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都是些思想火花，点点滴滴，流淌至今。学无止境，人生沉思远没有结束，它将伴随我的一生。

之十

901.关于李贽与康德的读书随想。

那么，中国文化中有没有绝对至尊的观念呢？还是有的，这就是与“四书”主题一致的统一性原则。

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贫”非不富，分财是也，“富”，家有一口田，不分财也。总之，中国人的观念永是整体大于局部，“一”总是高于“二”，统一总是高于分裂；这与西方“微积分”式的思维正好相对反。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明末思想家李贽（1527～1602）因坚持“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 观点，被迫长期流浪并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的罪名被捕入狱而自杀。而比李贽晚一个多世纪提出“二律背反”定律 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则一生不离乡土，在大学教书而善终。康德主张的“二律背反”在欧洲打倒了宗教权威并誉满全球，而中国李贽主张的“执一便是害道” 的观点则在中国为宗法权威所打倒且迄今冷遇。如果联想起与李贽同期生平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1548～1600）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结局，我们很难做出东西方社会“民主”与否的价值判断，因为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它都有自己特定的“民主”范围。李贽与康德的人生悲喜剧产生的原因，大概是康德哲学比较适应将“分离”原则看作自由的绝对前提的欧洲人的文化特征，而李贽的观念则与中国文化中的统一高于分裂、整体高于局部的绝对原则格格不入。好在德国黑格尔在将康德强调事物对立方面的“二律背反”纳入了强调事物统一方面的“对立统一”范畴并由此凝聚了德国的力量，这为德国后来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从分裂的弱国转变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说康德使德国人精神获得了自由，那么，黑格尔则使德国人获得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是康德和黑格尔先后共同完成的作品。黑格尔使德国成为在西方世界中观念最接近东方哲学整体性思维的国家：东方国家并不否认李贽、康德等强调的事物的对立性，而只是强调这种对立性隶属于事物的统一的原则。

902.秀，乃墙头草，嘴尖皮厚腹中空。

903.泪，目溢水状。

904. 宝，家中玉。

905. 咱，说起来也是自家人。

906. 2010年4月30日上海世博会开幕当天的三则消息：

1.人民日报消息：“上海世博会今开幕”。

2.日本共同社中文网站发表文章《上海世博会开幕中国致力弘扬国威》；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庆祝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

3.环球网消息：据美国世界新闻网4月29日报道，当地时间24日晚间，中国驻休斯顿副总领事郁伯仁在总领馆附近遭到休斯顿警察围捕，期间美国警察手法粗暴，郁伯仁受伤被送往医院。此事已经掀起一场外交风波，中国政府已就此事向美国发出抗议。美国国务院表态称正在调查，并非常严肃地看待此事。

907. 关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理论，我们应当阅读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马克思就德国工人党纲领中“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泉源”的提法提出批评，马克思写道：

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泉源，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及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著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用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自然界这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泉源，把自然界当作隶属於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泉源，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泉源。资产者有很充份的理由给劳动者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的人，在任何的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

908. 资本的死穴是革命。

909. 《红楼梦》是一部通过家族兴衰折射王朝兴衰的历史小说。朝鲜到中国演出歌剧《红楼梦》，其深意在于友好地提示中国：不要忘记“南京路上好八连”；不要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忘记世界上还存在着残酷斗争；不要忘记社会主义苏联倾覆的教训。

910. 惩，征其心。

911. 丕，不一；呸，责其不一。

912. 名星学者佛前问计齐名于佛。佛应曰：厚业，无语。

913. 富士康连跳自杀事件，让人想起日本电影《追捕》及其中那句经典台词。

914. 红，丝工，女红是也。

915. 烟，火之因。

916. 忘，亡于心；记，言己莫忘。

917. 北极解冻的气候变化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安全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对于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918. 朋友要好，谈钱要少；感情要深，主义要真。

919. 闻，隔门有耳。

920. 生活中的远见有时与人后退的远近成正比；学术中的预见与学者在历史纵深中所站的位置为正比。预见都是对历史的回顾，有大历史的人才能有大预见。所以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

921.国家军力比较的要义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技术运用的环境。而环境的优劣则是冲突双方各自谋划的结果。

