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医生在陕甘宁边区充分应用、推广中医针灸，有效地解决边区缺医少药困难，带动中西医结合，促进边区医疗技术进步，为保护广大军民的身体健康作出贡献，为我国针灸学的繁荣积累宝贵经验。

任作田

延安第一个针灸诊所

延安针灸疗病所1941年由任作田创办。任作田(1886—1950)，辽宁辽阳人，青年时期曾患重病，幸得针灸医生姜文远治疗，连诊8个月病愈。任作田遂拜其为师，姜文远将毕生经验倾囊相授。任作田从此以针行医，藉以养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辗转多地，于1940年10月抵达延安。

1941年2月初，任作田提出开办诊所的想法，得到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的大力支持。他拨给开办费千元，派保安处干部于桑、于法真协助，并调来任作田次子任进之学习针灸兼辅助治疗。在马家湾借得解姓人家空窑1间，于4月1日开诊。因病人拥挤，于桑、于法真又帮助在七里铺选址打窑洞4孔，于6月间迁移新址。8月，周兴又调边区儿童保育院小学教员王贵信来所做司药。

任作田的针灸疗病所深受群众欢迎，自开办至1943年8月，治疗病人2500余人，诊疗13000余次，痊愈的约占80%，其中患慢性重病之前久治未愈的约占1/5。诊疗有效，管理有方，不仅债务如数还清，尚积存药品约值4万元。

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召集部分中医和西医开座谈会，任作田结合自己30余年的行医经历介绍针灸治疗的特点，并希望西医能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道理。几十年后鲁之俊回忆此事说：“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中西医座谈会上，有些西医报名向中医学习，我和朱琏同志都报了名。”鲁之俊(1911—1999)，江西新城人，是一位科班出身的职业医生，早年攻读现代医学。在延安时期，他已经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西医外科专家。

之后，他们拜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技术。任作田经常在针灸学习班上为学员讲授针灸基本理论知识，手把手帮助学员练习针刺手法，常常让学员在自己身上练习第一针，为部队和边区培养针灸人才。针灸疗病所成为边区针灸医疗、教学和实习的基地。在任作田指导下，由鲁之俊担任院长兼外科主任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也开设针灸科室，结合现代医学，对针灸临床工作进行科学研究。

鲁之俊

“神针，神针”

延安附近一位农民患胃痉挛疼痛难忍，用门板抬进诊所。鲁之俊在其两腿足三里各进一针，捻动几下。少许，病人便不再呻吟;再在脐上中脘进针后，他竟呼呼大睡起来。留针约1小时，病人猛然坐起，连呼：“神针，神针!”拱手道谢后扛着门板离去。消息传出，周围老乡纷纷慕名而来。

陕甘宁边区许多群众和部队、机关人员被肩周炎、腰颈椎病、关节炎、胃肠病等慢性病所困扰，而中医针灸、推拿、拔罐等手段对治疗这些疾病有奇效，因此，针灸疗法被普遍接受，小小银针成为治疗常见病的“法宝”。

据鲁之俊夫人汪丝益回忆，针灸曾治好毛泽东的肩周炎。1943年秋，毛泽东肩臂疼痛，由鲁之俊、朱仲丽负责治疗。一个多月下来，毛泽东疼痛大为减轻，但两臂活动仍不自如。几天后，鲁之俊去查看病势，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他笑言，我的臂膀完全好了，活动起来也不疼了，还站起来挥动两臂说，找来一个针灸医生扎了两次就好了。毛泽东对针灸的称赞，让当时还不会针灸的鲁之俊颇感触动。

针灸治疗在边区机关部队产生效果，改变了医务人员的认识，使针灸治疗受到重视和推广。一位团长受过枪伤后，留下小便失禁和右下肢麻木的后遗症。鲁之俊在其足三里、阳陵泉及膏肓等穴位针灸数日后，其小便失禁程度明显减轻，右下肢也有了感觉。肺结核病人，因延安无药治疗，主要靠休息康养，鲁之俊采用针灸治疗后，对患者止咳、减少盗汗、缓解胸痛和改善睡眠状况方面均有良好作用。

