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红军总部行动以来，任弼时一路上都在找人谈话。
这也是他这个“外来和尚”特有的优势：年前南下以来，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处境尴尬而又困难，单独找人谈话还得时时在意着要“避嫌”，尽量“不给下头的同志招是非惹麻烦”。而任弼时不是年前的“当局中人”，对张国焘知根知底，党内地位一般高且又一身凛然正气，他要找谁说道个啥或找机要部门查个文件电报啥的，那就是一个理直又气壮，天经又地义，张国焘也说道不出半个不是来。
多年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回忆道：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弼时同志主动找我谈话。他讲了二方面军七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搞得不错。他对我信任很深，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一方面军“不辞而别”，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问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我不加思索地说：“不知道。”他很惊讶。我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闹到了那种地步。他仔细地听我说了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1]
任弼时听完傅钟的陈述后问了一句非常要害的话：“北上有决议没有?”
在得到傅钟肯定的回答后，任弼时第二个问句就把傅钟问出了一身冷汗——
“有，为什么不执行?”
用句套话来说，这叫掷地有声!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时时面对和接受这种考问。
任弼时没再说什么，只是让傅钟到机要部门看电报，而且“凡是我看过你都可以看”。
这一看电报，就把傅钟看了个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2]
这些电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也不一定能看到，由此也可见他们处境的艰难。
任弼时还进一步了解了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问题。除了傅钟，还找过李卓然和其他人，也看过傅钟提供的卓木碉会议的会议纪录。在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信息后，任弼时并没有批评会议上有过错误表态的人，而是说出了一番语重心长却依然是掷地有声的话来：
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3]
接下来，任弼时的谈话就更加深入了：张国焘还要怎么对待“党内统一问题”?
弼时同志继续和我谈的，是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问题。在那些天里，张国焘一直散布：他取消了“中央”，和中央那边是平等的协商关系。说是陕北那边改称西北局，这边是西南局，象上海局、北方局一样，都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对此，弼时同志只是静心听进去，没有说过什么。这天晚上他向我了解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自立“中央”，已是我们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裂危机，既然宣布取消了，为什么还不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4]
傅钟介绍了年初林育英提出的“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国际代表团”的建议，以及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劝他接受这个“通融”办法，以及张国焘坚持要党中央变成“北方局”的顽固……
弼时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五月二十日中央有过电报谈了与国焘的关系，“暂时采用协商方式”，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中央没有讲与他是平行的“局”间关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驻国际的代表团是党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颠倒过来领导党中央呢?
弼时和我都会俄语，这有利于我们把心底深处的话，包括直接批驳张国焘的话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来。对于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他极为愤慨，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的这样严重。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他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而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弼时同志这种坚定的鲜明的维护党的统一的态度，对我教育极为深刻。
经过几次和弼时同志的竟夜长谈，使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力地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时同志的见解，我和王建安同志、袁克夫同志等四方面军与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成弼时同志的意见，并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这样，指战员的精神面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对二方面军同志的感情更加亲热。[5]
到了包座以后，任弼时还找过徐向前谈话。关于这次谈话，徐向前回忆道：
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同他的倡议，讲了几点看法：㈠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㈡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㈣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弼时同志很高兴，表示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6]
任弼时为增强党内团结和维护党的统一所付出的努力，非常关键、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替代!在翻阅这位伟大而执着的革命家有关史料和文献时，笔者经常会非常动容：这是一位真金铸就的革命家，成色足足，他有过很多错误甚至不小的错误，但他仍然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他那纯洁坚强的党性，凛然一身的正气，在当年，在今天，都堪称共产党人的绝版楷模!
