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先生被“掌掴事件”，在学术界前所未有；更前所未有的是，对“掌掴”这种任何文明社会都认为不可取的方式，多数公众却给予理解同情，掌掴者黄海清也得到大量网民的热情力挺。最近几天，我留意了几大门户网站的调查，网络民意几乎呈压倒优势，民意数字十分惊人——人民网调查：你如何看待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建议取消的占62%，认同具普及知识趣味性强的只占5%。搜狐网调查：截止10月15日参加调查的 166974人中，有154899人支持“打人者也是为中国学术界打了一针清醒剂”。CCTV复兴论坛调查：同意“阎崇年就是历史学界周正龙”的比例，竟高达81.45%……很多人指出：“这就是民意的体现！”
难道大众仅仅因为渴望平等话语权吗？仅仅因为遭到明星学者和央视“百家讲坛等强势传媒的拒绝吗？仅仅因为阎崇年先生拒绝与大众对话、更与于丹教授在北京图书节“重兵护驾”签售亮相，以至与大众情感对立吗？我以为，这只是掌掴事件的表象；而真正的动因，是中国大众与阎崇年先生历史价值观的分歧。
不少网民指责阎崇年先生“美化清朝”、歌颂暴力血腥、伤害汉民族感情、“挑起民族矛盾”。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一．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是否激起了不应有的民族矛盾？
浏览《康熙大帝》和《明亡清兴六十年》，阎先生的历史评说，紧紧聚焦在“民族”二字上：不仅把明亡清兴60年归结为满汉民族之争；而且上至辽金时代，下至孙中山民主革命，所有历史兴替都是民族问题，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从而把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全部归结为“民族”问题，用民族战争和民族矛盾这个视角加以重新梳理。历史发展的推进力量被阎先生解读为“民族矛盾”——“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
书中论述：
“辽朝与北宋对峙，金朝与南宋对峙，党项建西夏，元朝取代金朝，都有民族问题……总算一千年。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康熙大帝》，第288—289页
“这个敏感的民族情结，一直影响到今天。”—— 《康熙大帝》，第203页
阎崇年先生紧扣“民族”二字，把中国历史的其他内容，包括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宋元海丝之路与中国文明的对外传播等，都在有意无意中忽略不提。经过阎先生的筛选剔除，“民族争端”就成为推进中国历史发展、决定历史走向的核心力量。甚至“辛亥鼎革、狂飙突起”，结束两千年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阎先生看来，仍然是“民族矛盾”的极致爆发——“清朝最后还是亡在了民族问题上。”（《康熙大帝》285页）
至此，民族矛盾被阎崇年先生突出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又通过“百家讲坛”这样的强势传媒，传播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为行文方便，本文暂且将之命名为“民族矛盾史观”。当然，这种理论的最终命名权，还应属于阎先生本人。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历史学界形成“唯物史观”、“唯心史观”、“地缘历史观”等诸多学派。但无论哪一家学派，都要被历史的前进方向所验证。在中国，书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明确提出：史家治史之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可见，每一种新的历史观，既要能解释历史，更要能印证于当代，预见于未来。按照学术规范，如果将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印证于中国社会的当代，并预见中国社会的未来，会产生怎样的答案呢？难道今天的中国历史，仍然是以“民族矛盾”为核心吗？难道中华民族的未来，还要在“民族问题”上“折腾来、折腾去”，用民族之间的血腥暴力来推动历史发展吗？
这种疑问，引起了我对阎先生“民族矛盾史观”的担忧。如果阎先生只将“民族矛盾史观”这种标新领异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在个人书斋中玩味，或与一二学者同道探讨，负面效应还甚微；而一旦将其推向大众，就要考量“精神产品”的社会效果了。更何况，这种推出不是透过一般的传播渠道，而是借助当下最强大的电视传媒——全国收视第一的中央电视台和无数大众媒体的强势传播，放大升级、猛火爆炒，仿佛烈焰逼人的大火球，使中国大众都被阎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搅动，不自觉地把文化焦点聚焦到民族问题上来。
浏览网络可见，当前无论“挺阎派”还是“倒阎派”，公众情绪已经完全被阎先生引导到民族争端上，有网络评论直言：“大家如果把所有跟贴都看一遍，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是看到了严重的思想对立和民族对立。”更有情绪化的网评，以“满族遗老”，“大汉族主义”，“新纳粹”等言辞互相辩争，唇枪舌剑风起云涌。其现象是，人人都在说民族，人人都在讨论民族争端；其结果是，原本波平浪静的民族话题，被阎崇年先生和百家讲坛曝光到公众热议的风口浪尖，民族问题也就成了公众性的文化事件。从个人来看，阎先生是成功了，不仅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场民族争端的大众论战，而且使私人性的“民族矛盾史观”放大到公众话语空间，甚至远播海内外，爆炒到如火如荼的程度。但是，从中国文化的全局来看，这种民族争议的爆热，难道不值得担忧吗？
