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娼”乃是原始积累资本人格化的的表现
——学习胡锦涛同志“八荣八耻说”的体悟
时下的世风已经滑到了悬崖的边上，说是信仰失落、美丑颠倒、道德沦丧一点也不过分。是到了力挽狂澜的时候了，到了该发出“救救孩子”式的呼声的时候了。胡锦涛同志从时下国民的精神文化现状出发，提出“八荣八耻说”，高屋建瓴，旗帜鲜明，极有针对性，对于我们的精神文化建设，该是一项战略性质的举措。
存在决定意识，一定的社会时期的精神文化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决定的。而在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在思想文化上也居于支配地位。审视近些年的社会风气，目光一定不能离开这一主导中国社会“转型”的强势阶层，不能离开他们的生存方式。
实际上，中国时下的精神文化现象，乃是“社会转型”中疯狂掠夺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种种颠倒，无不是是崛起的暴发户人格的外化。比如
一，爱国问题。
近些年，一股崇洋媚外之风，狂飙突起，愈刮愈烈，近代以来莫此为甚。对此现象，每有论者言及，然率多隔靴搔痒，未着肯綮。其实这股迷洋之风，正来自中国老板阶层的买办性，是随着他们的走上历史舞台而席卷神州古陆的。比起西方跨国公司的大亨，中国的老板毕竟太嫩，他们自认是小字辈，是小K。他们有一种极强的认同意识和膜拜意识。硬件和软件都依赖进口，至少也要在国内组装。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个人主义、产权理论、休克疗法、斯密、哈耶克、柏克、张五常、亨廷顿、夏志清……直到奔驰、林肯、皮尔·卡丹、人头马和XO，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洋字。以洋为师、倚洋致富、挟洋自重，招商引资和走私套汇，瞬间都能造就赖昌星、周北方式的千万亿万富翁，并随之繁衍出一个个群体。虽然撞上枪口的是少数，但他们就像旧日的军阀政客留有退路一样，即使在春风得意之际，往往也给自己多准备几张护照绿卡，将巨资存往瑞士，在澳美购置资产，以备形势有变。正是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培育和造就着殖民和后殖民的文化氛围。托福、绿卡、张爱玲、周作人、肯德基、可口可乐、希尔顿饭店、福摩萨酒家、杜鲁门洗脚屋、芝加哥娱乐城、东方华尔街、中国夜巴黎——只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它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最佳感觉。
我们依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跨国资本以新殖民主义为主要形式——以伊战形式作为补充——进行“全球化”的扩张，“全球化”的剥削掠夺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故第三世界国家有幸像韩国一样崛起的只是偶然和个别，这就是依附和买办资本普世化存在的历史原因。“转型”资本的崛起，更离不开这种依附性，无论是经济膨胀还是政治生存，他们一刻也离开洋大人的后盾。“运十”的夭折，“持不同政见”的骄横，文艺明星“走向世界”的路径，赖昌星与杨秀珠们的安全退路，等等，无不是向世人宣示买办与卖国的魅力。高层智囊居然宣言，只要在中国境内的资本都是民族资本——近些年深入骨髓的崇洋媚外风气正是其源有自。
二，劳动光荣、艰苦奋斗问题。
多年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左”、成为“平均主义乌托邦”和“民粹主义”的同义语，整个社会机制开足马力打造富翁、打造他们的生存环境。过去年代，社会不过是为“生产要素”支配地位提供保障；如今，整个体制都在为暴发户揠苗助长。拜金主义沧海横流 ，人们追逐财富炫耀财富疯狂得几乎失去了良知，“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娼”蔚为风气。 “工人阶级”重新沦为了“劳动力力所有者”，成了“打工仔”、“打工妹”，在血汗工厂中他们几乎回复到“包身工”时代和“李中堂”办洋务时代，听任“生产要素”与狼狗保安的宰割。还在19世纪，工人阶级通过流血斗争，已经向资本争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如今， 12 乃至16小时的日工作量已经普世化。各级政府高悬“人家不来投资怎么办？”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切向“生产要素”“倾斜”，给他们以“超国民待遇”，让他们占尽风光，老板暴死都可以为之降半旗——真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啊！
