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疑惑引发的思考--技术与社会
王中宇
汉阴丈人：桔槔之惑
良渚：兴盛与消亡
“绝地天通”：两手硬
文明：距离与沟通
古埃及：“先进”之悲
情景剧：站在那个时代的观察
子贡南游于楚，反於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昂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 yì 通“溢”。水满出)汤，其名为槔。”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庄子·天地》
《庄子》中的这则寓言非常著名，论者多由此讨论道家对技术的态度。而令笔者感到纳闷的却是，那个年代对待技术，为何有汉阴丈人这样的态度。
庄周（约前369年—前286年）生活于战国。以今天的技术水平看，那实在是一个“初级阶段”。我们眼前、身旁随便一个东西，如电灯、汽车、手机、电脑、微波炉、电梯之类，对那时的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那时的人来到我们之中，再回去将所见所闻告诉同伴，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神！
记得我年轻时，看到任何新技术都会痴迷，不管懂不懂，都要琢磨一阵。将“机事”与“机心”联系起来，进而做出价值判断：“羞不为也”，这对年轻的我根本就匪夷所思。子贡向汉阴丈人介绍的桔槔只是基于杠杆原理的一种简单机械，不是轰炸机、原子弹，根本看不出任何负面的社会作用，那汉阴丈人为何对技术产生了价值判断，而且是极端负面的判断？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有人看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而且后果很严重。
生活在战国时代，庄周最可能读到的是春秋五霸、商纣、夏桀的历史经验。对庄周而言，春秋是480年前的事，相当于我们之于明末；商亡是760年前的事，相当于我们之于北宋末期；夏亡是1333年前的事，相当于我们之于初唐。隋、宋、明灭亡的教训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可以想见，春秋五霸、商纣、夏桀的历史经验，一定引起了庄周的深思。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是因为技术落后而亡的，相反他们都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都曾展现出当时最绚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此外我们还有更早的历史经验。
1936年，浙江省省立西湖博物馆年轻考古学者施昕更，在余杭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此后不断有新的发现。2006年，在东苕溪和良渚港之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古城，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据此，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3000-2000年间，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出现过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良渚文化。而良渚古城就是其“国都”。
这是《史记.五帝本纪》中从黄帝到帝舜的时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89年），史学家称其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前2400年-前2000年）大体同期。以当时的背景看，这是一个技术相当先进的文明。
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有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石锛、石镰、千篰、木杵、石杵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在平湖市林埭镇群丰村良渚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一个大型石犁，通长106厘米，石犁头部由3件组成，总宽44厘米，犁头的尖端部呈等腰三角形，有3个穿孔，犁头的两翼部分长29厘米，翼部有两个穿孔。木犁底部长84厘米，在尾端有装置犁辕的榫口。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带木质犁底的石犁。专家推测像这样1米多长的大石犁，只有用牛等大型牲畜才能拉得动。可见良渚时期已开始使用畜力。
从耜耕到人拉犁到使用畜力，反映了良渚的生产力发展。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宋兆麟，《木牛挽犁考》农业考古1984，第一期）。由此可见当时生产效率提高之明显。犁最先出现于良渚，以当时的眼光看，它无疑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率先实现了当时意义下的“现代化”。
然而，这样一个在当时水平下技术高度发达，理应具有极强竞争力的文明，却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学者们考察了江南地区古文化层叠压关系，发现在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而“湖熟文化”、“马桥文化”最早墓葬的时代为西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 771年）早期。这个地区出现了整整一千年的文化空白。一千年是什么概念？从现在一直回溯到北宋！常州武进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林志方据此判断：“可证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消失。”（林志方《江南地区良渚文化的消失及原因》）