再者，阎崇年先生借助大众传媒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观”，特别是通过百家讲坛取得一夜爆红的巨大成功，必将在学术界形成一种错误预期，认为学者只有冲破学术良知和道德底线，才能越猛越红，越出位越红。明星的诱惑难免会使更多学者以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为成功典范，把类似“民族矛盾史观”的学说，一个个制造出来，在个人爆红的同时，也将中国历史和文化经典亵渎得一塌糊涂。
第三，最令人忧虑的是，放眼当今世界，敌对中国的分裂势力，无一不在“民族”二字上做文章、找话题。阎崇年先生以清史著名学者的身份，通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个国家传媒强势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观，就不仅是学者个人观点，而是以主流媒体的形式传播给亿万观众，其覆盖面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强势传媒覆盖下，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会不会成为某些民族分裂势力的理论依据，令鼓吹分裂者如获至宝、引以为据呢？阎先生年过七旬，学术经验何其丰富，人生阅历何其老到，难道对此丝毫没有警惕和深思吗？
一切话语都有历史语境。关于民族历史问题，当今各国都极为谨慎。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民族的统一。在电视传媒时代，知识分子并不只是文化强势话语的独霸者，而更应是服务于大众、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稳定的文明天使，是能够对人类文明、民族文化和社会和平进步，有所贡献与担当的人。阎崇年先生遭掌掴事件的背后，透视出的已不是学术自由问题，而是“民族矛盾史观”引发的民族问题争端及其可能造成的后续效果。
二．“明星学术”是否混淆历史是非，颠覆忠奸之辨？
阎崇年先生遭网友激烈批评的论点，不仅包含民族矛盾史观，而且隐含历史翻案话题。他提出：
“有人问：吴三桂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又有人问：吴三桂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肯定吴三桂的历史贡献，主要是为明末清初中国重新统一做出了贡献。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官于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后到老年又反清叛乱，是一个丧失大节的人。——《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12页
那么，吴三桂究竟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功臣？还是出卖民族大义的汉奸？在百家讲坛上，阎崇年先生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这实际是掀起了对吴三桂的再思考。
其实，不仅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早已对吴三桂等汉奸作出价值定位；即便是吴三桂卖身投靠的清王朝，对其卖国行径也极为不齿。就在阎先生反复推崇的“康乾盛世”，这桩历史是非早已定案。康熙皇帝称赞与清朝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乃明之忠臣，非朕之叛逆”。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则做得更为彻底。他不仅为袁崇焕平反，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诏国史馆修《胜朝殉节诸臣录》，将抗清的明朝忠臣史可法等人赞诩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忠于所事”，均可称为“一代完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同时下诏修编《明季贰臣传》，收入降臣洪承畴等“望风归附”、“解甲乞降者”，将其丑态据实直书。至于吴三桂之流既降复叛，在乾隆看来更不比于人类，连进《贰臣传》的资格都没有。乾隆明确指出：“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 要“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为使后人永远不能给奸佞翻案，乾隆又强调“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这段话说得清楚明了，且痛快淋漓。康、乾作为封建帝王，都已明确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必须明忠奸之辨，使天下百姓能够“明荣耻、知是非”，“为万世立纲常。”
可见，阎先生通过“百家讲坛”试图重新思考吴三桂，不仅翻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定案；而且翻了“康乾盛世”已由“皇上亲裁”的“铁案”。恐怕乾隆老爷子地下有知，也要伸出一双巴掌了。