劳动与资本的荣辱关系，就这样彻底颠倒过来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什么“领导阶级”、“主旋律”成了苍白无力的“陈旧观念”。
三，随着劳资关系的颠倒，服务“人民”自然易位于服务“先富”。毛泽东时代文艺书写的是梁生宝与朱老忠的“创业史”，时下书写的都是“大宅门”的“创业史”。生活严峻地为毛泽东的那些早已被批倒的“陈词滥调”作了印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新占领舞台，劳动人民再次变成了渣滓。
在“教育改革”一片“深化”的鼓噪中，而一位贵族学校的董事长，则通过媒体向社会这样宣示自己的豪言壮语：
国外有皇家贵族学校，我们为什么不办一所这样的学校？我们将来从小学到大学配套成龙，把生培养成高级人才，我决不培养工农兵！培养工农兵可以砸我的牌子？
“就是为富人造房！”，“成为房奴活该！在这些“时代强音”的背后，“人民”的地位，跟尼基系数成反比地下降。“专制”年代，这一系数长期保持在1点几；如今，已经向5攀升，它也成了暴发户的炎势的标志。
四，科学与愚昧问题。
与可乐、肯德基等风吹满眼的舶来语不同，“老板”是我们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国粹，重现风光的出土文物。正如上海滩的洋泾浜一样，在它身上，除了洋气之外，还带着土气。它既非引进，也非创造，乃是中国的老百姓记忆坟墓中的语汇，与生活灵感相撞击，产生的火花，虽略感陈旧，然颇富诗意，在筛选的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妙手偶得。查《辞海》：“老板，旧时称商店、工厂所有者；又佃农称地主，雇工称雇主，亦叫‘老板’。”中国新世纪的老板，虽然身着皮尔·卡丹、腰别摩托罗拉、携硕博小蜜、乘奔驰林肯、出入五星、漂洋过海，俨然十分“现代”，然细看他们的臀部，却烙着深深的“888”的印文——它正是中世纪的胎记。好像他们神话般的致富，不是来自现实的得天独厚的种种条件，而是靠着冥冥之中什么神灵的保佑和赐予。于是，企业选址看山向、项目开工选吉日、明星出行卜吉凶等等，蔚为风气；修家谱、盖祠堂、经营阴宅、毁学修庙、拜把结义、收干认湿等等，重现风光；公主、太子、帝、皇、豪、霸满天飞，阴阳先生、麻衣术士、推背大师遍地走；黄世仁放贷重新审视，刘文彩豆腐乳香飘四海、下跪服务重放光彩……这些沉渣的泛滥翻滚，倒不像理论家所说，是来自经济落后的内地，事实恰恰相反，总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老板”们，开风气之先，领着时代的新潮流。这是形而上的，其形而下者，他们从致富方式到生活方式，都带有浓厚的原始积累时代的色彩。包身工、上厕卡、狼狗、保安、童工、不许成立工会、剥夺人身自由的"封闭管理、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制、非法的卖身式合同、时见报端的搜身、罚跪、逃亡解救和集体烧死、等等，都是其突出特征。
新自由主义精英有一个“补课论”，这固然暴露了他们的“改革”底蕴，但从另一角度看，也说明他们也自认为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原始积累阶段是“市场发育不充分”的资本主义，暴发户身上自然带着浓重的封建烙印。在“转型”过程中，他们更是与包括封建势力在内一切历史残渣结成了颠覆“专制主义”的神圣同盟。这就是愚昧无知现象泛滥的根本原因。
五，遵纪守法问题。
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基本国策；“资本”的原始积累，靠的是超经济的掠夺，贩卖黑奴与鸦片贸易就是其经典形式。中国精英无限景仰不列颠绅士与日本的武士道，但他们就不愿提及甲午与庚子赔款。连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都把俄罗斯“转型”中崛起的资本称为“官僚或裙带资本主义”和“强盗资本主义”。跨国资本堵塞了他们“外向型”的掠夺道路，他们只能在买办化的同时，靠“内向型”掠夺以实现高速积累。权钱结合、权钱黑结合、假冒伪劣等等，则是其实现的手段。无论是苏东还是南亚，都存在严重的腐败，其实，这不过是官僚买办资本积累的一种只要形式。“坏的资本主义”或“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云云，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制造的蒙人鬼话罢了。
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家，往往要经过一两代人百把几十年的积累；如今，一两年就能早就出亿万富豪，“诚实劳动致富”云云的童话泡沫早已破灭了。