一位从晋西北根据地回来的同志患有夜盲症，每到傍晚或阴雨天气便看不清路无法出门。鲁之俊在其眼周睛明、攒竹等穴位进针。仅一两次，病人晚间便能看到窑洞外行走的人影，并准确数出几十米外亮有灯光的窑洞孔数。复经几次针灸治疗，他居然能在灯光下读报;10余天后，便如正常人一样能在夜间行路。

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夫人刘晓圃遭受国民党牢狱之苦，患有严重关节炎，常年行走艰难。鲁之俊用针灸治疗一段时间后，其疼痛大为减轻，能在坡道上连续行走一二里路。傅钟高兴地说，想不到民间还有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你这个外科医生又学会了针灸，真是如虎添翼。

朱琏(1909—1978)，江苏溧阳人，现代著名女针灸学家，但她最早学习的也是西医。因工作原因，她曾在水深过膝的延河里来回4趟。之后腰部到臀部疼痛困乏，两腿沉重，脚跟有些胀痛。五六天后，不走路也痛得厉害;从腰部、臀部、大腿后侧、小腿外侧及后面，放射到脚跟脚背，痛不可耐，西医确诊为受凉引起的坐骨神经痛。她记述此事道：“于是，吃止痛药啦、注射止痛针啦、热敷啦、擦樟脑酒啦等，想尽各种办法，都只能一时稍减轻疼痛。我整整3个晚上没有入睡。这时忽然想起了针灸，马上派人去和平医院向鲁院长借针，借回来时已是黄昏，剧烈的疼痛也正开始发作。没有人会给我扎，我就自己来扎，请别人照着灯看着表，告诉他入针15分钟后叫我起针。针的是右侧臀部环跳穴，因自己给自己针，右手动作方便。进针约7厘米，腿就感觉像触了电，从臀部一直贯通到小腿，脚背上也有感觉;我用拇指、食指在针柄上轻微地捻动了几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到了15分钟，我被叫醒起针，这时如烧、如灼、如钻、如刺的难受劲已烟消云散了。第二天怕疼痛再发，又针了左侧臀部环跳穴和两脚背内庭穴。这一次的治疗经验告诉我，在针刺后不一定要用艾灸。”这次意外发病，让她切身体验到针灸的神奇，“之后去请教能针灸的中医先生，他们又认为要懂针灸，必须熟悉‘阴阳辨证’‘子午流注’‘九补六泻’等方法。同西医去谈论谈论吧，得到的回答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值得研究，既能治病，就一定有科学道理，可是现在没时间去研究;另一种是‘哼，有这个事情?’不发表任何意见。徘徊苦恼，最后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决心，不管它理论通不通，能治好病就干起来再说。于是就在我工作的一个医院和一个门诊部的医务人员中，把学习针灸作为一个工作任务，要大家学会针灸技术。”从此她为针灸事业奋斗终生。

八路军总部的马溪山在雪天刮风的早晨出门后，半边脸常觉发冷，嘴稍向右侧歪斜，诊断为颜面神经麻痹。朱琏就在他的嘴角两旁针地仓穴，又在他右侧颊部针颊车穴，10多分钟后起了针，马溪山再含水漱口，一滴水也不往外冒，嘴不歪斜了。当时，屋子里的人轰动起来，有的用手指头敲桌子，有的鼓掌。