如此出位的历史翻案，难怪观众先是惊骇不已、大跌眼镜，继而更透过“掌掴事件”直斥其非。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强化本民族传统文化、以民族文化彰显国家软实力的时候，民族历史的是非价值，已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更触及到全民族的道德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公众对掌掴者黄海清表示同情，对阎崇年混淆历史是非表达愤怒，甚至直言“该打！”，绝不是崇尚暴力，而是捍卫中国文明底线的坚韧之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反对阎崇年先生历史观的网友，很多是比掌掴者更年轻的“80后”、“90后”。他们不惧权威、不追星追腕，敢于引经据典与史学泰斗阎崇年先生进行学理辩驳，勇气首先可嘉；而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热情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自觉，更令我在替掌掴事件遗憾之余，感到喜慰。作为比他们大几岁的70后，面对这些生气勃勃、正直乐观、锐意进取的弟弟妹妹们，我在北京深秋这个寒冷的早晨，感到一种充满热力的兴奋和喜悦。一位哲人说过：“青年是时代的性格”。全民族青年群体的历史价值观，正是民族发展原动力的标志。如果中国的青年一代都能像他们那样，“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那么，中华民族何愁不能振兴？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难道不是指日可待吗？
掌掴方式虽不值得提倡，更应下不为例，但以错位历史观挑战大众忍耐力与承受底线，借助主流传媒渲染话语霸权和学术强势，却激起了真正的社会民意。面对公众的义愤填膺和强烈拒绝，阎崇年先生对吴三桂等人的历史再思考，似乎也应到此为止了。
三．从“吴三桂”到“李鸿章”，“百家讲坛”等栏目是否要将“美化汉奸”、“历史翻案”进行到底？
问题在于，阎崇年先生的对“吴三桂”再思考，对清王朝腐朽暴力的美化，并不是独立现象。在商业利益催生下，吸引眼球、价值迷乱的历史翻案风，已构成一种潮流。“大禹包二奶”，“李清照好赌好色”、“岳飞是好战分子”之类猛料不断推出；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汉奸、卖国贼，从秦桧、吴三桂，到李鸿章和汪精卫，则被百般夸饰、歌功颂德。据报道，有人公开塑秦桧立身像展出，虽遭参观者强烈唾弃不得已撤换；但不久就有人扬言：西湖岳庙那跪倒千年的秦桧是捍卫和平的“民族使者”，秦桧跪下是真正的“千古冤案”，如今要彻底“翻案”，让“岳飞跪下去，秦桧站起来”！而去年火爆热映的电影《色戒》，则更借助色情噱头，公然美化汉奸、描写76号杀人魔王特务头子易先生的“艺术”与“人性”，从而企图为汪精卫伪政府翻案。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历史翻案现象并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呈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态势。近日将在央视黄金剧场播出的电视剧《台湾1895》，将历史翻案视角锁定卖国贼李鸿章，更将翻案戏花样翻新。
台湾1895，是中国人心中最深沉的疼痛。1895年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台湾同胞痛哭“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何及”？直到今天，海峡两岸还在承受着一百多年来骨肉隔离的痛苦，台湾问题还是13亿中国人心头最深的伤痛。而历史人物李鸿章，也因出卖台湾，成为海峡两岸中国人至今切齿痛恨的民族罪人。然而，这段血泪交织的民族痛史，却在《台湾1895》中被偷换成美化李鸿章的历史翻案剧。通过10月27日出版的《中国电视报》发布1-7集剧情介绍，可以看出该剧历史翻案的清晰痕迹。
与《色戒》相似，《台湾1895》的历史翻案也运用了一系列戏剧手段。第一，该剧的男一号是李鸿章，而女一号则是慈禧太后，以反面人物作历史正剧的男女主人公，这在影视界还是首次，突破了历史剧的文化底线。第二，以李鸿章家族人物为全剧人物架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女儿李菊藉，女婿张佩纶等都是剧中重要角色，大量戏份在家族内部展开，于是李鸿章的卖国贼成份减弱，而慈父慈翁温雅慈爱的形象得以突出。这样“可爱”的李鸿章，究竟该批判还是该同情呢？无疑将在观众心中画上大大的问号。因此早有影视人士提出：“《台湾1895》美化李鸿章，比《走向共和》走得更远。”第三，弱化台湾同胞。除了片名《台湾1895》有“台湾”二字外，剧情介绍中几乎看不到台湾本土英雄的身影。广告公布的全剧八个主要角色中，没有一个台湾本土爱国英雄。仅看了前7集剧情介绍，我已感到锥心刺血的伤痛。
从“百家讲坛”为汉奸吴三桂翻案；到《色戒》为76号杀人魔王、汪伪汉奸丁默村翻案；再到《台湾1895》为卖国贼李鸿章翻案；历史“翻案”风如一股欲望之火，正借助央视“百家讲坛”等强势媒体烧得轰轰烈烈、杀气腾腾。本来和谐的社会文化被搅动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健康明朗的文化环境也被污染得价值模糊、尘土飞扬。这一系列“历史翻案”现象，已不仅激怒了中国大众，引起大多数公众的质疑、愤怒与拒绝，更颠覆着中华民族的神圣历史，损害着中国文化的国家形象。
面对滔滔民意，我想起《尚书.泰誓》中的一句话：“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作为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此时此刻，阎先生似应考虑放低身段倾听民意，立即与大众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匡正“民族矛盾史观”等学术观点，以消除负面影响，使大众对阎先生的尊重与信赖，重新确立并更上层楼。而“百家讲坛”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强势传媒栏目，似乎也应直面大众的普遍质疑，作出坦诚负责的回答。
更需追问的是，如何遏制掌掴事件透视出的这种“历史翻案风”？还大众以健康和谐的文化环境？在法制社会的中国，“三鹿”奶粉等危害大众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已有严格的问责制，主要责任人被纷纷撤换追责；那么，对同样关涉大众精神健康的“精神产品”，是否也需要建立一种问责制呢？对掌握大众传媒，拥有强势话语权，却制造、播出“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文化人，又应该如何问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