922.一种学术观点受到关注并不是基于宣传，更不是基于炒作，而是基于需要。只有能满足人民需要的学术，才能为人民所关注。

923. 长寿主要是一种精神状态。鲜见有心机重重的人能通过锻炼延年增寿。能长寿的人，即使是没有经过学校教育的山里人，也一定是个哲学家。

924. “福”，“礻”，拜状。拜“一口田”。它传达出的信息在于：幸福在于节制，在于守一，在于舍得，在于可消化。与生活中有许多到手的幸福却因不能消化而招致更大痛苦的道理一样，战争中因不能消化“胜利”招致更大的灾难的案例不胜枚数。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为消化这一战果日本发动了对华战争，继而太平洋战争，最终因不敌中美合击而国毁家亡。此解一。

其二，“一口田”，乃农家最基本生产资料，故只有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才能生活得有尊严。才能有幸福感。

925. 2010年7、8月的“扫黄”行动，当从黄海开始。

926. 据报导，从2009年开始，张艺谋为《山楂树之恋》四处寻找合适的女主角“静秋”，张大导演最终发问：“漂亮又清纯的孩子怎么越来越少？”这使人想起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那一堆堆人为鼓起的“大赤包”及其中折射出的阿Q式的“他日我若为青帝”的幻觉。

927. 好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少，坏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多，最差的军事方案是战事未开，就已八面树敌，四面楚歌。2010年8月美国选择中国黄海军演，其评价可归入最后的选项。

928. 现在的美国女人爱打仗。奥尔布赖特上任打科索沃，赖斯上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在任则挥师黄海。从科索沃到伊拉克，美国打得一仗比一仗差，如它还敢在黄海动手，那美国的气数也就指日可待。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携马岛胜利余威来到中国与邓小平谈香港问题，结果是交出香港。今天希拉里若梦想科索沃战争的回光能在中国闪亮的话，那结果一定是美国退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海海域，正如1814年英国退出美国西部近海海域的道理一样。

929．回，哪来那去。

930. 演员汤唯曾主演过《格瓦拉》戏中的革命战士，又在《色戒》中演过汉奸情妇，据说又要让她在《建党伟业》中演毛泽东恋人。如果这三个角色链接完成，那《色戒》导演想要给中国人传递的语言也就用汤唯这张面孔划上句号。这就是：人不就那点事，无所谓国家民族，跟谁干都一样。

931.西医与中医各有优劣，二者的差异的关键在于：前者长于发展，后者长于可持续发展；二者优势的极端处便是它们各自的劣势。

932. 缺点只不过是优点的过度伸展，而缺点自身的极致表现有时也会转化成了优点。西方人形而上学思维缺点的极致表现便是近现代的技术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而完成这样的革命，单靠东方擅长于综合辩证的思维优点是不足以胜任的。但这种文明到今天的过度伸展又使其进入自我否定，从而需要东方文化矫正阶段。

933. 韵，匀音也。

934. 祥，“礻”，作揖状，拜羊也。羊，祥物；羊大为美。

935. 庆，非广大不能欢庆。

936. 社，“礻”，作揖状，祭土也。社时相会，是为“社会”。

937. 胡，古月。秦时明月汉时关，不让胡马渡阴山。

938. 时，寸日。寸金难买寸光阴。

939. 间，门中日，白驹过隙。

940. 贺，加贝也。喜事发钱，以表贺意。

941. 祝，“礻”，作揖状，兄弟互道吉祥。

941. 闷，闭门心思。

942. 迹象表明，2009年的“奥巴马主义”与以2010年初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讲话发生了分野。 奥巴马在向尼克松回归，而希拉里•克林顿则向她的前任奥尔布赖特回归。奥尔布赖特打击的目标是南联盟，而希拉里•克林顿打击的目标则是中国。奥巴马政策伤及的对象是美国军火和能源财团的利益，保护的是中小工商业的利益，它有利于扶持美国本不景气的民生产业；而希拉里•克林顿的咄咄逼人的强势政策则符合美国军火、能源等大财团的利益。如果这一愚蠢政策不能在近期调回，那就说明美国外交真的为军火、能源等大财团“绑架”了，他们迫使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财团的利润，美国成了为这些财团而不是为全体美国人民谋利的工具。当年古罗马就是沿着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的道路衰落的，当今美国公司利益也与国家利益相分离，国家权力成了大财团赢利的机器，如果美国不能从中自拔，那美国衰落也就无可挽回了。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 今天的美国已从“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曾经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的高峰。与此相应，今天的中国已替代了当年美国“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角色，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人已胜过了美国人。正如当年英国的历史高峰已成为往事一样，今天美国的历史高峰也不久会成为只存在于好莱坞大片中的传说。