朱琏

针灸疗法的科学研究

针灸具有“便利、速效、经济”的临床价值，简便易行，见效较快，其在防病治病中的独特作用引起医学界重视。

1944年9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医裴慈云《中西医合作的几个问题》，提出：“中医要学习西医的诊断、生理病理的知识、消毒的办法和利用简易西药;西医要研究中医的处方、针灸方法和中药。”“扎针的办法，是一种利用神经反射作用的疗法，我觉得西医同志也不妨来研究一下。”同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会卫生小组讨论会上，许多人都举例证明中西医合作治病的成绩，西医承认中医有历史传统，针灸等应为西医学习。针灸医生崔岳瑞、任作田等亦介绍他们的经验。1945年3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关中马栏等地疫病流行》：“乡村中盛行的疫病有吐黄水、轻重感冒和麻疹……马栏街中医党先生用扎针法，再服加味藿香正气，救治十余人。针灸穴道，在虎口、肘心或舌筋等处。”可见针灸在传染病、常见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在医疗实践中，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务人员怀着极大兴趣开始研究总结针灸原理和技术。1945年6月26日，《解放日报》刊发《和平医院鲁之俊同志用科学方法研究针灸》：“在一个月内，用针灸方法医治病人即达80余名。其中有20余名系多年宿病，曾用西药各种治疗方法医治，耗费很大，但无效果，而采用针灸的结果，则立刻奏效。如曾治风疹、全身湿疹、半侧神经麻痹等难治病症”，又治肺结核等100多种病症，不需药物，颇有奇效，“与苏联发现的神经系治疗方法，在理论上有共同之处;如能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补充和发挥，则在医药上将会有所收获”。鲁之俊于同年7月1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具体分析研究63个案例，经过针灸治疗，痊愈者9人，近愈者7人，有明显疗效者26人，疗效无法确定者17人，无效者4人;针灸治疗的疾病有风湿、全身湿疹、半侧神经麻痹、急性肠炎、慢性肠炎、眼结膜炎以及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等病症，试验证明针灸有刺激血液循环、增加白血球、兴奋神经、增强新陈代谢等功效，他认为“可看出针灸法是有不小效力的”，成为延安时期重要的医学成果。在同一版上，温济泽所写《从研究“针灸”说起》称：“鲁之俊同志的研究，把这种观点打破了，证明针灸是一种刺激神经的疗法，合乎科学道理，的确能治疗很多种病。这对于我们解放区人民所处的缺少药物的农村环境，更有实用价值。”

1945年7月19日，《解放日报》刊载鲁之俊、温济泽的文章

1945年10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李幼轩的《针灸治疗试验报告》

顺带澄清一点，鲁之俊在新中国成立后记述这段历史时说：“1945年春夏之交，中央检查贯彻文教大会精神情况。我写了《针灸三个月临床治疗小结》，登载在《解放日报》上，《解放日报》还附了一篇短评。”这是作者记忆偏差，翻查《解放日报》并无该文，或许是当时作者拟过此题目，在见报时改为《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其所言“短评”，当为温济泽的《从研究“针灸”说起》。

1945年10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李幼轩《针灸治疗试验报告》：“到现在为止，共治疗了60个病人。其中包括很多病的种类，也有一人兼治2种或3种病的。据初步试验看来，针灸对某些病是有效的，某些病得到了改进，也有看不出什么效果的。在治疗中节省了很多药品，单是杨曹一项就节省了好几百克。有一个时期病房里一大半病人，以针灸治疗为主。”“就上面的例子看来，我们认为针灸疗法对于制止盗汗及止痛、消炎等是有相当效果的。惟据病人所谈，止痛只能维持数小时，溃疡痛及关节痛都是如此，故必须持续治疗至一定时间。最初我们以为是技术上的问题，这当然有关系，但主要的可能还是时间不够，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尚待以后研究。至于没有效果的疾病，是什么原因，尚须待以后证明。”

在延安时期，任作田与江思元合编《针灸医学纲要》，批请中央出版局印行应用。任作田把数十年针刺手法经验总结为“八法”与“十术”，后由其三子任守中整理，发表在1959年《中医杂志》上。在解放战争中，鲁之俊编写的《针灸讲义》被大量翻印、推广。1950年，时任西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重庆市军管会卫生部部长的鲁之俊进一步总结针灸经验，编写《新编针灸学》一书。刘伯承为该书题词：“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医学乃为必要之图，鲁部长子俊同志在延安研究针灸学，以批判的态度接收其合理部分，试用之有效，旋于中原进军时治愈军民不少，今复编而为书，亦扩展研究之肇始也。”

