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经过一周激烈辩论，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大厅里举行表决。电子记票牌首先闪出：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美、日等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顷刻间，整个大厅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从联合国一切机构驱逐出去的提案在大会上进行表决，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联合国成立之初相当长的时期里，基本上是由美国主导的。其原因之一是因为联合国的51个创始成员国大部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追随者，占联合国多数。第二十六届联大这一压倒多数的胜利表明，在联合国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中，力量对比发生了质变，在当时的131个成员国中，亚非拉国家达到了99个。它同时表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是谁也遏制不住的了。

中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入人心

中国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事业的伟大贡献。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他说：“任何外国政府，只要他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3年12月13日，中印两国政府就中国西藏地方和中印关系举行谈判时，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4月，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参加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体现和引申。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在国际事务中被广泛采用，成为了新中国冲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中国的外交，最初在联合国51个成员国中，只与其中16个有外交关系。到1971年，在联合国的131个成员国中，与中国建交的达到了70个。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1971年7月15日，联合国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个成员国(后增至23个)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在随函解释性备忘录的第五条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充分证明，中国真诚渴望和平，渴望在尊重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平等、互相尊重以及各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等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关系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同她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及其他关系。”

10月2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开会，研究立即组织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时强调：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

11月15日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原定半天就结束的大会，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召开，并一直持续到傍晚6时40分，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欢迎词。这次会议成为了当年联合国大会最长的一次会议。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很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赞扬了中国不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它的模范执行者和捍卫者。智利代表在朗诵毛泽东的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后接着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遵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原则参加我们工作的，这些原则的基础就是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我们知道，它是遵循万隆精神的。我们知道，它并不想得到一个核超级大国的特权，虽然它一定会履行它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义务。我们深信，它将会对国际安全和有效的和平作出巨大贡献，它将会帮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的迫切需求。”马里代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也正是联合国宪章的支柱---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是明确的，通过这一点，它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参加过万隆会议的塞浦路斯代表说：“全世界都记得中国对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法国代表赞扬了中国“严格地不干涉别国的事物，即反对通过征服或干涉来改变一个国家”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不仅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真空，而且为我们组织获得新的动力打开了道路。”罗马尼亚代表说：“罗马尼亚代表团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将对加强联合国和提高我们这个组织在促进国与国的关系中应遵循的原则，即独立和国家主权、权利完全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互利、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等原则的作用方面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的成就使第三世界国家赞不绝口

1971年11月12日，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即前往联合国大厦。当代表团来到联合国大厦时，只见这里犹如迎接国宾一般，人山人海，欢呼雀跃。记者们互不相让，争着抢拍下这一壮观场面。一些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说，像这样的盛况，在联合国是极为罕见的。第二十六届联大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十分高兴地对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许多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主动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赞比亚代表说：“有你们在联合国，就有人保护我们小国的利益了。”阿尔及利亚代表说：“中国有了否决权，就等于我们大家有了否决权。”

五星红旗飘扬在联合国大厦之前。

关于11月15日的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应届主席、印尼外长马利克事先已经决定先举行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然后专门听取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对于欢迎仪式时间的安排，23个提案国认为时间太短，要求不限制发言时间。经过抗争，终于取得同意。其结果是上台发言的国家一个接一个，争先恐后。其热烈程度是联合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用充溢着激动欢快、真诚热情的语句表达着对中国代表团的心情，抒发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盛赞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他们谴责把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22年的做法是“错误”“谬误”，“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最严重的缺点”等等。他们纷纷欢呼“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联合国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全人类的胜利”等等。

2019年9月27日，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坦桑尼亚前总理萨利姆。1970年至1980年，萨利姆担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在接受采访时说：“不论是对我而言，还是对坦桑尼亚乃至全非洲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付出巨大努力的国家而言，那都是历史性的伟大时刻。”在1971年11月1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他发表了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他对中国科技方面取得“惊人进步表示敬意”。他还特别赞扬中国“在国内铲除了各种形式的屈辱和堕落”，并说：“我国代表团看到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他们的到来不仅是对联合国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因为他们不仅会给联合国带来古老文明的伟大智慧和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带来伟大的、革命的、智慧的和有才能的人民的朝气和献身精神。一向成为坦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特征的合作也将在联合国表现出来。”

