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和使用国货，理应是中国人奉行的原则，是爱国情怀、维护祖国尊严的一种重要体现。周恩来率先垂范，事无巨细，钟情于穿中国面料衣、戴用国产表、乘坐国产车，并将中国特产列入国礼单赠送外宾……

“我要中国料子，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

周恩来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条件好转，仍保持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躬行节俭的作风。此观念和习惯也是有意识在除了保持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外，着重倡导与引领将朴素爱国主义思想体现在购用国产的消费理念和社会风尚。

多年来，坚持穿用国产衣、甚至补丁衣的周恩来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嘛，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足见他倡导使用国货，远不止物质层面，更注重表现的是中国人的骨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接见外宾和出席会议需要，置办一身较体面的行头来应酬，变得很有必要，他毅然选中北京“红都”服装店。

面对工作人员介绍的英国呢料、澳大利亚毛料等各色外国布料，他坚定地摇头说：“我要中国料子，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

他仔细挑选一番，内衣选的是普通白市布，衬衣衬裤也都选了普通白布；最后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做代表中国的庄重款式——中山装。这样，做了一套里外均是中国面料的简单必备着装。事后，他又全部按市价自费结算。一直穿到1963年，他始终细心呵护，保持整洁、挺括。

后来，我国自产的确良后，周恩来又让工作人员用它缝制必备夏装及两件大衣。他每次派工作人员去做衣服时，总叮嘱他们照价付款，一分不能少。待衣服做好后，工作人员取回来，他从不挑剔，马上穿好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因为外事活动多，周恩来要求自己衣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衣料“不要进口的，必须用国产的”。几十年如一日，他从贴身所穿的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睡衣等，都是地道干净的国产。周恩来穿衣讲究规矩严整、清洁平展，总是给人风度翩翩的印象。殊不知，他的内衣内裤却多是补丁摞补丁。周恩来有一件睡衣，1949年进城时他就穿起，磨破了就补，补了再穿，最后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他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周恩来钟情于穿黑布鞋和黑皮鞋，可从来都要求是国产的。他不要求款式怎么样，只要求合脚就行。即使到了迫不得已须定做皮鞋时，他也要特别强调：“要用国产牛皮。”

“工程所用的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

1958年10月28日，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之首的人民大会堂工程破土动工。工程建造时间紧、任务重。

接连横亘在面前的是相关住户搬迁问题、打地基运土人手太少等问题。拆迁工作艰巨，按照计算想要完成至少需半年，人民大会堂将无法赶在建国十周年前完工，工作人员对此心急如焚。

然而原本庞大的搬迁工作实际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国家的关怀、周恩来的关怀，让人民备受温暖，百姓对国家的大力支持，创造了奇迹。原来，搬迁户中一部分接受了国家安排的居所，更大部分认为自己具备独立找到新居能力，在拿到国家给的一些搬迁款后，不愿给国家添麻烦，自己承担了寻新任务。接踵而来的棘手事情是：挖土深度须达8米才行，预计土方量则由14.2万立方米，增至35万立方米。当时中国根本不具备挖掘土方和运输土方的先进设备，只能靠人力肩背手提，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号召踊跃报名，一支“义务劳动大军”很快赶赴工地上，靠着对国家的热爱和一腔热情，硬是搬走这多出来的20余万立方米土方。30万人次参加到义务劳动中。这样宏大的场面，如此伟大的人民，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随后的技工缺乏问题，也是通过团结的力量，在全国广招木工、瓦工、钢筋工等，迅速得以解决。

周恩来正在审查北京市东西长安街建设规划设计模型。

人手不足的问题迎刃而解，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国庆工程第5号简报当中，阐述了一个新的困难——“钢筋：至今1吨也没有……”资源匮乏，钢筋短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很快面临停工。

直到破土动工22天前，钢筋甚至连1吨都没有。是准备不足么?其实不然，当时中国资源极其紧缺，想要在短期内获得充足钢筋，恐怕只有向外国进口才行。

但人民大会堂的意义并非仅仅是一个建筑而已，更具特殊政治意义。周恩来对此专门作出指示：“工程所用的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

这个指示，是想告诉世界：中国有能力创造任何奇迹，同时也告诉世界，中国人从此站起来的决心！

接到这一指示后，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全国求援。全国的工厂和工人立即紧锣密鼓大生产，建造人民大会堂所需材料开始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运来。

