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外交部长陈毅开了先河，今后也不会再有来者。因此陈毅是新中国唯一的元帅外交部长。

元帅是军人，外交部长是文人，陈毅恰恰是两者合一，文能安邦，武能服众。

陈毅担任外交部长14年，开创了元帅外交的风格，大气蓬勃，胆略超人，有军人的豪爽，也有文人的儒雅，使新中国外交风格独树一帜。

周恩来表态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

陈毅是元帅部长，但他是先当国务院副总理，再当元帅，最后才当部长，如果当初不是周恩来总理力挺，陈毅险些与元帅军衔擦肩而过。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主席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拟定为元帅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他们3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指挥对敌作战、参与战略决策等方面功勋卓著，授予元帅衔是众望所归。但当时他们都已离开军队，在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刘少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在一次听完评衔工作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嘛!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也不方便。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好!”说完，他问身边的刘少奇：“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刘少奇当即表示：“不要评了。”周恩来、邓小平也都表示不要元帅衔了。按这个标准陈毅显然也不在授衔之列。

1954年9月，陈毅（前排左十）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军衔。

1955年9月3日，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以“(55)总干衔字第561号”文件，上报元帅人选，其中包括陈毅，在中央讨论元帅人选时，有人认为陈毅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可以不授予军衔。陈毅授元帅衔成为有争议的未决问题。

关键时刻周恩来提出了异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披露：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杨尚昆，强调授予陈毅元帅军衔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明确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周恩来在电话中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来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陈毅，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随南昌起义部队南进，1928年4月与毛泽东会师于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他任新四军代军长、军长，领导开辟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参与组织领导了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等地的战役。

原新四军军长叶挺、政委项英在战争年代都已离世，后来陈毅担任新四军军长，是新四军的代表性人物。此外，陈毅还是中央红军长征后，南方游击队的代表，第三野战军的代表。授予陈毅元帅军衔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

陈毅元帅。

周恩来的电话意见，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中央最后采纳，最终，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作为授予元帅军衔的提名，按法定程序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建议，通过了授予朱德、陈毅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

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授勋典礼，毛泽东主席将他签署的元帅授衔命令状，授予10位元帅，陈毅也获此殊荣，使后来的元帅外交部长成为现实。

再说陈毅当外交部长的故事。

外交工作需要柔，也需要刚，要刚柔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兼首任外交部长，温文尔雅，以理服人，以柔克刚。而陈毅则不然，他虽也是以理服人，但是其言语激烈，有时竖起拳头，发言铿锵有力，给人以大国外交部长的震撼之力，让人印象深刻。

外交部长陈毅和周恩来总理在一起。

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他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开始在共和国外交战线叱咤风云。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陈毅就参加接待了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1944年底，他受毛泽东委托，就美总统特使赫尔利调解国共矛盾问题研究对策，主张不接受美蒋条件，采取既不妥协也不破裂的政策，以待时机。这一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这也许是党中央选择陈毅任外交部长的缘由之一。

毛泽东夸赞说：“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真正的外交部长，这个人让外国人明白了，这个部长不好惹哩！”

陈毅担任外交部长后，其豪放的性格，大气磅礴的外交风格就展现出来。国庆外交部记者会的一次发言就一直被中外人士津津乐道。

1965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当时的中国面对着国际反华势力的围堵。9月29日国庆前，中央决定举行一场首次以外交部部长为主的记者招待会。

1965年9月29日，陈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的重要讲话。

陈毅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副墨镜，一副元帅外交家的派头。他一上台，就直截了当地对各国记者说：“现在，你们愿意提什么问题，我尽我所知道，可以给你们回答。”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一会儿侃侃而谈，一会儿言辞激烈，一会儿又诙谐幽默，精彩无比。

当有西方记者不怀好意问道：“中国领导人和陈毅是不是好战分子？”陈毅一听顿时来了脾气，他将墨镜摘下，举着拳头，对着那个记者大声说：“老子就是好战，老子就是好战分子！我们中国人民本不想打仗，可有人想打，那就打好了！老子头发都等白了，要打就早打，现在不打将来打，老子等不上还有儿子，以后儿子和他们打！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在招待会结束时，陈毅又对国内外反动派讲道：“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要报销！”