1972年，几内亚时任总理贝阿沃吉在林县红旗渠参观。

当年周恩来曾经自豪地告诉外宾，“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这两个奇迹直到现在在国际上影响仍很大。智利代表在发言中说：“就是完成建造南京长江大桥这个巨大技术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简朴的生活方式。”他引用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智利伟大诗人聂鲁达年轻时在旧中国看到的中国老百姓“被当成牛马”的诗句，以此来歌颂新中国的“换了人间”。

毛里塔尼亚代表说：“这个国家在20年中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大国，坚定地发挥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进步作用。”“今天中国是在各个方面提供了成功的典范，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人民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以及中国人民的领导人的无穷智慧的人来说，是不会感到吃惊的。”

马里代表特地指出：“正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先生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了‘一个古老的文明起来反抗外国野蛮势力。这个野蛮势力在19世纪欺压他们并对他们经济、体制和民族自豪感进行重大打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那个国家的人民实现他们的伟大使命和胜利地生存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

当时修建红旗渠开山运石的场景。

当阿尔巴尼亚代表在发言中讲到“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时，苏联代表气得脸红脖子粗，南斯拉夫代表在其身后禁不住掩嘴暗笑。保加利亚代表午休时对中国代表说，他很想发言，但苏联代表不讲，他不好讲。后来在苏联代表发言后，保加利亚代表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当天最后的一位发言者。保加利亚代表算是幸运的，因为在他后面的国家只能提交书面发言稿，由联合国秘书处印发。

这一整天，会议大厅始终坐得满满当当。在联合国里，这么多人出席会议是空前的，如此热烈的场面也是空前的。这生动地说明作为第三世界成员的中国的国际地位、作用和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2021年6月25日，“纪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蓝厅论坛在外交部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毛泽东主席曾讲过，是发展中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个“抬”字生动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深情厚谊。50年来，中国同样以“抬”的精神，坚定不移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坚定不移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中国在联合国这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美国和日本的无奈与尴尬

在1971年10月26日晚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发言问题时指出，第一篇发言要讲出气概。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

从1950年的第五届联大起，美国凭借自己当时攫取的霸主地位，玩弄各种花招，卑鄙地把中国阻挡在联合国大门之外。进入70年代之后，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崛起。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它面临的是一个日益尴尬而棘手的局面。尼克松和基辛格心里很明白：“到最后，反正我们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是要失败的。”但是一方面迫于国内亲台势力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维护所谓的原则立场——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面子，美国政府还是要想尽一切手段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保住台湾当局的位子。

1971年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大会议程”，并正式提出美国政府的所谓“两个中国”的荒谬主张，叫嚷“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出任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

尽管基辛格在一个月前秘密访问中国开始了中美关系解冻，但中国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坚定不移的。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周恩来亲自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所以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而美国政府却玩弄种种手法，横加阻挠，其目的就是把蒋介石集团保留在联合国之内，从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9月20日，第二十六届联大开幕。9月22日，美国同日本等19个国家一起，向联合国提出“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有关”的两项决议草案，妄图在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上再作最后的顽抗。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佐藤反动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的文章。文章尖锐地指出：“佐藤决定由日本充当美国提案的联合提案国，进一步暴露了他死心塌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帮凶的反动面目。”

