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月19日，美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世界》刊文，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文章阐述了列宁的一生及其为共产主义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并对当前世界局势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状况做出了判断。

(1919年5月25日，列宁在红场阅兵式上。|克林比姆上色)

列宁行走在世间…残阳如痕,黑暗与黎明之间，一颗红星正冉冉升起。

——兰斯顿·休斯

因为列宁，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作为20世纪伟大的革命家和工人领袖，他改变了历史。在列宁的领导下，1917年的十月革命叩开了新时代的大门。纵使是在他逝世一百年后，十月革命掀起的浪潮仍在继续。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世界革命仍在发展：时而有所进展，时而停滞不前，但有时又像风暴般迅速蔓延。

尽管社会主义运动有挫折、萎缩、逆潮，但当前仍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并非是一朝一夕间完成的，而是贯穿整个历史的行动。

若是没有十月革命，工人阶级的领导、普通工人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想法，仍旧是天方夜谭。没有十月革命，亚洲各国可能永远不会觉醒，非洲的殖民枷锁可能永远不会被打破，拉丁美洲可能仍然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浪潮已经掀起，它们的出现并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且必将出现在这个充满压迫、痛苦的星球上。

在美国的煤田、钢铁城、血汗制衣工厂中，工人们同样反响强烈。脱离一战以及美国反动统治的非裔美国士兵，涌入埃利斯岛的波兰人、俄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他们都听见了彼得格勒冬宫城墙倒塌的巨响。

按照保罗·罗伯逊的说法，在那时，一位自诩“社会主义者”的人变成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倡导者，W.E.B杜波依斯后来成为了罗伯逊的密友，在他访问苏联后宣称：“我可能是受到了错误信息的误导，如果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布尔什维克，那么我就是布尔什维克。”

事实上，在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与自己所写的《战争的非洲根源》相比较后，列宁天才的想象力，长远的战略眼光和丰富的战术才华给杜波依斯留下了深刻印象。

(保罗·罗伯逊和W.E.B.杜波依斯两人都是列宁的崇拜者，并欣赏俄国革命的全球影响。照片摄于1949年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美联社)

世界运动的创始人

列宁在推动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年轻的列宁很早就认识和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并将其视为理解和改变世界的途径。列宁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坚定捍卫者，有时又是尖刻的阐述者，他创造性地补充和发展了共产主义理论。

早在《两种策略》列宁就已经提到“统一战线”的雏形概念，即工人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绝对有必要打倒反动派。列宁一再主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争取民主的战斗，质疑那些担心与资本家结盟以对抗更强大敌人的马克思主义者。

针对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特殊情况，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新型政党的概念，即由工人阶级领导，在思想、政治和阶级斗争领域开展多方面的斗争，争取主导权。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独立和领导作用的论述，列宁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一个由工人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领导的政党，它将领导整个社会走向新的文明形式。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强调，党在为改革而斗争的时候，必须要强调社会主义，不然就只会带来改革。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额外的因素，即马克思主义的“加法”。

但是，列宁对党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针对俄国特殊情况，他提出的干部概念后来被“群众性政党”所取代，为的是寻求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支持。

工人阶级报刊承载着组织、动员、宣传的作用，其内容和概念需要不断地深化。换句话说，报刊必须围绕党来建设，而党本身则围绕报刊来发展，这一理念与当今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尤为类似。

活的教义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活的学说，它会根据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发生变化，现在是一个方面，而后是另一个方面。他既反对片面、狭隘和宗派主义的做法，同时也谴责那些声称社会主义目标是乌托邦主义、“将马克思视为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者”的人。

列宁深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观点，其本质是带有党派性的，只能以论战的方式进行构想，因此他的理论贡献总是以捍卫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他以怀疑甚至蔑视的眼光看待那些试图用早已被否定的概念披上“新”的外衣来“发展”马克思的人。同时，他害怕教条主义，作为科学的信奉者，他不断地阅读和研究，用新的发现检验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摒弃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吸收新的东西。

列宁并不拘泥于任何特定的斗争形式。一切都取决于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1917的年夏天，他反复思考和平过渡到国家政权的可能性。然而，“七月流血事件”的动荡的改变了他的想法。八月，他躲在谷仓里写下了《国家与革命》。

他在一年前撰写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了由大银行主导的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理论，以及“最薄弱环节”理论和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可能性。在研究帝国主义经济特征的同时，他的注意力总是转向民主问题。

