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东林，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要
“两弹一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建设成就和历史事件之一。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前后，经历了与美国从策划军事摧毁中国核基地行动到对氢弹试验进行核威慑阻止的较量。中央档案馆有一封1964年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特急请示信，美国和英国也披露了一批相关绝密档案，都反映了在当时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和美国软硬兼施的核恐吓行动计划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镇定自若、运筹帷幄的斗智斗勇和远见卓识。
1964年9月16-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议程是讨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与原子能事业近期发展及调整工业战略布局问题。贺龙、李富春、罗瑞卿、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等15人参加。会议听取了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副主任刘西尧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情况及刘杰关于原子武器近期发展问题和调整原子能工业战略布局问题的汇报。会议决定将有关原子弹爆炸时间等问题向毛泽东请示。
9月21日，周恩来将罗瑞卿根据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意见写的可以在10月进行正式试验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转交毛泽东并附信。罗瑞卿9月20日的报告说：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在10月份进行正式试验。究竟何时正式试验，请中央早日决定。如果定在10月份试验，需要在9月下旬定下来，以便进行准备。
周恩来的信全文是：
主席：
瑞卿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
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20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同时，瑞卿拟于明（22）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告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三同志参加。
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周恩来
九月廿一日下午七时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特急指示信（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毛泽东当晚即做出批示：“已阅，拟即办。贺总一阅。”
这一封看似寻常的请示信背后，蕴含着惊心动魄的国际风云和战争威胁——美国计划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基地，进行摧毁打击。
因此，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分析了严峻的国际形势后，有人提出在1970年三线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和中央定夺。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介绍了罗瑞卿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第一，“今年爆炸”；第二，“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第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就早试。
早在1988年，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一文就指出，肯尼迪政府曾经认真考虑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美国政府对这一军事选择非常着迷，甚至在中国于1964年10月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仍未放弃。文章刚发表，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乔治·邦迪在《危险与生存》一书中就反驳说，当时只是简单地“说了一说”。以后虽然一些西方学者一再提到存在这一计划，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终于解密，证实1964年之前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与邦迪所说恰恰相反，这些计划早已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的实施方案。这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访美学者李向前根据美国非官方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研究人员威康·铂尔和杰夫里·理查尔森的新著《是否把婴儿扼杀在摇篮中》，写成《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密》，进一步说明了详情：“该报道披露了大量历史内幕，至今读来，仍令人触目惊心。”
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号称完成了它们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使命——确认了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存在。1960年底，美国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在1962年提供钚。肯尼迪曾经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19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此后，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以及一大批顾问，动用最先进的侦察设备，对如何用军事或外交手段遏制中国的核计划，绞尽脑汁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讨论。
1961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麦吉向国务卿腊斯克建议，鼓励或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并通过有关专家向印度做了探询。但因为美国害怕承担扩散核武器责任而中止。
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美国间谋卫星对中国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于1961年12月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1963年2月，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3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为此十分惊恐。