8月5日，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没有留下相关记录文字，关于会议的情况只有与会者傅钟的一些回忆。傅钟当时已任西北局组织部长，其回忆文字应该有不低的参照意义。根据这些回忆文字，我们或可大致列出会议的议题：㈠会议讨论了组织建设问题;㈡会议讨论了贯彻党的路线和党内团结问题;㈢会议讨论了北进计划问题。
关于组织建设问题，傅钟回忆道：
在救济寺会上，朱德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好的党员应该拥护党中央路线，维护群众利益。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人，不站在抗日斗争前线，将不会有他的立身之地。我们要把自己的历史任务担负起来，大家都要加紧学习。他还就西北局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工作说：我们党讲民主，委员要是好党员，书记要是好党员，好委员;在西北局里，书记一样要服从多数委员形成的决议，这才有集中的统一的领导。大家都赞成并支持他的意见。这对张国焘搞个人专断是个有力的扼制。
后来，徐向前同志也就应该按组织关系进行工作的问题有个发言。他说：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家都清楚，优点是不说虚话，缺点是懂得少，过去我们对干部的批评多用个人的办法，没有建立工作的组织关系，因而养成了骄傲。以后应当转变个人的领导方式，多用组织力量去推动工作。为了加强部队基层党的建设，徐向前同志还提出：支部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平时工作的讨论，党的发展情形，政治部应当去进行检查。朱、徐同志的这些意见，过去也对张国焘说过，但没起什么作用，现在在西北局的会上正式提出来，对张国焘是个严正的批评，他不能不听下去。这样，有朱德、任弼时和徐向前等同志带头坚持正确原则，党内生活开始有了新鲜空气。
自从年前张国焘要“用枪杆子审查党的路线”后，他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的“军事是服从政治的，军事路线错了，怎么能说政治路线不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他跟党中央叫板的依据。客观而言，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为后来的“延安整风”的实践所认可。但张国焘散布这些观点除了不合适宜外，也是为了在组织上与党中央抗衡，也是有悖于党的组织原则的。为此，任弼时也在会议上表明了态度——
在救济寺会议上，陈昌浩同志又提到这个问题时，任弼时同志指出：说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前是路线错误，我看不对。我不承认中央领导有路线的错误。政治上有关门主义的错误，是事实，但不是路线的错误。我和昌浩同志讲过这个看法，我还要继续进行这种解释工作。遵义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二月，党中央的通报中讲的很明确：军事指挥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但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弼时同志循循善诱地说：我劝同志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端正思想立场，紧紧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题，对以前的问题，思想上弄清楚，有冷静的、客观的自我批评，就不再提了。
任弼时的谈话的确反映了当时他对“左”倾政治路线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但发言的主旨是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强调的“紧紧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题”，传播的还是加强党内团结的正能量。
在讨论北进计划时，张国焘又生出枝节来了：
救济寺会上讨论北进计划时，张国焘却对原拟的北进岷、洮、西的计划，只是在口头上说一说，而不做实际部署。相反，却提出要部队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这遭到了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原来，二方面军到甘孜之前，他曾派人探过去青海的路，因为根本无路可走，也走不出去，就没有再声张。现在看到部队已和党中央愈来愈近，就又提出这种计划来。
朱总司令细心分析，判定事关全军的战略方向，不能走西去的路。任弼时同志也说，有三条理由不能西去。一是两广事件的发生，说明国民党内部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别的矛盾尖锐了，对蒋介石的现行政策是个摇动;第二，我们和一方面军会合，突破张学良的“围剿”，陕甘宁三省会成为我们抗日前进的根据地，结束我们的流动;第三，红军主力配合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黄河以西处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会上，同志们对任弼时同志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张国焘看势头不对就放弃了从齐哈玛过黄河的企图。[7]
这段回忆笔者认为或有存疑待考之处：张国焘有可能在会上提出过西进的设想，但不太可能是“从齐哈玛过黄河”，因为这意味着要重新返回到草地那头。参照刘伯承的相关回忆，这次会议上张国焘道出的西进设想有可能是经甘南的郎木寺去夏、洮。[8]
实际上在甘孜会师前的6月10日，张国焘就向“陕北同志”提出过这个方案：“我们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9]，而党中央6月19日对此案的回复是：“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10]。
会议否定了张国焘提议，拟定并下达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兵力分散、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夺占岷县、临潭、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其部署为：以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组成第一纵队，其主力由包座、俄界经旺藏寺出哈达铺，夺取岷县，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今迭峰)，相机夺取西固，并向武都佯动;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尔后主力向临洮方向发展，一部向夏河、临夏活动，保障左侧安全;以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第二纵队的行动。
求吉寺会议、岷州会议和洮州会议上，西北局三次否决了张国焘的主张
《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进展相当顺利。
从8月5日开始，红二、红四方面军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向甘南前进。
9日，第一纵队抢占天险腊子口;10日，攻占大草滩、哈达铺，俘获人枪千余，包围了岷县城;20日，第二纵队攻占洮州旧城，歼敌一个营，击退了敌人马步芳部一个旅的进攻;26日，第一纵队攻占渭源;9月7日，第二纵队攻占通渭;8月底9月初，第三纵队经求吉寺、腊子口，陆续进至哈达铺地区。至此，西至洮河两岸，东至礼县一线，北至通渭近8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为红二、四方面军所掌控，形成了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态势。
形势越来越好，张国焘却越来越焦躁。
注释
[1]《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7]《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刘伯承在1961年1月26日谈话中称：“他(指张国焘)是往西。一次是想从汉中去，二次是想从青川、平武去，三次是想从下边大雪山弯着走，还曾经想从玉树到西宁，到阿坝又想从草地去，四是从北彝喇嘛寺，五次是临洮，六次是西路军” ，其中的“北彝喇嘛寺”有可能就是指的郎木寺(地名)的“格尔底寺”，从该寺与求吉寺的相对地理位置上看来，张国焘在求吉寺会议最有可能提出的西进路线就经过这里。(《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9]《张国焘、朱德、陈昌浩等准备向夏洮西北行动致中央电(1936年6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宜北出甘南致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电(1936年6月1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72～第10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