季康子患盗，向孔老圣人请教解决办法。是强化法制“综合治理”吗？是强调“以德治国”吗？老夫子的回答出人意外：“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是的，权势者不贪得无厌巧取豪夺，就是叫老百姓“去恶意讨新”，他们也不干哪！
六，骄奢淫逸问题。
中国的暴发户，是举着“能挣会花”的旗子走向社会舞台的，多年来，整个政策与媒体话语，都在为金钱的挥霍鸣锣开道，致力于打造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海南建省之初，媒体居然鼓吹，用“黄色娘子军的发展战略”开发“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有钱真好”，人们开始笑贫不笑贪了；而穷人，则只好“利用自己的青春资源淘金”，不光“川妹子”“湘妹子“鸡”，就是女大学生“傍大款”和“借腹生子”也慢慢见怪不怪， “笑贫不笑娼”乃蔚为社会风气。无须“主流经济学家”费心“拉动内需”，中国的暴发户以自己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一掷千金、恣意宣泄肉欲，拉动和支撑着中国的三产经济。酒吧星店林立、“红尘”滚滚南下之中，他们的一个最大的创造，就是使“三陪” “二奶”与“鸡”遍地，让早已绝迹了的“妻妾成群”、奶妈书僮等等重现风光。
演艺圈早已以绯闻作为自我炒作的手段。民营老板“洗头洗脚”“泡桑拿”需要“小姐”侍侯，乃是“消费”，属于根据“契约”“自由交换”的市场行为。即使是官场，“性”也已成为权力运作和实现中须臾难离的“润滑剂”。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号称“三光书记”，他曾夸下海口：不光要“把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捞光”，而且可以“把看中的女人搞光”！湖北天门市委“五毒书记”张二江，因为搞了108个女人而被称为“梁山寨主”。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12年间玩弄上百个女人并记下14本淫秽日记，在日记里每年还有“年终总结”，统计当年被他玩弄的女性的人数及次数。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在铁柜里锁了236个被玩弄的女性的毛发……
七，“一手软”的教训。
小平健在时，就曾指出两个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其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更早的还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机构至今恐怕还在，然而多年过去了，与“反腐倡廉”一样，精神文明建设依然不见丝毫好转。反思其教训，除了目标的空洞之外，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未及根本。望闻问切，明确征候，标本兼治，才能药到病除。辩证施治过程中，比起来，沿波讨源扶本固根更为重要。若舍本逐末，则如缘木求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精神文化现象，归根结底总是源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主要的还是所有制形式。不信的话，就将南街村与深圳广州的社会风气对比一下吧！
此外，还有一个虽然不是“本”但却十分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媒体的方向。对国人影响最大的电视和形形色色的小报，它们靠捡拾古今中外的文化垃圾作为原料，成了专门为国民制作假冒伪劣精神快餐的作坊。近些年如雨后春荀般冒出来的种种小报，无孔不入地以劣质精神鸦片打造着浑浑噩噩的小市民头脑，票房价值，轰动效应，物欲肉欲，感官刺激，娱乐至死，其品格早已降低到旧中国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小报之下。教育产业化的危害人们容易看到，如果将文化宣传事业完全交给市场也即金钱支配，以为这就是“深化改革”，其潜在危害一点也不下于前者。就大者言，它为虎作伥，腐蚀瓦解着民族的精神意志；就小者言，越来越严峻的青少年犯罪与社会治安恶化，他们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以“八荣八耻”为标准，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媒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