鲁之俊编写的《新编针灸学》

刘伯承为《新编针灸学》题词

中西医合作的甲等奖

1945年6月30日，延安各界纪念护士节，鲁之俊与任作田因合作研究针灸成绩卓著，被护士节筹委会评为甲等奖，并由边区政府颁授奖状。

针灸是延安时期中西医合作事业的重要利器，小小银针撬动了中西医之间的界石。边区政府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发展方向，在延安的医务人员率先响应，极具代表性的就是西医学习针灸并大力研究推广针灸。针灸打开了现代医学认识中医的窗口，中医通过针灸与西医找到沟通的“语言”。

起初，对针灸是否能治病，鲁之俊半信半疑。1945年初，一位患颜面神经麻痹的部队干部，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治疗较长时间仍无明显效果。出院后他经任作田连续几次针灸治疗，病症竟全部消除。这件事让西医啧啧称奇。鲁之俊后来说：“我就去离医院约20里路远的任作田大夫那儿学习针灸。任大夫治疗的病种很广泛，对多发性关节炎、各种疼痛、妇科病和眼病，效果都很好，特别是对中风后遗症，效果更好。我学习针灸后热情很高，门诊用针灸，病房用针灸，对中国医大实习的学生也教针灸。”鲁之俊找总后勤部叶季壮部长要得几块银元，请任作田托人打制成不同规格的毫针，借回针灸专家承淡安写的两册针灸书籍抄录。他先在南瓜上练习针刺手法，进而又在自己和家人身上选取穴位体验针感;还带家人到山沟里采集艾草，晒干做成艾绒备用。半个月后，任作田建议鲁之俊回医院独立应诊。

鲁之俊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展针灸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首设针灸科室，一年时间就治愈患者205例。任作田和西医专家团结合作，应用、推广针灸的实际行动，带动边区各级医务人员学习针灸的热潮，对以后各革命根据地开展针灸疗法、加强中西医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6月24日，边区政府民政厅召集延安市各医药卫生团体座谈备荒防疫，厅长刘景范讲话称赞鲁之俊向中医学习、发扬中国医药界针灸的精华。6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鲁之俊学习运用针灸的事迹。温济泽曾在短评《从研究“针灸”说起》中指出：“针灸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明白地看出了发展中医必须走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求西医今后更多的研究中医治疗经验。”7月24日，刘景范在《解放日报》著文道：“应当学习中医任作田先生和西医亲密合作的精神;尤应学习西医鲁之俊同志向中医学习、并以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治疗方法的精神。鲁之俊同志研究中医针灸治疗的成功，证明了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医是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研究和学习的。”

1942年，百姓用针灸治病

小银针打败“三山刀”

小小银针还是破除迷信的利器。巫神看病是个长期遗留下来的陋俗，全边区巫神一度达2000余人。他们摆弄羊皮鼓、“三山刀”等“法器”，利用群众迷信心理，声称“施法术”驱邪治病借以骗人钱财。

崔岳瑞是陕西省定边县红柳沟镇卜掌村农民，自小目睹巫神诸端恶迹，决心学医。他掌握中医和针灸术后，在当地行医，治病救人，揭露巫神骗人伎俩。有一年，当地流行“小儿惊风病”，乡俗迷信为“夜魅子”作祟，纷纷请巫神用清油炸盐往患病孩子身上及四周乱“扑撒”，均无效果，而崔岳瑞针到病除，治愈数十人，迷信在疗效面前败于针灸。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上称赞：“崔岳瑞以医药破除迷信，收到了很大效果。”

1944年10月，崔岳瑞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于11月16日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号召全边区人民“随着卫生运动的展开，应该在各地推行崔岳瑞运动，抓紧适当的时机(如巫神的敲诈害命，和医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实)，进行唤起群众自觉的反巫神运动与巫神坦白运动”。在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崔岳瑞运动”。崔岳瑞“利用医药与具体事实耐心说服群众破除迷信的办法”和延安县“通过广大群众反巫神、巫神反巫神的办法”(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语)，成为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工作中的典型，一大批巫神收起“三山刀”，主动改邪归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