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附信中大谈近代以来“美国的对华友谊”，“论据”之一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毛泽东同志的回击一针见血——“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将中华民族困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为摆脱沉重枷锁，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英勇斗争。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废除，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成果。然而在相关研究和传播领域，有一种观点从片面的所谓“现代化视角”出发，认为正是因为传统中国的法治和对外观念不够“文明”，列强才通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加入“文明”行列;正是因为近代中国法治和外交的“现代化”发展，列强才“慷慨”放弃在华特权、废止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是将“文明”传播至中国的“大功臣”，还是“自觉主动”平等对待中国的“大善人”。此观点不仅倒置因果，而且完全陷入殖民者的逻辑陷阱，实是一种自我殖民。

帝国主义列强是不平等条约的始作俑者

自鸦片战争开始，列强通过暴力和欺骗迫使中国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南京条约》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再到《辛丑条约》，不平等条约体系逐步成型。该体系以中外政府签订的正式条约为主干，以各种合同、章程、协定、照会等准条约为枝叶，涵盖基于条约而形成的各种法令、命令，甚至包括一些条约外的“既成事实”和“惯例”。根据王铁崖所编三卷本《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中国签订的约章至少有1175个。有学者按性质区分这些约章，指出其中至少有455个是不平等条约(含准条约)，可谓触目惊心。

随着不平等条约数量不断增长，列强攫取的特权不断扩展，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内涵也不断扩大。除割地赔款外，列强借不平等条约将侵略和控制的触角伸向政治、司法、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社会生活等各领域，全方位侵蚀中国主权，通过“利益均沾”和“滚雪球”方式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庞大特权利益网。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领土、赔款以及各项特权，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被割让领土上的人民饱受殖民者欺凌。清末台湾籍爱国士人丘逢甲在《马关条约》签订周年之际写下“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巨额赔款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如《辛丑条约》赔款本息共计白银9.8亿两，各省要从地丁、盐课、厘金、漕项、捐、杂税等项民脂民膏中摊还。自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美《望厦条约》起，列强基本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对本国人在华的犯罪活动或重罪轻判，或空言了事，或有意放纵，洋商和传教士得以背靠不公正司法欺压中国民众。时人沉痛指出，“我国历年以来，社会之不安，政治之纷扰，经济之枯竭，民生之凋敝”，均是不平等条约所致，“其为害之烈，有甚于洪水猛兽”。

不平等条约是列强攫取在华特权的重要工具。他们只会千方百计维持和加强不平等条约体系，决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帝废约浪潮中，列强假意“允诺”修约，实际上出尔反尔，推诿耍诈。如关税和法权会议表面上承认“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但又以所谓中国“内乱”、“司法不独立”等借口无限期拖延决议落实。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依赖英美“援助”抵制日本，英美等趁机停止修约交涉，渐进式撤废领事裁判权的方案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以《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航空协定》等条约重新攫取在华农工商业、对外贸易、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司法和海关等方面的特权。

废约不是列强的“仁慈”

1942年10月，美英两国政府表示愿意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随后，中美、中英分别开启废旧约、订新约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鼓吹英美对华“友谊”和“善意”者，多以此为据。实际上，两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缘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推动，绝非英美的所谓“友谊”和“善意”。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拉开序幕。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得不承认，“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在世界各进步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然而英美等国虽然依靠中国牵制日本，却不肯平等对待“盟国”，只计划“战后废约”。为此，中国人民掀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巨大声浪。英美两国不得不重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于战时开启废约谈判。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瑞典、挪威、比利时、卢森堡等纷纷效仿。1945年，中国人民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赢得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战后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也与中国签订新约，放弃部分在华特权。没有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英勇表现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废约就是空中楼阁，甚至美国战时情报局远东分局局长拉铁摩尔都承认，中美、中英新约“并非美国及英国之一种仁慈赠品”，“乃系承认一种事实，即自由乃属于中国人民者，且中国人民亦能履行自由之一切责任”。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1943年新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客观形势，也是英美被迫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开进英美租界，逮捕关押同盟国侨民，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已经名存实亡。正如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埃尔伯特·托马斯指出，既然当时英美实际已经丧失在华治外法权，“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和平到来时，才与中国谈判治外法权协定?”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将废除治外法权作为博弈工具，抢在中美、中英新约签署前与汪伪政府联袂演出“撤废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的闹剧，以标榜其所谓“东亚各民族解放者”形象，分化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给英美带来巨大压力。美国历史学者孔华润指出，二战时期“美国的政策是为满足美国的利益制定的，并不特别地考虑到中国……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没有什么可使美国人抱怨的——而中国人也没有理由为之感激”。由此可见，英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是这项特权已失去实际意义并沦为在华“负资产”之后的“顺势而为”，归根到底乃是基于自身利益，而非所谓“友谊”和“善意”。

变革旧社会才有新外交

一国外交的性质取决于该国政权的性质。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本质上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政府，虽然它们与帝国主义势力存在一定矛盾，在民族矛盾激化、民族独立热潮高涨之际也会反抗帝国主义，但根本上说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是旧制度的维护者，不可能实现社会性质的变革，更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外交。

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明令禁止民众参与反帝组织，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时承诺“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获得列强的政治承认;1915年，袁世凯又基本全盘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北洋政府以所谓“战胜国”身份参与巴黎和会，虽然拒签《凡尔赛和约》，但终难改变丧权辱国的结局。1943年英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是国民政府津津乐道的“外交业绩”，但中美、中英新约并未完全取消两国以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侵略利益，英国要求在抗战胜利后重占香港，拒绝将其交还中国，美国要求不得取消关于美国在华不动产的一切现有权利。中美新约签订后仅仅5个月，国民政府又与美国政府达成《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在华美军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由此可见，不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从外交层面看，这里的“焕然一新”明确体现在彻底的反帝立场上。1927年初，随着北伐节节胜利，革命群众占领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迫使英国政府签署无条件归还两个租界的协定，依仗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的这两个特权区域不复存在。然而，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此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经过22年的浴血斗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指导下，帝国主义势力被彻底清除，不平等条约体系真正走向终结。

图为湖北武汉汉口江滩上竖立着的，反映1927年武汉各界革命群众冲破租界大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浮雕《长江在咆哮》 江山一/供图

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时，不可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孤立地就外交谈外交，很容易偏离历史真实，甚至颠倒黑白。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附信中大谈近代以来“美国的对华友谊”，“论据”之一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毛泽东同志的回击一针见血——“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显然，如果从西方所谓的“现代化范式”看待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便很容易陷入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美国老爷的逻辑”、“高明的逻辑”中。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