943. 治国者当以正为本，以奇为用。因为台湾问题的出现主要不是台湾同胞的责任，而是美国及其西太主要盟国干涉的结果。这样，解决台湾问题，如果没有极端的台独事件或外来势力直接干涉的出现，就不应该有“直捣黄龙”式的思路。当年康熙和后来的毛泽东，都没有采用这种思路，他们对台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将台湾打跑而是为了将台湾拉回。

944. 黄海，是中国海权的最核心的地带，是中国海权神经的最敏感的部位。触动黄海就触动了中国人民那痛苦的近代记忆；不仅如此，进入黄海，也就接近了中国内陆的政治心脏。历史上决意在黄海动手的国家，都是随即与中国摊牌的国家。1894年的日本是如此，1950年的杜鲁门治下的美国是如此，那么，2010年的奥巴马治下的美国也不可能是例外。

945. 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亚洲军事“屡战屡败”的特点正好相反，21世纪初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特点则是“屡败屡战”。就在美国在中亚被拖得疲于奔命之际，美国于2010年1月又提出“重返亚洲”的外交目标，其战略重心继续东移。而拉动这一战略转向的“由头”就是“天安舰事件”。

946. 二战后期，美国跟苏联用“暗盟”的方式在东欧合伙拉出一道“铁幕”。当时美国与苏联有许多矛盾，但在打倒欧洲问题上两家的目标则是高度一致。且不说在事关战后地缘政治布局的第二战场的开辟地点问题上斯大林与罗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东欧爆发“波匈事件”时，美国只是空喊并不对苏联动真，相反却在同时发生的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事件上，美苏却利用联合国联手将英法逐出了中东。这是因为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上有默契。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占领东欧，西欧才是小西欧；小欧洲，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

947. 二战之后美国翻身有赖于美国罗斯福联合苏联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西欧的地缘政治空间。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空间。对此丘吉尔恨得咬牙，罗斯福和斯大林去世后，他一纸《铁幕演说》便把美国忽悠到朝鲜战场，险些将美国唱衰。

948.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并没有停止用“狐狸赞美乌鸦”方式削弱美国。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人在朝鲜战场流血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之际，英国却拉着英联邦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忽悠着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将再次美国拖垮。2010年9月，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已用不动声色地收复了二战后失去的半壁江山。试看今日地图，今天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美国撤离中亚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美国的东翼即大西洋东岸也开始有了危险。今天的历史又有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的回响。

949. 20世纪末苏联在失去中亚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权，21世纪的美国也将从伊拉克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老布什帮着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和小布什帮着西欧东扩拿到了东欧，基本恢复了欧洲在雅尔塔体制前地缘政治版图，接下来的事就会是欧洲摆脱美国控制。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又来到亚洲，莫非还要再帮着日本恢复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利益？我们不能说希拉里•克林顿有这个意图，但客观上却有这个可能。目前美国的高层的国家战略似乎乱了阵脚。2010年美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期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战略操作水平却与尼克松时期判若泥云

950. 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管减少对手，以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反观今天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来推行美国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的战争，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对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将包括中国、俄国在内七个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要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开始，打到伊拉克就打不动。中亚更是越反越恐。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又高调来东亚，以当年莱斯女士的咄咄气势挥师直逼曾数次造成亚洲政治翻转的“枢纽”即黄海海域。莱斯时期美国在中亚已打得——与反恐战争前相比较——对手林立，在这点上希拉里•克林顿比她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莱斯“动真格”风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战事未开就惹得东北亚天怒人怨：俄国和中国的海军均在自己的领海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反制性军事演习；美韩在黄海的军演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国示好的朝鲜，朝鲜以前所未有强硬态度对美国提出抗议，这使美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失去了通过拉拢朝鲜复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历史性的时机。