对良渚文化消失的原因，学术界有两类视角。
一类归因于外：如海侵、洪水，其证据是一些遗址发现淤泥层。但有淤泥层的遗址散见于无淤泥层的遗址之间，无法证明当时发生了大范围的、足以毁灭文明的水灾。
另一类因归于内：考古发现良渚墓葬中基本上都有随葬武器（石钺、玉钺、箭镞等），可见当时战争之频繁。良渚古城墙厚40-60米，远超过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聚落遗迹和墓葬级差明显，证明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是对外征战，加上内部集团矛盾激化、内耗加剧，自然环境恶化而最终走向消亡。”（《全国良渚文化研讨会出新说》杭州在线新闻网站）
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进步扮演着什么角色？除了土木工程和造武器外，它被大量倾注于祭祀所用的玉器制作，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良渚玉器多为透闪石，其硬度达摩氏4-6度，可谓“难施锥刃者”。在那个新石器时代，连铁都没有，更谈不上高碳合金工具，但造出的玉器却精美异常，如有的玉琮在其四面各雕刻有一个人，长宽分别只有3厘米，不但有冠、身躯、胳膊、手指、腿，细微到眼睛、鼻子、嘴、牙齿甚至指甲都一应俱全，而且身上还刻有花纹，堪称一幅微雕作品。可见当时的社会向制玉业投注了多少技术资源。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统治精英关注城墙和武器可以理解，对不能吃不能用的玉器为何也如此关注？难道仅仅是奢侈？
先秦汉魏古籍中，多处记载了当年发生的一个神话事件“绝地天通”。这个故事大体上说：
在颛顼时代（公元前2397年后），人人可以通天，家家可以祭祀（“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结果是“民神同位”。精英集团的统治“无有严威”。于是颛顼命“重”为“南正”，掌管祭祀（“司天以属神”）；“黎”为“火正”，掌管民间事务（“司地以属民”），从此天地分离（“无相侵渎”），这就是“绝地天通”。
颛顼时代是从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转化的时代。在氏族公社中，祭祀是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当精英集团把持社会控制权后，如果仍允许人人通天，谁都可以用神的名义说话，精英集团岂不如坐针毡？“绝地天通”本质上是将与神沟通的权利，收归精英集团独占，他们才可凭“代天号令”的身份控制社会。
在《国语.楚语下》中，大巫师观射父一边对楚昭王讲述“绝地天通”的故事，一边讲了精英集团的祭祀规则：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
人间的等级反映在祭祀上，时空万物都归王者祭，其余的人随身份而递减， 到了“庶人”可祭的只有自己的祖先，否则“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你那是越级上访，犯上作乱！
可见祭祀实际是意识形态控制。如果城墙和武器用于控制“山中贼”，那祭祀就用于控制“心中贼”，王阳明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可见，精英集团将大量技术资源投向礼器产业，绝非出于奢侈性需求，其实是在追求安邦定国。
礼器的重要性，可从老子的一段话看出：“故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礼”。这其实是老子对那个时代的观察：道、德、仁、义荡然无存，“礼”成了维系社会的最后力量。如果说道德仁义是对内心世界的诉求，那礼就是外在的行为规范。道、德、仁、义很难与森严的等级社会协调，而礼却可以对不同身份的人做出不同的规定，使等级差别合法化。
据学者考证，颛顼部落源于以鸟为图腾的少昊部落，属当时的东夷集团，而良渚文化亦属东夷集团，“绝地天通”与良渚制玉业的畸形发展应有内在的联系。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祭祀使用玉器，到了青铜器时代的商，祭祀就用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75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鼎的遗泽流传悠远，窥测权势称为“问鼎”，夺得权势称为“定鼎”，张扬权势称为“一言九鼎”，权势显赫称为“鼎盛”。直到2007年农历七月十五（鬼节），大庆市还在主城区的32个路口摆放93个祭祀鼎，供市民“文明祭祀”。（《农历七月十五传统祭祀日将至 93个祭祀鼎上岗》2007-08-27 大庆网）
于是我们看到，技术力量的投放，主要取决于精英集团的需求。良渚的精英集团将技术力量投放到应付底层反抗上，导致了高度发达的建筑业、兵器工业和礼器工业，却无法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这样一个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的最先进的文化崩溃消亡了。
石犁显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无疑可为整个社会带来可观的福利，这似乎在印证“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技术不仅可用于生产力，也可用于强制力。如果良渚的墙与钺代表着物质强制力，那璧与琮则代表精神强制力。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力与物质强制力属物质文明，精神强制力属精神文明。无论生产力还是强制力，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在精英集团手中都是争霸称雄的手段。无怪乎庄周笔下的汉阴丈人将“机事”与“机心”相联系，并进而做出了负面的价值判断。
庄周生活于良渚文明消亡2600多年以后，哪个年代之于庄周，恰如春秋之于我们。他可能获得有关良渚文明的信息吗？
