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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如果让我为衡阳保卫战写一个电影剧本……

作者:郭松民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01

中国有句古训: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意思是打了败仗的将军,不能再吹嘘勇敢与战绩。

这是因为,战争胜利与失败的后果具有绝对性。

战争胜利,就能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战争失败,我们就必须服从敌人的意志,失去土地、人民、财富……直至沦为亡国奴。

从历史经验看,一场决定性的军事失败,有可能导致一个民族几十年、上百年都无法翻身,甚至完全从历史上消失。

战争胜利与失败的后果如此严峻,以至于没有容纳“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空间。

但是,近一二十年来,在所谓“国军抗战”的问题上,却偏偏出现了“败将言勇”、“降将言勇”的反常现象——一大批从未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军败将、降将,被吹捧为“抗日名将”——这是对历史教训的轻薄与嘲弄,如果得不到彻底的批判与纠正,就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无情报复。

说到“降将言勇”,就不能不说到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的“衡阳保卫战”。

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有过一段比较坚韧的阶段,但最终失败。这是一个简单、明确的事实。

然而,一些主流媒体却对衡阳保卫战做了过高评价,这对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并无好处。

一曰,衡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是不对的。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进行的“保卫战”序列中,衡阳保卫战并无任何“奇迹”之处,而是和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等等一样,均以失败而告结束。

这种失败是真实的、惨痛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即:城市被日军占领,市民被日军任意蹂躏,国民党守军被消灭或溃退。

如果,一定要说衡阳保卫战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只能是更糟:负责防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在军长方先觉带领下,成建制地向日军缴械、投降了。

当然,在衡阳保卫战前期,第十军和方先觉没有像防守其他城市的国民党守军那样,还没有看到日军的影子就逃跑了,或者将城市一烧了之(如长沙),但对负有保家卫国之责的军人来说,这难道不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吗?何以能称得上“奇迹”呢?

“战争史上的奇迹”是有的,但都不是国民党军创造的。

比如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凭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用伏击战消灭日军1000余人,取得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首场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淮海战役,我人民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将其分割包围并基本歼灭;抗美援朝战争的二次战役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在气候和武器装备都非常不利的态势下,在长津湖一带将不可一世的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赶下大海,“完成巨大战略任务”……等等,这些才是奇迹。

至于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就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

战争史上的奇迹,必须是胜利!失败,可以是任何事情,但唯独不能被称为奇迹。

二曰,衡阳保卫战是“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这样的“称赞”,无论怎么听,都有一点反讽的味道。

莫斯科保卫战,以1941年9月,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发起大规模进攻始,以1942年2月,苏军重创德军38个师(毙、俘、伤50余万人),将德军驱逐至莫斯科以西100至250公里之外,完全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包围而告结束。

试问,衡阳保卫战与莫斯科保卫战,究竟有何值得相提并论之处呢?

02

衡阳保卫战的真相如此酷烈,令人难以接受,但可不可以拍成电影呢?

当然可以。

关键在于,应该如何去表现衡阳保卫战?是把失败硬拗成是胜利,把降将硬说成是英雄呢?还是通过电影这种形式,总结国民党军失败的教训,以为后人的借鉴?

前者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后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毫无疑问,电影作为艺术,是可以虚构的,但历史题材的电影,无论怎样虚构,都必须有一个规定性的要求:要努力使观众更加贴近历史本质,而不是远离历史本质,甚至反对历史本质。

如果我来写衡阳保卫战的电影剧本,我会建构这样一个故事:

青年军官李国文,家在东北,本是冯庸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时,父亲被日军杀死,自己带着母亲流亡关内,为打回老家去,他愤而投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第十军担任连长,参加了衡阳保卫战。

从军校到部队,李国文目睹并亲身感受到国民党军队内部严酷的阶级压迫,上层军官的腐败无能,以及恶劣的军纪对百姓的戕害,但仍不减报国热情,他希望能够通过抗战洗清这些污秽,在驱逐日寇的同时也使中国得到进步。

衡阳保卫战打响后,李国文身先士卒,带领全连,几度出生入死,打退日军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李国文也渐渐了解了国民党军队相互倾轧,见死不救,高级将领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真相。但他仍然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刻出现奇迹。

一次战斗中,日军一支小队悄悄向李国文阵地的侧后迂回,被衡阳市民抗敌后援会顾秉光老师发现,他一面带领几个持枪的市民向日军射击,一边向李国文发出警示,终于迫使日军放弃了企图。

顾秉光和李国文成了好友。他们有共同的爱好,经常在一起聊天,李国文情绪低沉时,见多识广的顾秉光为他介绍抗战的形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令李国文重新鼓起信心。

战斗越来越激烈了。李国文指挥的连队,伤亡很大,但他仍然通过一次成功的战术反击,恢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阵地,从而引起了军长方先觉的注意。

由于李国文是“黄埔大家庭”出身,黄埔三期毕业的方先觉将他的连队调到军部附近,负责军部的保卫工作。

一天,广播里突然传出消息:重庆军委会在悲壮的军乐声中,公布了军长方先觉的遗书:“……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李国文热泪盈眶,他决心不让军长单独殉国,要陪军长一起去死,所以,也写好了自己的遗书。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李国文在军部防空洞里,目睹了方先觉先表演自杀,后下令投降的丑剧,还振振有词地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

李国文失望极了、痛苦极了,“衡阳被出卖了,牺牲的弟兄们被出卖”……死了这么多人,有什么用?

他离开了军部,找到了顾秉光,希望他把自己的遗书带给的母亲,并表示决不投降,将在最后的冲锋中死在衡阳。

此时,衡阳已经遍布白旗。

顾秉光严厉喝止了他。并告诉他,此时死去是容易的,但救不了衡阳,带领仍然信任他的爱国士兵突出重围,坚持抗战,迎接最后胜利,才是有意义的。

顾秉光并且告诉他,希望在延安、在八路军、新四军。

第十军开始缴械了。顾秉光、李国文和十几个士兵,突然击毙了前来“受降”的日军士兵,在混乱中冲出日军包围,顾秉光不幸中弹牺牲,李国文则渡过湘江,登上衡阳附近的山巅,回看已无战斗迹象,但仍然弥漫着硝烟与火光的衡阳城……

这样的构思,如果在丰富了细节之后拍成电影,比之那部为降将翻案,鼓吹投降有理的电影,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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