951. 20世纪50～60年代以“反共”为目的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失败，继而21世纪头10年以“反恐”为目的的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均说明，美国没有独吞世界的能力，对美国最有益因而最具可持续的外交是与大国分享利益的外交。这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略哲学的精髓。尽管美国在离东北亚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尽管从阿拉斯加解决出兵解决东北亚危机其条件并不亚于俄国，但两个罗斯福总统都面临过并回避了东北亚的挑战。前者将东北亚问题留给日本解决，后者则将出兵东北的活儿留给斯大林苏联。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再次忘记罗斯福的思想精髓，为欧洲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冲在前面打倒了苏联，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回收苏联雅尔塔遗产，反而在让欧洲在美国每次胜利后都唱衰美国并大获其利。苏联解体迄今凡20余年，美国便被“领导世界”的重任压垮并迅速衰落。当年紧随并怂恿美国冲到阿富汗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10年后看到了美国的颓势，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 。如果我们知道二战前的英国那段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952. 美国的战略思想家李普曼的思想可追朔到罗斯福在与苏联分治世界中有限扩张的战略，其哲学要义是“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为麦卡锡之后美国战略界长期埋没的李普曼知道，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力量也只够保住几条关键利益线，这是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也是两位罗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机时刻为美国赢回荣光的经验。

953. 似乎是上帝的眷顾，李普曼远比地缘政治大师麦金德幸运，1947年麦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独立和大英帝国即将崩溃的前景；1974年85岁高龄的李普曼溘然长逝，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思想通过尼克松的外交实践挽救了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经历过尼克松中兴的凯南，坚决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可以说，他所主张的美国外交应该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 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也似乎是上帝的惩示，去世前凯南又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让凯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再次承担起美国背不动的在全球与“撒旦”斗争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的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的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

954. 有经验的人总比没经验的人看问题清楚：有过古巴导弹危机失败经验的赫鲁晓夫，在法国撤出中南半岛时就不象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那样再与美国在此争战；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的凯南就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莱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而有过科索沃战争经验的奥尔布莱特则对小布什和赖斯的入侵伊拉克则持批评态度，，2005年9月24日，她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 。那么，不知现在的莱斯或小布什对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初那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的讲演会作何感想呢？至少没有见到这位前任国务卿对此有过支持性的任何评论。

955. 似乎是上帝的安排，1947年86岁的英国地缘政治学大师麦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独立和大英帝国即将崩溃；1974年85岁高龄的李普曼溘然长逝，李普曼远比麦金德幸运，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思想通过尼克松的外交实践挽救了祖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再次有了二战胜利初期的骄狂。美国的政治家们忘记了前任的经验——也可能他们想超越这些经验，结果借科索沃战争推进北约东扩，借“911事件”挥师中亚，结果是欧洲在东欧收获，美国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落了个越战的下场。而此间经历过尼克松时代中兴的凯南，理解了罗斯福有限扩张的哲学，坚决反对克林顿政府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最致命的失误。这时凯南所主张的已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 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享年101岁。似乎是上帝的惩示，上帝让凯南生前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让凯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再次承担起美国完成不了的在全球挑战“大风车”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的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的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2008年，美国国力大幅缩水，国运出现颓势。

956. 战略框架的设计属于战略哲学层面的工作。其基本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时间和空间，其次是确定战略对手。历史上从来没有脱离特定时空的战略对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确定事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致知，就是在这确定的时空中确定战略对手和战胜对手的原则。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的边际。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的战略。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不停转化的。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

957. 21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已经到了由量的积累到从东亚开始局部质变的“关节点”，而美国来到黄海、日本在钓鱼岛高调寻衅也同时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突破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海上封锁，掌握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个链条”提供了历史机遇。反者道之动，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我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提前做好准备。

958. 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战略安全环境的特点。

959. 具体说来，决定中国近中期的战略重点在东亚区域，其中心任务是以台海统一为牵引，突破美国在东部海域长期强加给并意在海上封锁中国的从日本南经台湾岛、菲律宾、巽他群岛、终至马六甲海峡的所谓“第一链条”。至于从日本东进关岛南折菲律宾的“第二链条”，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中国制海权寻求的重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由于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扩展也有其先定的政治底线和极限。我们知道，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底线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定的雅尔塔法权体系奠定的。在这个体系中，台湾——当然还有“满洲”“澎湖群岛”等——在法律上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回归中国，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利益一致并获美国外交承认，而与日本利益是不一致并没有获得日本外交完全承认。这就是说，在第一链条内有着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台海统一，这此方面，中美间的矛盾是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即雅尔塔法权体制中的冷战矛盾，这种矛盾中的中美关系在雅尔塔体制中是伙伴关系，而在冷战体制中则是对手关系。日本则不同，日本是受到雅尔塔体制制裁而又至今不服输的战败国。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与中国的矛盾表层看是冷战矛盾，深层或本质上看则是体制（雅尔塔体制）性的矛盾。在冷战中，日本与美国是伙伴，与中国是敌手，但在雅尔塔体制中，日本与美国、中国都是敌手。鉴于此，在日本没有明确表示不仅“尊重和理解”而且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之前，中国和日本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关乎生死，而这生死矛盾又主要集中于“第一链条”内，于情于理，中国都必须为完成台海统一而打碎“第一链条”并将“第二链条”以西的海区变为真正的和平之海。鉴于苏联解体后，美国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强化了遏制中国海外发展的冷战政策，可以说，在打碎封锁中国的“第一链条”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是主要矛盾——这是由于美国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日本不仅没有对其在二战中的罪行认真反悔，而且还企图颠覆雅尔塔和平体制。