民俗学研究发现，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靠口口相传，将数千年前的信息传到了今天。良渚时代的信息或许也可这样传到庄周的时代。
在临平玉架山良渚遗址发现了一块直径24.6厘米的大玉璧，上面有两个刻符。学者们猜测，这是早期文字的雏形。如果当时存在实用的文字，它们大多应在竹、木、织物上，在潮湿易腐的长江、太湖流域，很难保存至今。但保存一段时间，被其后人发现，并辗转相传，直到为庄周所知，这并非不可能。毕竟庄周当过“漆园吏”，在那个“学在官府”的年代，有条件接触到当时的藏书。与庄周同样生活于今安徽亳州，但时间更早的老子，写下了极为深刻的道德经，没有大量的集体生存经验，仅凭个人的大脑，这是不可想象的。老子早年当过周朝的柱下史（也称守藏室史），分管王室四方文书。道德经的深邃从一个侧面暗示我们，当时文献记录之丰富，可能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指出：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曾经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可见它曾经影响了半个中国。（《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五千年古城》浙江日报 2007-11-30）。连远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金沙遗址都发现了“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可见它的影响传播之远。基于如此广大的影响面，其信息传到庄周时代并非不可想象。
近年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看似独立发展的各早期文明，其实是在相互交流与影响中发展的。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就持这样的观点。书中提到：“另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使用汉字的灵感就源自埃及圣书体象形文字。”
那庄周有可能得知古埃及的历史经验吗？
古埃及文明从约前3100开始的早王国时代到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侵入（前332年），跨越2700年以上，大体相当于从仰韶文化末期到庄周生活的时代。从时间上看，庄周观察古埃及的历史经验犹如我们观察西周以来的中国历史经验。然而埃及距中国如此遥远，这种观察可能吗？
首先提出这种可能性的是德国传教士基尔什尔，他注意到古中国与古埃及书法、文字和民风习俗明显的相似性，于1654年提出“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这一假说在上世纪20年代曾为学术界的“显学”，。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自尊心激昂，这种“西来说”被“本土说”取代，以至于今天大多数国人不知学界曾有此一说。
然而，中华文明的起源至今仍在迷雾之中。
我们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这是一种已经比较成熟的文字，考古至今未能肯定它的源头。但学者发现甲骨文中的日、月、山、水、屋、脸、目、嘴、鸟、鹰、鸡、叶等字与古埃象形字相同。还有人系统对比了甲骨文与古埃及象形字、腓尼基与希腊字母，指出其相似之处（苏三《破解中国甲骨文起源》）。还有人指出：“中埃两国有266个相同或相似的象形文字存在”（赵自强《甲骨文金文源于埃及图画和象形文字》）。赵自强甚至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西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应追溯到埃及。
对此假说认可与否，尚需待考古的发现和学者的争辩。但至少，我们无法排除庄周了解古埃及经验的可能性。其实庄周是否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了解。
古埃及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787年（比我们的黄帝还早两百多年）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历，这个历法全年365天，只有1/4天的误差。由于尼罗河水每年泛滥之后须重新丈量和划定土地，古埃及人在几何与数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使用10进制记数法，他们已认识到圆周率的存在，其使用的数值，误差不到0.6%。他们能计算矩形、三角形、梯形和圆形的面积，以及正圆柱体、平截头正方锥体的体积。能解一元一次方程和一些较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
公元前2700年，古埃及人就造出了长达47米的船。公元前1600年发明了制造玻璃的技术，陶器、亚麻织物、皮革、纸草(用于书写)技术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曾经出土了一块第一王朝的亚麻布残片，其经纬线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63×74根。从一些年代久远的图画中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使用一种比较简陋的卧式织机，后来又出现了一种由两人同时操作的立式织机，由此可见其技术持续进步的历程。这些当年的高技术无疑使古埃及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中，大量的技术资源被投入建筑业，古埃及人建立起了至今仍震撼人心的金字塔、神庙和狮身人面像。