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订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直接计划包括：（1）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2）实施海上封锁；（3）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4）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5）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间接方案利用外交和宣传攻势，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逼迫中国停止核计划。美国无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如果美苏达成协议，就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威胁中国，搞掉它的核设施。
5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拒绝谈论中国问题。不久，肯尼迪又派哈里曼出使苏联，要他向赫鲁晓夫试探“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为此不惜在其他方面向苏联让步。但赫没有同意，反认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时候”，有了以后反而会自我约束。
《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
另一个办法，是纵容台湾国民党武装袭击大陆。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的核设施问题。蒋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9月11日，蒋经国与肯尼迪长时间会晤，肯直接问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蒋回答昨天已经和中央情报局讨论过了，他们认为是可行的。最后双方商定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袭击的具体问题。但肯尼迪显然对蒋方的能力没有信心。蒋走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应邦迪之请，拟订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使中国核设施瘫痪的应急计划。
1963年11月，林登·约翰逊继任被刺身亡的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为了赢得大选胜利，暂时把袭击中国方案放到了一边。
1964年4月14日，罗伯特·约翰逊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
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1996年3月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会通讯》第27卷第1期上，刊登了美国历史学家沙恩·马多克找到的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G.W.拉斯詹斯1964年12月14日的一份绝密评论报告，是就罗伯特·约翰逊起草的《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为美国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核扩散问题委员会撰写的。这份档案原件存放在约翰逊图书馆国家安全文件第五盒委员会文件下的中国夹内。从中可以得知《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的基本内容。马多克在引言中说：
这份为核扩散问题委员会准备的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文件，证明美国政府对摧毁中国核能力做过数项研究，包括美国单方面行动、与苏联合作和美国委托第三方进行攻击等。报告中提到的第三方是谁不甚清楚，因为解密人员删掉了这一细节。
G.W.拉思詹斯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内容为马多克所加）：
在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罗伯特·约翰逊1964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探讨了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 [按：《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由罗伯特·约翰逊起草，日期为1964年4月14日]。约翰逊的报告显然已经确定下来，因此构成了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础 [按：文件大致反映了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各机构代表们的普遍共识]。
该报告考虑了四种摧毁办法，总结如下：
1.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2. [一句语被删] 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
3.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已被否定。
4.空投 [一些词语被删] 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在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
G.W.拉思詹斯绝密评论报告
据G.W.拉思詹斯报告透露，《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也列举了袭击中国的不利因素：
1.关键性设施的位置尚不十分清楚。
2.苏联的合作与默许将不大可能，这种不可能的程度取决于进攻的环境，也就是说，苏联是否会对发生在东南亚的中国的侵略行为做出相应的反应。
3.就目前正在考虑的摧毁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而言，其后果至多持续4至5年的时间。从长远影响来看，还必须摧毁其研究设备和研究人员。
4.与公开的摧毁行动或被曝光的秘密摧毁行动相关联的是一些实质性的政治代价：
（1）在缺乏明显挑衅行动，如中国炫耀核武器或入侵东南亚的情况下，美国在政治上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2）在摧毁行动中，要找出核不扩散方面的理由。
（3）我们贬低中国核能力的做法将使我们更难说明摧毁行动在政治上是可取的。
（4）如果与此同时采取一些影响核能力的其他措施如（有核国家）就停止可裂变物质生产达到一致的话，制止核扩散的理由就更加充分，摧毁行动会更容易让人接受。
《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的主要结论可概括为：“很明显……（中共核）能力并未重要到足以说明采取行动是正当无误的，因为这种高度的军事冒险将会付出相当沉重的政治代价。”
这份报告使美国最高决策者犹疑不决。1964年9月15日，当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师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总统星期四聚餐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在9月17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亨利·洛温提出对中国两个关键的核设施进行非核空中打击，并认为苏联私下会赞成的，但是遭到了其他成员的反对。10月，美国给台北发了一份电报声称，由于“美国大选在这个月内进行”，轰炸罗布泊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但是，美国方面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而且继续与苏联探讨其可能性。在中国核试验成功后的12月，受命评论罗伯特·约翰逊报告的拉思詹斯对该现点强烈表示不满说：“如果说约翰逊报告在这些方面还嫌不足的话，那么进一步考虑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或者至少是考虑寻找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都是值得去做的。”