这场记者招待会登上了各个国家新闻的头版头条，美联社记者认为这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接见，英国《每日快报》指出陈毅坦率的惊人，日本《朝日新闻》认为陈毅的讲话具有强大的逼人力量，法国前总理富尔指出陈毅的讲话，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民族自尊心。

外交部长陈毅与毛泽东在一起。

毛泽东听到陈毅的记者会发言后，高兴地夸赞：“讲得好啊！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真正的外交部长，这个人让外国人明白了，这个部长不好惹哩！”

陈毅以一种元帅的外交方式，让国外重新审视新中国。陈毅一番话，让这场记者招待会声名远播，陈毅的名声也流传全世界。

外交部长唐家璇回忆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陈毅当外交部长不仅强势夺人，有军人的豪气，还有文人的雅气，诗人的浪漫，围棋外交就是陈毅雅气的再现。

陈毅的围棋外交闻名遐迩。曾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回忆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陈毅故居景区用花岗石雕刻了20颗巨型棋子，形如一盘开局的棋，名为“友谊广场”。这处广场正是立意于陈毅元帅“围棋外交”的高超外交手段。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中日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开始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

陈毅与日本友人松村进行围棋交流。

唐家璇部长回忆说，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终于打开了铁板一块的中日外交壁垒。

1958年，中国对日本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后，浅沼稻次郎、石桥湛山和松村谦三等日本政界知名人士相继访华。在一次会见中，陈毅对松村谦三先生提出一条建议：“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

松村谦三先生极为赞同。回国后，他积极奔走，终于促成了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首访中国的中日关系破冰之行。196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回访日本，此后中日民间交流日益增多。

1964年12月，日本29位知名棋手发出呼吁，号召日本800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的活动。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全面实现邦交正常化。

陈毅这一外交创新，也被运用到后来的中美“乒乓外交”之中。

苏加诺总统笑着说：“我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谈话，从来没像与你谈话这样轻松。”

陈毅当外交部长还十分善于开展朋友外交。陈毅为人豪爽，喜欢交朋友。

196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双方的立场都接近于一致。但关于会议的时间、地点等问题总定不下来。在谈到第二届亚非会议的地点和时间时，印尼苏加诺想仍在万隆开。

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陈毅，笑着对总统苏加诺说：“你是总统，我是元帅，我给你当参谋长，你要不要呢？”

苏加诺总统笑道：“当然要啊!”

“好，既然你要我给你当参谋长，那么你就听听我的意见。”陈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开过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应该选在非洲国家开。

陈毅接着说：“非洲的独立国家有40个之多，总统阁下如果主张在非洲开，就是支持了非洲的斗争，这样你就站得高、看得远，顾全大局，表现了政治家风度，证明你没有什么私利打算，你去发言就响亮。”

苏加诺一听，觉得言之有理。可是在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加诺还是坚持在当年开。

陈毅诙谐地笑着对他说：“你既然要我这个参谋长，就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最好在明年开，为什么？因为今年7月有阿拉伯首脑会议，8月非洲首脑会议，10月有不结盟国家会议，以后又有什么英联邦会议、联合国大会。这些国家领导人长期在外面开会怎么行呢？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不应该互相竞争，而应当互相补充；即使要竞争，也不用抢先开会的办法竞争嘛！”

陈毅幽默风趣的话使苏加诺总统大为赞赏：“我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谈话，从来没像与你谈话这样轻松。好吧，地点问题我同意你的意见，关于时间问题也好商量。”

“你这个统帅不错，还听了我一半意见。”陈毅继续笑道：“说明我这个参谋长还可以当下去呢!”