这种巨额投入的动机，通常被解释为法老们期望永生。但“绝地天通”的故事暗示，其深层的动机很可能是精英集团试图控制意识形态。可以想象，在金字塔、神庙和狮身人面像前，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会感到自己何其渺小，对那些能够“通天”的精英们会何其崇拜、畏惧（恰如今天，满口Hayek、Friedman的海归，拥有无以言表的优势）。这恐怕才是古埃及精英集团不惜劳民伤财，大搞形象建筑的真实原因。媒体曾报道过许多镇政府建得如同白宫，甚至比白宫还豪华（如阜阳县颍上镇、佛山市更合镇、上海市金桥镇、东莞市长安镇、仁寿县宝飞镇、沁水县端氏镇、高安市田南镇、忠县黄金镇……），想必坐在“白宫”中的精英们俯视外边的芸芸众生，其自信、自尊、自豪不输于当年埃及的法老们。
精英们的自信、自尊、自豪显然建立在芸芸众生的卑微之上。古埃及的教谕文《对各种职业的讽刺》描述了石匠、金匠、铜匠、木匠、农民、珠宝匠、理发师、芦苇工人、陶土、砖匠、卖酒人、在纺织屋工作的人、制箭工人、商旅、烧炉工人、皮革匠、洗衣工人、捕鸟者、渔夫等二十个职业的悲惨处境。有如此众多的职业，表明当时的分工已经相当发达，这既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又是其结果。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些在一线创造财富的人们了无意义，他们的生存状态简直是生不如死。由此，文章的结论是：
“你看，没有职业不被人监督，除了书吏，他就是自己的老板。
只要你学会了写字，你就会过得比我上面提到的人都要好。书吏代表了官方和独立，农民不可能对他们说：别看我。为了把你送到南边的官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你的爱。学校对你十分有用，早一天学会写字，你就早一天离开上面的行业。”
用我们熟悉的语汇，这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之所以“高”，是因为“学而优则仕”。所以公务员考试竞争越演越烈，数千人争夺一个职位已十分普遍，以至于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11月发布了《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严厉打击作弊行为（《我国重拳惩治公务员考试违纪》2009-11-25长江商报）。两个时空差距如此遥远的文明，竟有如此的共鸣，难免让人想起一个时髦的词汇“普世价值”。
当时的精英们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先进的“文化”，而那些芸芸众生只代表了落后的“文化”，甚至与“文化”无缘—根本就不识字。然而，在史学家看来，这种明显分裂，两相对立的状态才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存在方式。精英们的“先进”建立在芸芸众生的麻木、愚昧、被奴役之上，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然而，精英们的天堂并不稳固，据信是新王国第19王朝时写成的《伊浦味陈词》描述了这样令人惊心动魄场面：
“看啊：那疆土无边的国家所隐藏的奥秘，已经为人所知。国都，它已在顷刻之间遭毁。”“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为众所共知。国都已被贫穷之人所扰乱。一切人都在力图煽起内战。抵抗已无可能。国家，它已被一伙强盗所束缚。”“国家在其无能为力之中，就像收割以后的亚麻田一般”
“（官吏）已被打死。他们的公文书被拿走了。”“所有的公务员，他们都好像失去自己的牧人的受惊的畜群一般，已经不在其位了。” “档案库也被打开了。档案库中的租税公告表也被偷窃，奴隶已变成奴隶的所有者了。”“计算收成的书吏，他们的登记簿也被毁了。埃及的谷物已成为共有的财产。”
“审判厅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十字街头，人们就在哪纸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穷人碎裂那纸卷上的印章。真的，贫穷之人已达九神（注：古埃及的九大神集团，包括太阳神和他的四子）的地位，（因为）那三十官家的公务管理已经失去它的隐秘性了。真的：那宏大的审判厅已经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了。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真的：贵人的儿女被赶到街上去了。”
“士兵就象强盗一般，向着商人的袋子奔跑。那……的全部财产都被盗窃了。”
“贵族陷于悲哀，而庶人则感到喜悦。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打杀我们中间的有力者（富有之人）吧’”。“贵人饥饿而陷于绝望。奴仆们却受到服侍。”
“黄金、琉璃、白银、孔雀石、肉红玉髓、伊布赫特的石，都挂到女奴隶的颈上去了。贵妇人在国中流浪。家庭的女主人都说：‘啊！但愿我们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啊’”
“贵族的孩童被摔在墙壁而死。可爱的儿童被抛到高地上去。”“真的，那些本来躺在涂膏防腐场地的人们，他们现在已被抛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的秘密已被揭穿”
“富裕的人去做手推磨的工作。那些本来穿着精美麻布的人们，他们现在却遭到木棍痛殴。那些本来见不到白昼（光辉）的人们，他们现在却自由自在地出现。”
“谷物被毁灭在一切的道路上了。人们没有衣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说：什么都没有了。粮食被毁了。守仓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
……
（《世界古代史资料选编》，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这些记载一定不陌生。“天街尽踏公卿骨”，“朱门甲地无一半”，“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每次王朝更替都大量杀伤原有精英集团的成员，同时将原来芸芸众生中的一小部分勇敢分子送到新精英集团的位置上，而社会结构依然故我。短者数代，长者十余代人后，“打江山、坐江山”的新精英集团就退化得腐败无能、贪得无厌，再被“新新精英集团”打翻在地,国家再一次血流成河，社会再一次倒退回原点。事实上，古埃及共经历了31个王朝，王朝的最长寿命为247年（第十八王朝），最短寿命为6年（第二十八王朝），平均99年。