960. 台湾关乎中国生存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国家安全不能退让的底线。而近代史上所有侵占台湾的国家，都先取黄海；反之，获得黄海制海权的国家，也必得台湾。1895年中国失去台湾是始于甲午黄海海战，1950年中国台海两岸分离始于美国进入黄海并由此启动了朝鲜战争。这两次历史教训留下的经验是，得黄海者必得台湾，得台湾者必得东亚。台湾是东亚变局的关键，当然也是中国打开西太平洋制海困境的枢纽。

961. 目前关于中日美之间的军事力量比较，更多地以技术和吨位为参照，对中国海上力量得出不同的评价。其实，国家军事力量比较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技术运用的环境；而技术运用环境的好坏并不完全是静态即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即冲突双方各自的战略家们谋划的结果。比如，在鸦片战争中曾大显威风英国的洋枪，却在中国乡野三元里大雨中百无一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东南平原一带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重装备却在西南山区反成国民党部队的包袱。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894年甲午海战前的中国，那时的黄海对中国而言就是远海。远海作战，当然技术占先。现代信息和导弹技术已缩小了地球间的距离，这时的黄海就成了中国的近海。外来的航空母舰，不管它技术装备如何先进，在这片水域，对中国大陆而言，无异于儿童游戏艇。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今日中国海上力量的劣势在远海，至于近海，确切地说，就是在“第一链条”以西水域，中国海军则有相当的优势，这是因为它拥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是无限的资源供给——这恰恰又是美日海军远不及中国的地方。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从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在美国家门口挑起古巴导弹危机和2008年8月美国海军在俄罗斯家门口声援格鲁吉亚那高调而去蒙羞而归的结果得到反复证明。鉴于此，中国应对近中期海上战事的策略应当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近战可久，远战当速，就近而舍远。

962. 19世纪末日本征服亚洲的计划启始于黄海，发动于东三省；当代中国崛起始于入朝作战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未来中国在东亚安全及战略地位的保障的根基亦在黄海及其所依托的中国东北大陆地区的国防力量。“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原，基也，前提也。从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看，中国东北大陆国防力量是保障黄海海上安全前提，中国黄海的战略力量又是保障台海和平统一的前提，而台海统一则是实现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整个东部制海权的关键前提。

963．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重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具有成熟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在存在，而不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与美国的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发展而发展的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其从近海向远海推进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较量经验的中国海军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这段艰难阶段并能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那样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联“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964．人之差别不在相会之地，而在分别返回之处。

965. 据说人有提议将战略导弹兵种归并于空军和海军，这对中国而言，无异于在中国海军初长且不会独立上路——美国海军早已驰骋于世界诸洋——之际突然撤掉扶手，无异于将计算机拆了归并到算盘。

966．只有飞蛾，才能扑火。

967. 改革开放初人们拼着命要打破和挣脱“大锅饭”，说它束缚了人的创造性；现在人们却拼着命要攀入门坎比过去高得多，要求已近苛刻公务员队伍，说公务员收入稳定。

968. 停，遇亭小憩。

969．止，不上，不下，到此为止。

970．道家散淡的哲学认识基于时空无限和相对，故老子说：“天长地久”；儒家进取的哲学认识基于时空有限和绝对，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971．真是历史的讽刺，当今英国也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趁美国之危，趁火打劫，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方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它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报告中说，2006年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文件中指出，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值得回味的是，英国在怂恿美国冲入中亚后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也在双面赢利，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组织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该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　　