他从政治角度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全线反动”，指出帝国主义的金融、生产和贸易周期性及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地将民族和国家拉到一起，又一次又一次地迫使它们分离，既强加了统一，又强加了分离，这是一个对立面永恒运动的客观过程。他问：“在这两者之间，哪个是主要的?”“统一”，这是他明确的回答。

列宁撰写了大量关于殖民主义的文章，倡导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拥有自由的权力。对他来说，民族压迫的本质是民主问题，是一个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将这一问题置于重要位置：他说：“谁不承认和拥护各民族的平等，谁不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不是民主主义者”。

一位民主党人

事实上，民主的内容是列宁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民主走向何方是由所走的道路所决定的。他写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而言，一切‘民主’都在于实现‘权利'，但这些权利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实现。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权利，如果没有立即开展引入这些权利的斗争，如果不以这种斗争的精神来锻炼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毋需多言，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和阐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是列宁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甚至是他的标志性贡献。

工人阶级领导的必要性、新的国家政权形式、苏维埃、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所有的这些都深深吸引着列宁。

同样，面对俄国落后的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和经济转轨的需要，列宁不是坚持教条，而是坚持科学，提出了以工人阶级在政府中的权力和“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权力为前提的新经济政策。他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间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

在列宁短暂却波澜壮阔的一生即将结束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制定战略。在这里，列宁要与左派和右派的政治错误作斗争。共产国际强调，必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不是由纪律严明的少数人去尝试主导政权。

正是在这些论战中，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战略概念被摆在了共产党面前，同时也否定了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理论或贝拉·库恩的“进攻理论”等概念。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仍然是最有现实意义的文本。

人们将长期讨论这位苏共领导人的一生及其成败得失。与任何人一样，他的一生也并非没有失误。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列宁的论战风格、对分歧的处理以及对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谩骂。

就美国而言，将非裔美国人视为一个民族是错误的，将工人贵族论作为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发展缓慢的唯一解释也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低估了种族主义和杜波依斯所说的“白人工资”的影响。

(街头艺术家乔里特与自己的作品合影。这是一幅纪念乔治·弗洛伊德的壁画，弗洛伊德于2020年5月25日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警察制服后去世。从左至右依次为列宁、马丁·路德·金、乔治·弗洛伊德、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安吉拉·戴维斯。下方文字为：“是时候改变世界了。”这幅壁画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一座建筑物的顶部。|美联社)

工人阶级的信念

不过，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与列宁逝世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相比，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继普列汉诺夫之后，有人认为俄国革命时机尚不成熟，无法坚持自己的革命。诚然，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们也对可能出现的结果心存疑虑，他们希望西方国家的革命能够支持正在苦苦挣扎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列宁就赌上了这一点。但欧洲的起义未能实现。

然而，尽管出现了误判，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革命依旧是成功了。在长达74年的时间里，苏联尝试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取得了许多进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苏联的崩溃并非不可避免。

古巴、越南的经验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这些国家在工人阶级领导国家的前提下找到了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新道路。这些国家可能尚未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但它们的探索仍在继续，并正重塑地球。

当今世界与列宁时代大相径庭。气候变化、全球疫情、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右翼势力的加剧、人工智能、社交网络和24小时新闻都时刻影响着斗争的形式和条件。

在列宁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中，民主斗争始终处于中心位置，而现在，民主斗争变得更加尖锐。目前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要摒弃对工人阶级权力的狭隘理解：游行、媒体、仕途。包括领导模式、集体主义以及定期补充的集体机构等实现工人阶级统治的手段，将不可避免地决定工人阶级统治的结局。

为社会主义事业争取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机会就在今天。难道教育、文化、辩论等思想斗争不能与其他斗争形式处于同等地位吗?难道不应该对战争本身进行批判，将罢工、占领、抵制、群众运动以及选票作为武器吗?

晚期垄断资本主义确实是“全线反动”，全球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复兴)及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的种种表现都证明了这一点，如今，刺激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原因，与其说是需要遏制即将崛起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如说是跨国资本越来越无力维持利润率和解决内部矛盾。

与一百年前一样，民族仇恨也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监狱，必须要被打破。在加沙、也门以及其他任何地方为和平而战，对我们来说就像上世纪初布尔什维克为和平而战一样迫切。

这一切的答案就是民主、民主、以及更多的民主。不是普通的民主，是阶级民主，是把一切权力交给工人和人民的更为先进的民主。

（湛雨编译，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