美国和日本等国的提案终于在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脸色阴郁”的布什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10月28日的《纽约时报》的《尼克松哀叹代表们的欢呼》一文指出，当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通过时，全场爆发了联合国历史上罕见的热烈欢呼声，尼克松对此表示激烈愤怒。这不仅仅是针对表决美国的失败，因为毕竟他早已料到“总归是要失败的”。而胜利者所显示出的“不加掩饰的狂欢”的“惊人示威”，则使他不得不哀叹不已。要知道，对于这样一些胜利者，美国曾经对他们是“非常慷慨”的。要知道，为了推行“两个中国”，此前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首脑写信;“美国在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国务卿罗杰斯和布什，在联合国内外和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两百多次;美国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来实施又拉又打的策略;美国的某些议员甚至扬言，如果两阿提案获得通过，美国将削减给联合国的经费，等等，不一而足。

布什是1971年3月初作为大使到联合国上任的。然而就在这年秋天，他便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作为美国大使，他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游说活动，以使台湾得以保持其在联合国的席位。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一个职业外交家是从不让个人感情影响他对工作的看法的，然而我不够格。坐在美国大使席位上，我忍不住对眼前发生的情景感到悲哀又气恼。曾帮助建立联合国的中华民国被驱逐出国际社会，而大会正在庆祝这一事件。如果这就是‘人类的国会，世界的联盟’，那么这个世界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

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进入会场前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相遇，两人握手交谈。

然而，布什还算是一位比较明智的政治人物。他知道，打不败的对手是可以做朋友的。为了减少日后与中国同事打交道的尴尬，他通过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科尔莱的安排，使他能够在乔冠华率团进入会议大厅的途中，进行一次“偶遇”。当科尔莱陪同乔冠华一行走到在一张桌边打电话的布什附近时，科尔莱向前紧走两步，将布什介绍给乔冠华。布什赶快向乔冠华伸出手来握手致意，说：“你好，团长先生!”乔冠华很有礼貌地回答“你好，大使先生!”此时几个美国记者赶紧拍下了这一意味深长的镜头。这个小小的插曲，对布什来说，心情多少还是放松了一些。尽管在这次会上遭到了一些国家的直接批评指责和乔冠华的“算账”，但在那种氛围里，布什也只能是正襟危坐。

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直言不讳：“尽管美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和搞了许多阴谋，但是争取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正常化和使之真正确定下来的运动已经成为不可抗拒和不可扭转的力量。”古巴代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来到我们中间，标志着由美国帝国主义强加于本大会和这个组织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人民政府的歧视、欺负和侵略的时代结束了。”有的第三世界国家还针对美国媒体对10月25日2758号决议通过时会场上欢喜若狂的场面进行的歪曲报道，理直气壮地回击：“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高兴，什么时候该不高兴;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

布什作为东道国的代表作了简短的发言。他在表达了对中国代表团的欢迎之后，说道，“我们大家---包括美国在内---几乎都同意一种看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日本代表的发言同样不长，但用了和其他西方国家表达程度有所区别的词汇：“热烈欢迎”，并且强调：“期望我们两国代表团进行密切的接触，并通过这种接触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然而，中国作为一个讲原则的国家，该算的账是不会不算的。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词以后，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讲话，乔冠华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中走上讲台，开始了近40分钟的讲演。

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乔冠华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坚持原则，主张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的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然后开始“算账”。他说：

“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才被长期剥夺，早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恣意践踏。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局面终于改变过来了。”

“1971年10月25日，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乔冠华的发言完毕时，大厅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篇讲话，被共同社记者称作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当时美国三大电视网在大会后立即播放的报道中称，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之后的首次发言，犹如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

这颗重磅炸弹，使布什更加感受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于1974年推辞福特总统让他到英国或法国当大使，而选择了到中国当驻华联络处主任。他认为：“出使英、法固然令人垂涎，但去中国更具挑战性，新中国正在崛起。”日本代表发言之所以用了“热烈欢迎”，是因为基辛格已经访华，接下来尼克松也将访华，作为美国的小弟，唯一能争取主动的是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受到的热烈欢迎，不得不使他们加速改弦更张。佐藤荣作迅速被抛弃。田中角荣接任后，于1972年9月访问中国，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