时光流逝30多年后，我们从解密档案中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战争计划，确实有些触目惊心。一些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如果倾向主张袭击的肯尼迪没有突然被刺，如果苏联默许了美国的试探，如果蒋介石擅自进攻而把美国拖下水，如果……那么这种袭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人认为，美国的这些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离付诸实施还有很大距离，还要受到国会等各级机构的制约，而且，毕竟是对中国核设施的小规模袭击而不是战争计划。
应该说，当然不能把美国的这些计划就视为即将执行。但是，在美国直接出兵扩大越南战争，中国用人力物力坚决支持越南的抵抗战争情况下，距离美国决策者认为可以发动袭击的“军事敌对”条件，也确实只差一步之遥了。另外，尽管美国计划的只是对中国内地核设施的突然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及计划中“没有限制”的空中打击——大规模多次空中轰炸，毫无疑问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入侵，必然要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和反击，极有可能扩大为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还有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当时未必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因此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的考虑，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特急信，只是一种巧合，未必就是有的放矢。
应该说，这种巧合是惊人的。
1964年9月15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总统星期四集餐会"，最后决定，暂时不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9月16日（考虑到美国和中国的时差，就在同一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要不要按时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讨论的结果就是那封特急信。毛泽东拍板敲定后，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对首次试验做出部署。
10月11日，周恩来鉴于10月15日可能出现好的气象，在接到张爱萍、刘西尧从现场送来的有关首次原子弹起爆试验的报告和刘杰有关防空等方面问题的报告后，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说：现一切已准备好了，拟经保密有线电话以暗语告他们，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到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时间，并告我们。防空方面请罗总告总参负责检查、联系和指挥；转移资料、设备、仪器和保密工作，由刘杰负责督促进行。周恩来还对上述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具体的安排，指示：“务期全部落实。”
在原子弹试验前的几天里，周恩来连续给刘杰写了4封亲笔信，指导前方工作，确定试验时间。同时，审定新闻公报、贺电、政府声明、致各国政府首脑的公开信，起草向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
10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下达核装置就位的命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安装在新疆罗布泊地区高达102米的试验铁塔上。10月15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刘杰，询问核试验可能出现的结果，并叮嘱：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他代表中共中央下达了代号“投篮”的命令。16日下午3时，主操作员按下了最后一个按钮。铁塔迸发出强烈的耀眼的闪光，接着升腾起一个巨大的太阳般的火球，随后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渐渐地，火球与地面冲起的尘柱连成一体，形成了一朵极为壮观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按照事前的约定，张爱萍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这一喜讯。周恩来勉励说，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祝贺并慰问大家。并要求迅速查明试验结果。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再次报告，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两万吨TNT当量。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欢呼跳跃。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经周恩来审定的致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全体同志电，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成功的巨大胜利。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公报、贺电、政府声明等，《人民日报》特发了“号外”和社论。
周恩来对《东方红》歌唱团员宣布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回到那封特急信。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当时是否知道美国要对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摧毁打击的计划？如何知道的？现在仍然是个谜。
有一些资料证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当时的活动，确实有一定的察觉。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到1965年初，美国的袭击动向被得到了证实。1965年2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四次会谈。据知情人回忆，柯西金向中国透露了美国探询苏联对打击中国核设施态度的信息，引起了周的高度警觉。周立即向柯提出了不同凡响的六条建议：（1）在即将到来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约15周年之际双方公开发表互相的贺电、讲话，表示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这个条约规定两国在遭到第三国入侵时要互相支援）；（2）两国关系可以在某些项目上长期合作；（3）把过去两国之间的建设项目完成；（4）过去执行得不好的文化合作协定计划，希望今年能够执行得好些；（5）互相派留学生；（6）执行双方旅行协定。柯表示完全赞同。
2月10日，柯西金结束访问越南再次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第五次会谈，并向毛泽东建议“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2月1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了柯西金。尽管在停止中苏公开论战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同意任何妥协，但他也表示：打起仗来我们两国还是要站在一起的。周恩来送柯前往机场途中说：我们之间的观点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了解对方的想法。实际上是默认停止中苏公开论战。