972．中英文关于金钱的文字反映了财富与暴力的关系。中国“钱”字金戈相架，凶相。英文中Money词源于战争警报。Juno Moneta是古罗马神话主神朱庇特之妻，也是战争之神，主要职责之一是向人们发出战争警报。这些字源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分析。马克思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用现在流行的广告词说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973．19世纪是一个有趣的世纪。60年代，世界大国普遍出现锐意进取而又稳健的政治家：德国有俾斯麦，法国有梯也尔，俄国有维特，日本有伊藤博文，美国有林肯，中国有曾国藩等。此间，中国曾国藩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法国梯也尔于1871年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和美国实现了国家的铁血统一。这一时期的稳健政治在欧洲造成了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以及中国的暂短稳定。

人说家富不过三代，其实，国稳也难出三代。到19世纪末，冒失政治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闪亮登场：德国有威廉二世，俄国有尼古拉二世和别佐布拉佐夫，中国有光绪和康有为等。这一时期的冒失政治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大清王朝的崩溃。

20世纪的历史似乎出现了命运的轮回：世纪中叶出现罗斯福、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一批经验丰富的稳健政治家，他们的政治设计为世界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可到世界末，冒失政治家又纷至沓来，在苏联有戈尔巴乔夫，在美国有老小布什。结果在雅尔塔体系中本是一家的美国“周瑜”把苏联“黄盖”打死了，结果在苏联崩溃不久，美国也看到了它的黄昏，而被雅尔塔体系剥夺最多的欧洲则在与美国玩的一场场“丢手绢”的游戏中巧悄然崛起。

974. 法国拿破仑用旧体制保留了大革命创造出的新文化，德国黑格尔在国家哲学中保留了革命的辩证法。保守在许多时候是巩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是人类进步中起着“历史的火车头”[1]作用的激进革命的必要补充。

975．1762年卢梭在他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说：“欧洲却还有一个很可以立法的国家，那就是科西嘉岛。这个勇敢的民族在恢复与保卫他们的自由时所具有的豪迈与坚决，的确是值得有一位智者来教导他们怎样促使自由。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2]七年后，拿破仑在科嘉岛出世，据拿破仑回忆母亲：“当她怀着我的时候，还义无反顾地跟随我的父亲参加了科西嘉战争中的游击队。”[3]拿破仑最终以保守的形式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成果巩固并转化为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法律文件，这就是“震惊全欧洲的”《拿破仑法典》。

976. 不读书的文化人，在许多时候表现的很“文化”；相反，有许多书读得很好的人，还真看不出有“文化”。这与真懂外语的人，不仅国语说得地道，而且在说话时从不夹生外语词汇的现象一样。这些都应合了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为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的说法。

977.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4]

在阅读这段托克维尔于19世纪中叶写下的文字时，我仿佛置换了时空，误以为这是在批评今天中国那些以美国制度为范本的“普世价值”派。托克维尔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当他经过法国在革命后，他对“自由主义”有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他写道：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5]

托克维尔提出革命的出现往往不在人们失去而是获得自由之后：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总结出的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它似乎适用于一切政府而非仅仅是“坏政府”。19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和80年代末的苏联共产党政府都曾在垮台前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这种“改革”反成了他们垮台的加速器。

托克维尔发现法国大革命前有左右两种“激情”合流，他说：

那些仔细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人，从书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6]

结果，王权被打倒了，可皇权建立了。托克维尔说：

但是，当发动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进行类似事业的整代人身上，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2392～40页）

在全书结尾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作了如下评论：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辩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它就准备走到地角天涯，无所畏惧；它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贴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够；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第241～242）

托克维尔写出这些文字时离法国大革命已有半个世纪，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思这场运动，上述认识反映了19世纪中叶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对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新思考和新共识，在这种共识中，欧洲人比较合理的消化而不是抛弃（只是“扬弃”）了欧洲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将一大批政治家——比如德国俾斯麦、俄国维特、美国林肯等——推上世界政治的中心。欧洲人这段心路历程，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亲眼看到苏联在“新思维”运动中迅速解体的中国人来说，合理地扬弃性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未来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

978．1972年有两件小事值得注意。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7]，第二件是毛泽东提醒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担心所在。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心思，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8]。基辛格说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呢。当年王明的空谈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那些紧随他的人——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9]——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而能体会毛泽东的这种担忧并克服我们身上的“幼稚病”才是今天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必修的功课。

979．《资治通鉴》出现在北宋，是由于司马光感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并试图对其进行校正。尽管《资治通鉴》没有挽救大宋王朝，甚至也没有挽救大明王朝，但它挽救了中华民族。