不仅如此，一些生产能力出众的企业，不仅为人民大会堂工程供应材料，还担负起一些重要的生产任务。比如大家熟悉的那个重达2000公斤，高4.85米、宽4.5米的巨大国徽，就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制作而成；而大礼堂顶部的那颗巨大五角星，则是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塑料制品厂共同制作；鞍钢还特制了4000余吨钢材，用于日后制作人民大会堂顶棚钢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全国人民纷纷支持下，人民大会堂工地材料匮乏难题迎刃而解。值得骄傲的是，哪怕小到一颗螺丝钉，都采用了国产。

人民大会堂建设者艰苦奋斗，成就奇迹。

克服了1958年的一个个难题，指挥部在1959年初遭遇新困难即技术难关。人民大会堂设计有一项关键而难啃的技术即恢宏大气的穹顶所采取的“满天星斗，水天一色”设计理念。对此，工程师利用“土法儿”攻克破解了钢梁起吊问题的技术难关，使得效果既如愿以偿，还不耽误工期。沈阳桥梁厂接下了制造穹顶所需特殊钢梁的任务，总共生产12根，每根钢梁的高度为7米，长度为60.9米，重量高达55吨。沈阳桥梁厂虽然对生产钢梁有很丰富的经验，但一直以来生产的都是用于桥梁的钢梁。这样的钢梁用在大会堂的顶棚，尚属首次。足见，中国人民使用国产物资同样也能发挥出智慧和激情，焕发出磅礴的力量！

1959年8月底，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大会堂顺利完工。9月9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人来到大会堂的工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向他汇报：“万人大会堂还没有正式命名。”毛泽东问：“你们都怎么叫的？”万里答道：“施工中工人都叫它大会堂工地，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略作思忖后说：“‘宫’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正式交付使用。

10个月时间，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以排山倒海之势建造出人民大会堂，创造了伟大奇迹。人民大会堂从设计到建设，与人民息息相关，是人民的殿堂，更是共和国的殿堂。全部材料都使用国货的人民大会堂，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令所有中国人都为之自豪；它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伟大奇迹，这样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任何人都无法战胜！

“送给一汽当参考，让他们能早日研究出更高级的中国小轿车。”

20世纪60年代起，凡属大的活动，无论是党的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事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就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了，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风光得很。”

后来，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宾士车，有关部门想给周恩来也换乘宾士车坐，周恩来严肃地说：“那个宾士车谁喜欢坐谁就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咱们国产的‘红旗’。”他常常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是一穷二白，一定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外汇很昂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1958年，中国一汽厂响应国家领导人希冀乘坐“自己制造”的小轿车的号召，开始研发东风牌小轿车。

然而，由于美国全面实行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封锁，导致一汽无法“拿”到更先进的研究案例，工作进展陷入困境。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毅然“贡献”出他的法国“雷诺”汽车，交由一汽当参考，任由一汽“拆卸”研究。

1958年5月12日，国产第一辆“东风”小轿车诞生。

当年5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崭新的一汽东风牌小轿车正式面世。一汽把第一辆轿车加急送到北京，当作献给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贺礼。

5月21日，毛泽东在秘书陪同下，亲自坐到轿车中“跑”了两圈，感慨道：“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小轿车！”

然而，由于东风牌轿车的车型比较紧凑，不符合中央领导座驾及国礼用车的需求，所以一汽决心再次研发一款高级轿车。

他们从吉林大学借来一辆高级轿车当作参考，结合周恩来的那辆“座驾”，花费33天制造了中国第一辆具有民族特点的高级轿车。彼时的吉林省书记为它命名“红旗”。

研制成功的第一辆红旗轿车。

1965年春，中央下达命令，要求一汽研制一款有三排座椅的“红旗”轿车，替代领导人正在使用的苏联轿车。

一汽的领导非常苦恼，他们要到哪里再去找一辆更加高级的轿车当“范例”呢？无奈之下，一汽厂长王振只得亲自前往首都寻找“机会”。

那时，中国最高级的小轿车当属陈毅正在使用的座驾“本茨600”，它是西德制造，全球仅有428台，深受陈毅喜欢。

王振带着研究小组请求陈毅，让他们近距离看看这辆车。陈毅欣然应允，大方准许王振等人试驾，并把自己的司机李师傅派去同王振几人交流。

王振从李师傅口中得知，陈毅同样非常期待能有一辆中国制造的小轿车当座驾，奈何彼时中国汽车行业落后，无法满足领导人的需要。

王振当即找到首都汽车局局长，拜托他从中牵线，帮一汽“借一借”陈毅座驾当研究对象。

此事不知怎么被周恩来知道了，他立刻找到陈毅，对他明言道：“你那辆小汽车实在太招摇了，出门多不方便，不如送给一汽当参考，让他们能早日研究出更高级的中国小轿车。”

