统一，也许还需要一个领导力很强的人物。这应该是宗教或者哲学理念上的领导者”。
“自我克制才是宗教的神髓”。道盛和夫正是以自身的行动践行着汤因比的猜想——皈依后的他坐禅、化缘、持戒。他深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真我”，周围缠绕着“灵魂”，而“（动物）本能覆盖在“灵魂”的外侧，人心灵深处的幸福来自于真我，而只有通过遏制贪欲，完善灵魂，真我的花朵才会幸福绽放。
如果上述说法难以理解，那么道盛和夫先生还在《活法》中转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间的天堂和地狱：
“地狱和天堂各有一个同样的大锅，锅里煮着鲜美的面条。但是，吃面条很辛苦，因为只能使用长度为一米的长筷子。住在地狱里面的人，争先恐后地想先吃，抢着把筷子放到锅里夹面条。但筷子太长，面条不能送到嘴里去，最后就抢他人夹的面条，你争我夺，面条四处飞溅，谁也吃不到自己跟前的面条。最后每一个人都因为饥饿而痛苦不堪。天堂则相反，任何人一旦用自己的长筷子夹住面条，就往锅对面的人的嘴里送，大家轮流帮对方夹面条。所以天堂里的所有人都能从容地吃到面条，每个人都心满意足。”
其实，对于汤因比、池田大作、道盛和夫而言，人类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题，选择前者，就是现实的地狱，未来是世界的毁灭；选择后者，就是人间的天堂，未来是文明的新生。
倘若有天堂，汤因比一定在那里望着东方，望着我们，以充满希望的目光。
（作者为本报副总编 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