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势崛起和大宋乃至大明王朝的倾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大刺激，这一剌激使原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南宋“普世价值”大师朱熹强力推出强调正心格物思想的《大学》，此后，《资治通鉴》以及《大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和经世致用、杜绝空论的精神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明末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带兵打仗，主张“知行合一”，这种传统在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蒋介石以至毛泽东那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

五四时期的“主义”与“问题”的争论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都是宋明时期“器”“理”之争的继续，但结果却与宋明时期正好相反，问题意识而不是普世原则上成了学术研究的主线。强调问题意识，强调知识要经过经验的过滤，是《资治通鉴》贯穿始终的哲学精髓，也是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崛起时有培根的试验哲学，美国崛起时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近现代国家迅速崛起精神原因。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讲实事求是，只讲“普世价值”的国家和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

980.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981．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作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982．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983．考试能力的提高是人生发展的必要手段，在和平时期，忽视这种能力建设是愚蠢的，因为它会使人生发展在其起步之初就变得更为艰难；但如果这种手段不自觉地被异化为人生目的的话，那更是愚蠢的，因为这样会毁灭人的全部价值。

984．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985．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986．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987．书多神聚，会多心分。

988.革命也罢，改革也罢，计划经济也罢，市场经济也罢，不管建立何种体制，如果采取将前一体制中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今天的市场经济绝对不能抛弃中国经过大革命才得以建立并行之有效的计划杠杆，将来的中国经济模式也绝对不能抛弃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建立起并对中国崛起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在未来中国经济模式中，我们需要抛弃的只是资本中的异己部分即买办资本，并在节制中保护和扶持民族资本。民族资本是在资本占优势的世界体系中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苏俄刚建国的时候，列宁曾批评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有很优秀的品质，但在经营方面却不如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10]列宁告诫这些同志“与狼在一起，就得学狼叫”[11]。节制性地运用民族资本，就是在狼的世界中用狼的语言与狼交往。不然，我们中国在未来就不能在如狼似虎的世界中与虎狼周旋，就不能打败虎狼而只能被虎狼吃掉。同样，民族资本如不被节制并由此伤及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并失去他们的支持，我们也同样要被国际资本所打垮。因此，学会驾驭资本而不是被资本所驾驭，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989．钱，仅从字型上看就知它包含着的是一大堆对立着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说明历史上穷时出匪，富时出贼的原因，曾国藩因此告诫他的后人“有福之人善退财”。

990. 尖，大之小。

991．私，据禾为己；公，私之背。韩愈《五蠹》：“背厶为‘公’。”

992．分，刀分也。八，平分之谓。

993. 城，言土垒而成。

994．舆论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亲美者反日并以此表现爱国心，亲日者反美并以此表现爱国心；二者相同点在于：在中国问题上，他们都在爱国的名义下一致主张以西方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在国际问题上，他们都一致贬损第三世界，尤其是损贬朝鲜、伊朗等。

995．要让木头沉到水下，除非它腐烂；要让铁锭浮上水面，除非他锈透。因此，质量决定存在方式。人亦然。

996．谁也不想得罪而又想获利，想四面落好而又不肯吃亏，这种政治的后果，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好施小惠，言不及义，难矣哉”。

997．法国大革命中那完全顺从而不主动引导和塑造舆论政策得到的结果恰恰是革命的反动。拿破仑专政和帝国是对法国大革命中那盲目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绝对标准的舆论政策的矫枉过正。

998．看看目前那充斥于社会上下那空而又空的学风和假模假式和不男不女的戏风，再环视东海那日益逼近的虎狼，不由得让人想起历史上的宋（960～1279）明（1368～1628）两朝和眼前的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未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人物，可到20世纪它在地图上却成了需要放大镜才能找到的米粒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否严肃地考虑过奥地利的厄运落是否会落在中国，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我们今天应当担当什么责任和做些什么呢？

999．靠光电打出来的“盛世”，如侯宝林相声所说，“手电筒一关”后是要掉下来的。

1000. 研究浪花运动规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洋流运动规律；研究洋流运动及其规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大洋的盆底构造及其规律；研究降雨量变化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大气运动及其规律；研究国际事件趋势的前提是搞清国际政治的历史运动及由此形成的大国间的力学结构及其变化规律。正如在月球引力场和地球引力场中同一体重的人跳跃的极限是不同的道理一样，知道了国家的“体重”，又知道了国际政治的“引力场”结构，那么，这个国家——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扩张的底线和极限也就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