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谈“道”“德”

——兼谈改进我们的学风

张文木

《大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约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被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因而它不可免地带有宋时理学的痕迹。

《大学》是讲学习法则的著作。说是法则，是由于它近乎本体论，因而有“则”的含义；同时它又不是本体论著作，毕竟还是谈“学”的，因而还属方法论著作。与其他同类著作不同，它讲的是学习“大”方法，故曰“大学”。

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1]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其中关键是“道”、“德”二字。韩非子所谓“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扬榷第八》），[2]是在说事物的共性“道”和个性“德”的关系；道，讲的是形而上，德，讲的是形而下。《辞海》解释得明白：“‘德’，指具体事物从‘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管子·心术上》：‘德者道之舍’”。[3]德，在管子和韩非子著作中均与“得”通，得者，得道之谓。

此前，老子有《道德经》，它本原是《德道经》，[4]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中“道”从“德”出，即先讲“实事”（德）再谈“道”理，先谈“问题”，再谈“主义”的特点。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5]是说真“德”是有“道”之“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说那种徒有虚表的无“道”之“德”，可称为“无德”。这与“道，可道，非常道”是同类判断句式：意即形而上的“道”是不可言的，而可言之道则是形而下的，因而不是真“道”；“非常道”，接近于形而下的“德”。《老子》说万物“道生之，德畜之”[6]，这与管子的说的及“德者道之舍”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事物的存在方式。《易·乾》：“君子进德修业”。这是后世先入“事实”再去“求是”、先“格物”再来“致知”、先谈“问题”再谈“主义”的认识方法的较早的表述。

春秋时期的这种反对脱离具体对象的坐而论道的思想方法，到秦汉之际的《大学》中进一步演化为“格物致知”，它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一核心思想的进一步阐述。格物，即先确定了事物的“德”性；致知，即后知事物的本性。学习之道，在于且也难于先明“实事”（“明明德”）；明于“事”，方知“道”；明乎“实事”，方可“求是”。正可谓“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东汉时，这种思想方法又被概括为“实事求是”[7]，而后宋人“器”与“理”关系的讨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及40年代中国共产党 “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整风，都是中国春秋时期“德”、“道”关系认识的继续。

二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认识源于生活”思想的原始表述。《易》曰：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8]

发现了的真理，不仅要用于解释和改变客观世界，而且还要用于解释和改变主观世界。《大学》对后者有着突出的贡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明明德”，即明察秋毫于显现眼前的事物。其目的在于“亲民”即做新人，做新人才可“从心所欲，不逾矩”[9]，才可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

明察于事，方知处于特殊“德性”中的真理的有限性，方知“止于至善”乃“大学之道”。“知止”是“格物”的结果，“至善”是“致知”的结果。明乎有限性，方有“定”、“静”、“安”，方有思考问题的起点，方有安身立命之本，最终方能完成“亲民”（新人）的塑造或曰“世界观改造”的过程。“规定即否定”[10]，当然也可以说“规定即肯定”，规定是“格物”，肯定则是“致知”，是“止于至善”。其中，“格物”是最基础的功夫。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如果前面“德”的概念更多地侧重于对客观之物的规定，那么，这里的“德”则侧重于讲对主观之物即人的规定（范）。这里“格”的对象已从客观世界移入主观世界：在认识过程中，不仅要“格物”，而且还要“正心”。“心”，在这里受到定“格”，并通过这种规定获得新的肯定。这样“德”的概念便从客观范畴进入主观范畴，继而进入伦理范畴。我们现在常说的“德性”、“品德”、“道德”等，多潜移于这一认识论默化过程，并经过宋明理学固化而成为对“德”的伦理学的，先是积极的而后又被庸俗化的解释。这种庸俗化解释曾经严重桎梏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修身”的正果基于“正心”，“正心”基于“格物”，即选择和确立实践立场。实践基于的立场，是人格的规范和塑造的起点。有了立场，才可意诚，才可心正，才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万丈高楼起于方寸之地，无垠宇宙归于方寸之心。心正天下正。用现代白话说，就是做人要有立场、观点、方法论。正确的立场，导致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而正确的观点即“致知”源于正确的“格物”。用毛泽东的话反说就是“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11]；正说则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同时也是人生道德的最基本的问题。行大“道”，必立大德（“上德”）。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13]毛泽东补充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14]

三

学风问题关乎国家命运。

《大学》讲的也是大学风，即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风。可贵的是《大学》将学风问题与治国实践相联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正其心；正其心，当先正学风。学风不正，无以修身，无以齐家，最终是无以治国平天下。

学习之难，不仅难于论“道”，更难于“明德”；不仅难于“致知”，更难于“格物”；不仅难于“求是”，更难于“实事”。脱离“实事”的“求是”，与不经“格物”的“致知”及不经“明德”的求“道”一样，是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焦点不在“明德”，而在论“道”；30年代毛泽东与王明之争，其焦点不在论“道”而在“明德”。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基于“明明德”、“格物致知”，继而“实事求是”学风和认识路线的杰作：与陈独秀、王明等不着边际的空论不同，毛泽东将共产主义的大道的应用于中国实际，从中国之“德”中求出共产主义之“道”，又使中国之“德”孕育了共产主义之“道”，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胜利。

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警醒于20世纪30年代惨败之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延安学风，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殷鉴不远：苏联没有倒在西方的导弹之下而是倒在严重脱离实际的认识路线之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如果还不能居安思危并警醒于这段教训，那我们也有可能重蹈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90年代苏联共产党的旧辙并再犯同样的错误。

来源：《科学时报》2007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