另一个资料是，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时的讲话中说：
我们的原子弹爆炸前夜，麦克纳马拉就改了口气，他说，中国的原子基地是可以轰炸掉的，可是五年以后又出来了。这个估计完全正确。这是第一句话。他说的第二句话是，我们虽然能够把中国的原子工业基地消灭，但不能消灭他们科学家头脑里的核知识。我那天给日本人讲，美国可以把我们的人大会堂炸掉，但我们可以出现比现在更好的人大会堂。它不能把我们的工程师的头脑炸毁。我们双手能劳动，劳动出智慧，智慧就反映在头脑里头。约翰逊政府是最主张增加兵力大打的，而麦克纳马拉却这样说。由此可见，美国要对中国打仗，并不是那样简单的。它是七上八下，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准备两面打，但战备工作的落实还要一步一步地来。我们的计划定了之后，不要因为一时的风吹草动，就天天变。……我们现在正在搞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天天变，还能办成事吗？
周恩来的判断和罗伯特报告中袭击能够“摧毁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其后果至多持续4至5年的时间。从长远影响来看，还必须摧毁其研究设备和研究人员”的判断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也对防御美国可能袭击做了尽快的准备——立即开始在后方三线地区进行勘察、建设新的核武器和国防尖端武器基地的工作。
1964年9月中旬到11月底，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率领11个组，分别在甘肃、陕西、宁夏、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广西的47个专区进行了勘察选址，总共踏勘了1499个点，选出682个点，在后方布局建设核武器、导弹、航空、潜艇等尖端基地。1965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批准了罗瑞卿代表国防工办上报的《关于国防工业在二三线地区新建项目布局方案的报告》。此后，经过十余年的三线建设，在三线地区先后建成400多个军工企业、80多个国防科研院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防御敌人突然袭击的战略后方，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
针对敌人要袭击核基地的企图，建设后方第二套核原料工厂是重中之重。当时世界防御空中袭击的办法，只能是在岩石山里挖洞。早在1964年1月，周恩来就提出，核工业选址，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要进洞。1965年2月，罗瑞卿向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由二机部继续组成专家组对踏勘初选出5个在洞内建设核反应堆的地点，进行技术勘察。最后选定在重庆东部涪陵乌江畔的金子山，1967年开始挖建巨型山洞，建设第二套核原料工厂。到1983年洞体和核反应堆基本建设完成，反应堆大厅的主洞体高达79米，洞内可并排行驶汽车的纵深道路总长24公里，堪称世界第一大人工洞。其后，由于世界形势缓和，1984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决定，停止反应堆点火，铸剑为犁，利用设备和人员，在洞外建设了先进的建峰化工集团。
第一颗氢弹爆炸前夕，中国同样面临着美国的核威慑。在英国军情五处保存的1967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之间往来，并送交英国首相威尔逊的一批绝密信件，披露了美国方面试图用对中国核打击手段，恐吓阻止中国进行氢弹试验，进而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
这些密信披露，美国设计了一个对中国进行空袭核打击的计划，名称为“昂贵之地”行动。目的是把计划传递给中国，起到威慑作用，并不是真正要实施打击。计划耸人听闻地写道：“对400×10000百万吨当量可毁灭5000万人口的微尘辐射效应的全面深刻了解，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必须能让中国信服她无法经受如此打击。”“太空导弹防御系统24小时对准中国人口分布地区而且风向有利的时候产生的微尘辐射导致5亿人巨大死亡”，“让中国政府知道辐射微尘的真实危险性评估，以及最后不得已摊牌时我们使用这种武器达到最大效果的充分准备。只有那样他们才可能在禁止核试验协议上签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967年3月14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昂贵之地”行动计划。当天上午，约翰逊还和他的“中国通”顾问们开了会。他们提到，为了使用中国相信这个计划，“希望你们包括尽可能多的核弹投射信息（哪怕五角大楼不高兴）。比如核打击操作指令？也许来一幅赫斯勒（核弹轰炸机）的照片？这样北京的领导人哪怕不懂英语也能明白”。
于是，美国国防部具体制定了实战方案，包括：
1）总参谋长战略计划和地图。
2）战略空军司令部（SAC）战术评估和打击行动指令。
3）第43和305轰炸机队指挥官待机运动指令，远东T.O.司令行动代号及燃料和武器需求，Carswell和Bunker Hill空军基地飞行员用的B-58A-10颜色编码表和机组作战简报。
4）美国气象局天气预报和风向模式图。
5）AEC试验辐射微尘记录（比基尼岛和新墨西哥州）地震仪测量结果和高空放射性记录。
6）NASA空间药物研究所有关辐射病的报告，以及广岛的部队医疗野战医院的记录摘要和案例历史。
7）科学战争部的研究报告“核攻击之后占领军的后勤和人事问题”，包括DSW反污染服装的规格图。
密信中，美国方面还提到了一些困难：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没有被威慑就范的事实；
（2）我们怎样才能把话传给中国人？中国不会相信官方通告，而且那样会让全世界对美国的诚信产生严重后果。
密信披露，美国中情局建议，将这个核打击计划，通过在巴黎的英国“备胎特工”（从未使用过），巧妙地故意泄露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外交人员。“这种资料一旦落入中国情报机构之手一定会交给王淦昌教授或钱三强教授。”
3月28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给中情局局长下达手令，启动“昂贵之地”行动，伦敦站开始行动。3月30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英国首相威尔逊在电话中对计划进行了讨论。同日，麦克纳马拉把所附行动计划文件用大使馆信袋转发给威尔逊，包括英国特工情报人员参加这次巴黎的行动所需要的所有额外背景材料。表示“希望这项行动在几周内结束”。
“昂贵之地”行动计划档案
美国、英国方面煞费苦心的这个核威慑计划，是否传递到了中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目前没有档案能够证实。从氢弹如期爆炸的事实看，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1967年5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检查氢弹空爆试验的准备工作。
6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罗舜初汇报氢弹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周恩来请聂荣臻赴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
6月22日，周恩来与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时说：帝国主义就是拿原子弹、导弹、氢弹吓人的，并且想垄断它们。我们要揭穿它，帝国主义的“禁止核扩散”是一句假话，这意味着他们搞核垄断。
也许，这就是美国核威慑从中国得到的唯一回答。
“两弹一星”的重大突破，为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本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