面对人类社会这类一再重复的、惨烈的集体生存经验，作为沉思者的庄周会得出什么结论？
我们不妨转换视角，假设战国年代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其一，他们属于精英集团，无需为一日三餐耗尽精力，有暇思考一些在别人看来是杞人忧天的问题；
其二，因为属于精英集团，在那个“学在官府”的时代，他们有条件受到教育，不会因为学费或生计问题而失学，并有机会接触到只有官方才可能拥有的史籍。
其三，他们属精英集团的下层，升官、发财对他们而言，或者无望，或者无意。对他们而言，思考社会整体、长远问题远比官场攀援、商场竞争有吸引力。
以今度之，这样的人肯定极少，且一定被会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分散在茫茫人海中的他们，一定是孤独的。姑且假设其中有一位，名叫“汉阴丈人”，他有机会接触到从古埃及、良渚、到夏桀、商纣、春秋五霸的史籍，并正在经历当时七国争雄的历程。他会怎么看待技术问题？
首先，他会观察到技术的巨大力量，拥有先进技术的集团在竞争中往往会取得明显的优势。
其次，他会观察到，人们本能地追逐更有效、更强力的技术手段。每个朝代中技术都有明显的，有时甚至的迅速的进步。据信是由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于春秋、战国之交编纂，战国中晚期补充的《考工记》，相当系统地记载了当时达到的技术水平。书中介绍了生产工具、交通工具、饮食用器、兵器、以及礼乐之器及宫室等各种建筑物的设计规范、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涉及到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这显然远超出了良渚时期。
第三，他会观察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大多为精英集团获得，而平民集团得到的只是更加强化的管制、远超出维持生计所需的劳动。
第四，他会观察到，社会对技术的投入取决于精英集团的利益，而精英集团的核心利益在于控制社会，于是军事（物质控制力）和宗教祭祀（意识形态控制力）方面，是技术资源投入的绝对重点。
第五，他会发现，尽管精英集团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而平民集团则显得无知、愚昧、孱弱，精英集团最终总会被平民集团扫荡殆尽。
第六，他会注意到，大动荡后的社会，新的精英集团又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又在靠技术力量强化自己的特权地位。
于是“汉阴丈人”将社会动荡归因于“机心”，视技术为“机事”----“机心”的工具。
情景剧中的另一位角色不妨取名“子贡”，这是位勤学的高材生，教育系统告诉他“效率优先”是神圣的原则（吾闻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也。’）。当他在路上看到了“汉阴丈人”的笨拙后，好心地向他介绍机械化的益处，不料换来一番讥讽，被噎得几乎无以自容，走了三十里后，才缓过劲来（卑陬失色，顼顼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
其实，技术何辜？技术能有效提升生产力，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人们在历史上也一再看到，在社会矛盾的积累过程中，技术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在社会大动荡中，技术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破坏力。我们或可归咎于精英集团的自私与短视，但大多数新生精英集团的成员都来自原来的芸芸众生，都曾饱尝老精英集团的虐政，也曾总结过其教训，为何仍然难逃覆辙？
如果我们将文明社会看作一个孩子（相对于演化了上亿年的生态系统而言），那技术就是孩子手中的“刀具”，这孩子用这“刀具”一方面明显强化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使自己君临于所有物种之上；一方面一次次将自己斫得鲜血淋漓。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孩子改进“刀具”的能力事实上在逐步积累，庄周时代的“刀具”已非良渚时代可想象，而今天的“刀具”更非庄周时代可臆测。然而，这孩子使用“刀具”的智慧却了无进展。
今天，全球化将整个人类社会连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但组成这个“共同体”的却是一些相互敌视的群体。人们看到，大量的货币集中在极少数精英分子手中，他们还在力图“以钱生钱”，而负责提供利润的只能是芸芸众生的购买力，而这些购买力已远不足以喂饱饕餮的逐利资金。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9年10月16日报告：全世界的饥饿人口数量已突破10亿，粮农组织那位束手无策的总干事迪乌夫只好诉诸绝食（《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绝食 呼吁消除饥饿》）2009-11-16国际在线）；而最大的粮食帝国美国却在“反恐”的名义下四处出兵、威风八面。“共同体”中的强势者扮演着与古埃及、良渚时代精英集团相似的角色；而无望的弱势者，其心态一如诗经所云“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而此时的“刀具”已足以要了文明社会这孩子的性命。
“汉阴丈人”显然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于是他主张扔掉“刀具”。用道家的话说，这叫“返璞归真”。今天我们知道，这“璞”与“真”不过是人类演化历程的出发点：与生物圈中其他物种类似的状态----在各物种间相生相克的关系网中挣扎。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愿意寻找答案吗？有能力找到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