在独立宫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苏加诺总统显得兴致特别好，他亲手向陈毅赠送了一柄精巧的巴厘短剑，并且似乎不满足于苏班得里约外长的答辞，他自己起身又作了一番即席讲话，简短而又富有真挚情感。他端起酒杯，以这样的称呼开头：“陈毅元帅阁下、陈毅同志、陈毅兄……”通过苏加诺总统这一连串不断加重的亲切称呼，足以看出陈毅此次印度尼西亚之行，已把两国友谊打造得亲密无间了。

1964年4月，陈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返京时受到周恩来的欢迎。

在陈毅这次短短5天的访问里，两国代表商谈并签署了3项文件：联合公报、文化交流协定和中国、印尼友好条约，其中友好条约是原计划之外的成果，陈毅说这次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西哈努克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前往八宝山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过程中，他搀扶着病弱的毛泽东，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听到毛泽东对陈毅的评价，西哈努克十分欣慰。

幽默诙谐是陈毅外交生涯的又一个特点。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陈毅：“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

像这种涉及国防机密的问题，一般可以用“无可奉告”的话把它挡回去，不过这样太严肃了些。风趣的陈毅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俏皮地说：“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大家都忍不住大笑。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原子弹？”

陈毅巧妙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什么时候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巧妙地堵住了日本记者探听军事机密的嘴。

陈毅幽默地说：“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陈毅担任外交部长后，外事工作十分繁重，会议、接待外宾、出访，各种应酬应接不暇，作为妻子的张茜对陈毅不顾身体，没日没夜高节奏的工作十分担忧。

有一次，出国访问归来，陈毅与代表团成员搞联欢，吹拉弹唱，跳交谊舞。连日来快节奏地出国访问，张茜担心陈毅的身体，劝他早些回来休息，陈毅满口答应。但联欢晚会散场时已是凌晨2点，陈毅回家，张茜赌气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怎么敲门也不开，一气之下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对秘书嚷道：“离婚！离婚！”实际上是向屋里的张茜说气话。

后来的结果怎样呢？著名军旅作家尹家民在《红墙知情录》一书中透露了后来的情况：第二天周恩来知道了，在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这时，天上有一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张茜也马上理解了周恩来的含义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但张茜还是对陈毅不放心，风筝线还总是紧紧地拉在手中，丝毫没有放松，她想陈毅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准备。如果出国访问，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这样没完没了的高节奏运转，陈毅的身体怎能承受的了呢？

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

1965年9月，陈毅要访问西亚非洲六国。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找到周恩来，要求减少陈毅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听了张茜的要求，周恩来为难起来了。但他还是把这件事对随同出访的外交人员讲了，要他们在国外对陈老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

启程前一天，陈毅和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周恩来破格亲自作了动员讲话，除了说明此行任务的重要性外，还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关心陈毅健康的事说了一遍。

周恩来最后以勉励的口气说，陈老总在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怎么在外交战线上，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

周恩来看了看张茜又说，这也难免，陈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周恩来又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说：“这个思想工作，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

该陈毅讲话表态了，他用四川口音风趣又洪亮地说：“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张茜为我瞎操心！”说罢，哈哈大笑，逗得会场的人都跟着笑了。

这一真实的故事说明陈毅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夜以继日，任劳任怨，也说明妻子张茜对陈老总的关心和体贴。还说明了周恩来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

周恩来评价说：陈毅在对外活动中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陈毅，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至1972年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长的岗位上整整14年，如何看待、评价陈毅的外交特点和贡献呢？

在任外交部长期间，陈毅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参与制定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方针，协助周恩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

周恩来和陈毅会见外交使节和夫人时合影。

在新中国外交大事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1952年10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会晤斯大林。

1954年10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顺访波兰。

1955年4月，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

1958年2月，首次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随周恩来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事宜作了妥善安排。

1960年，陪同周恩来或单独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中国同尼泊尔的友好条约和经济协定、中国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中国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陈毅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等划定了边界。

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促使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并陪同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

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为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奔波于雅加达、开罗、阿尔及尔之间。当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使会议搁浅后，参与磋商，强调亚非团结，反对分裂，促使达成会议延期的协议。

1965年9月，在北京发表著名的记者招待会讲话，阐述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的严正立场，在国内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他还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仅对缅甸一国，即达10次之多。其中1963年春和1966年春，先后陪同刘少奇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1969年，受毛泽东主席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元帅主持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开展工作的具体设想，成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战略决策的前奏。四老帅务虚会为毛泽东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当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一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

周恩来对陈毅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时评价“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个评价已经超出了外交工作的范畴，是对陈毅一生的评价。

陈毅担任外交部长，以其特有的军人性格、元帅风采和外交工作的辉煌成就，为新中国真正登上世界舞台建立了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