陈毅也是一位大方爽快的领导，二话没说直接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把“本茨600”无偿赠送给了一汽。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他提前派遣一位官员到北京，向中共提出3个条件：总统座驾需运送到中国；总统将乘坐专机抵达中国；报道总统出访新闻的转播车也要进入中国。

周恩来微微一笑，答应了两个条件，即专机直达和转播车随行拍摄，至于总统座驾则必须使用中国生产的“红旗牌”轿车。

美国官员十分惊讶，又碍于中方强硬态度，只得勉强妥协。周恩来见事情“定”了下来，立即要求一汽来依照他的意见更改安排给尼克松使用的“5号”红旗车。

周恩来之所以提出修改意见，是由于重视此事的他亲自“检查体验”了一下那辆小轿车，挑出了“车子的坐垫过于狭窄，车子震动略强”这两点毛病。

一汽绞尽脑汁解决两个问题，周恩来却还是秉着严谨的态度，临时调换了用车，把自己的“6号”红旗轿车给尼克松使用，他则乘坐“5号”红旗轿车。

在周恩来的关注下，一汽的小轿车质量和性能越来越好。当有人劝说他换下使用许久的红旗轿车时，他笑着反问：“我为什么要换？有缺点不能改进吗？如果我一直用下去，那么一汽肯定会尽快改进。”

一汽没有辜负周恩来厚望，作为中国国家级礼宾车，红旗车均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主研发的民族品牌汽车，其中一辆770J型敞篷检阅车曾是周恩来、邓小平、法国总统蓬皮杜、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乘用过的。

“咱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生产一块这样的手表啊！”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相关部门特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置办了一批手表，周恩来的那块产自瑞士，是一块自动表，在当时属高端手表。他爱惜地端详一番，叹息一声，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咱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生产一块这样的手表啊！”

周恩来的话宛如一个美好希冀，带给中国轻工制造行业极大鼓舞，让他们更有信心“中国制造”。最先“实现”他如此愿望的，是上海一家手表制造工厂。

那是1961年，正准备到苏联出席会议的周恩来突然听闻上海手表面世消息后，高兴不已，立刻指着东南方向：“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随即吩咐卫士：“你替我从我的工资里支出购买。”货到后，他骄傲自信地戴在了手腕上。

周恩来生前佩戴的上海牌手表。

从此，他参加各种活动都戴着它。在一次访问非洲时，他还特意向几内亚总统展示了自己身上清一色“中国制造”的衣服、皮鞋和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

他十分珍爱这块表，一戴就是十来年。1972年，因表的表面荧光“失效”，才趁着陪同尼克松到上海参观的机会，拜托上海的同志将其送上海手表厂修理一下，继续使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那枚帆布表带老上海牌手表依然戴在手腕。其保健大夫悄悄从其遗体上取下来，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这块朝夕相处陪伴其十余年的国产手表，被收藏在陈列柜中，向后人无声昭示着属于一国总理的清廉作风，以及他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和期待。

别具一格的国礼：尽现外交国产优先“本色”

周恩来对待国产的原则、做法，还体现在外交上，他要求“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还力倡“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他曾“置办”过两份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国礼赠送美国总统尼克松。

一个就是中国儿童都极熟悉的大白兔奶糖。其前身是上海爱皮西糖果厂制作的牛奶糖，因使用米老鼠包装而受到中国民众“质疑”。1950年我国政府将该厂收为国有厂后特地将其外包装图案改成白兔形象。1959年，中央相关部门指定该糖为建国10周年庆典上的献礼品，使它一下子打响知名度，成为中国驰名品牌。

1972年，美国总统先遣代表到上海参加双方会谈。清扫会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摆放在美国人桌子上的大白兔奶糖竟然所剩无几。

他们将此事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去调查了美国人居住宾馆中放置的该糖食用情况，得出“美国人似乎很喜欢这种糖果”的结论。

周恩来知道后，决定把该糖列入国礼单中，赠送对方。小小奶糖，就这样成为中美友谊的见证，实在很令人惊讶而富有传奇色彩。

另一个则是鲁迅的一套书。尼克松访华前，周恩来突然想到要赠送一套《鲁迅全集》作礼物。

可因当时社会风向问题，该书被归为“禁书”，无法大规模出版，导致他一时难找合适的赠送版本。

无奈他只得吩咐工作人员到鲁迅博物馆的库房中翻找到几套库存的纪念版本，并从中挑选出一套较新书册列入国礼单，算圆了其心思。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鲁迅全集》得以解禁，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