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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将军的最后时刻:唯有牺牲,方可求良心之安稳

作者:TomCat团座 来源:TomCat团座

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到河东后,如能和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38师、179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赴我们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这是1940年5月15日枣宜会战时,张自忠将军在渡河上阵前留下的遗书。参加抗战的国军将领中,慷慨激昂、英勇奋战者为数不少,但上阵之前就一心以死明志的,恐怕仅张自忠将军一人。是什么心结,让他觉得,只有牺牲才是自己的最后归宿呢?

自从国军发起冬季攻势后,侵华日军吸取了教训。切断长江!冬季攻势:国军1939年的大反攻

不再给国军从容发起进攻的时间,而是国军在哪里集结,日军就在哪里集结,充分利用自己控制航道和铁路的优势,快速调动兵力,提前发起破坏性进攻,大量歼灭国军的有生力量,加速国统区的装备和人力资源衰竭,1940年5月针对第五战区发动的枣宜会战就是这种新战略首次运用。

在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虽然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但位置有利,暂时还可以利用陇海铁路西段和平汉线中段运输,宜昌以上的水路也可以通航小木船,所以恢复速度很快。截至1940年2月1日,冬季攻势结束还不到10天,第五战区已经补入新兵3.9万人,和第四战区缺编9万多人的窘迫相比,算是回血神速。

补充速度还是很快的

在日军看来,这就是要再次进攻的征兆,所以鬼子新战术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瞄准了这里。

当时,第五战区沿着信阳以北地区,经随县、大洪山直到襄河西岸与日军对峙,总兵力四十多个师,分成左、中、右三个集团,汤恩伯部9个师部署在南阳周围,作为战略预备队,已经严阵以待,而且,国军情报部门这次比较支楞,还提前确定了日军即将进攻,虽然还搞不清进攻方向和投入的兵力,但第五战区得到了预警,也进行了准备,所以这一次,双方都在打明牌。

不过,国军方面由于情报不明晰,对于如何应战发生了分歧,汤恩伯认为,日军大概率会强渡襄河,进攻宜昌,切断第五战区的水路补给,所以建议其他部队原地不动,把自己的第31集团军从南阳调动到荆门,等日军渡河时来个半渡而击。

这个方案看起来很香,但缺乏全局眼光:第31集团军部署在南阳不动的话,前线无论哪里遭到攻击,都可以及时支援:

一旦调到荆门,防线就变得前重后轻,一点被突破,就全线瓦解。

参谋次长刘斐就很不认同汤恩伯的方案,认为即便日军如汤长官所说,老老实实的渡过襄河,国军正面冲上去硬碰硬,最多也就打成一个互相顶牛的局面,双方精疲力竭后,各自退兵而已。而五战区没有强大的预备队,日军就可以改变进攻方向,直冲襄阳、樊城,然后向左旋转,进攻宜昌。把国军压迫到襄河、长江之间,到时候国军背靠大江,两面受敌,就又一次要下河吃水。

汤恩伯方案的致命弱点

因此,不如让张自忠指挥右集团主力,在日军渡过襄河后南下,切断其补给线,把渡河的鬼子包围在水网地带围歼,这样既可以保持战线稳定,取得的战果也会更大。

军令部方案中张自忠是主要角色

而蒋公亲自微操的方案胃口就更大,由于在冬季攻势中尝到了主动进攻的甜头,要求五战区,一旦判明日军的进攻方向,就要以进攻对进攻,先发制人,直插日军后方,威胁武汉。最后,国军综合了以上三个方案,制定了一个既守又攻的作战计划。

可是,5月1日战斗一爆发,才发现情况不对,日军并没有直接渡河进攻宜昌,其左翼部队冲向国军侧后方,直取襄、樊;右翼部队沿汉水北上,试图与左翼部队在樊城会合;正面的日军则攻向枣阳,采取了经典的“两翼包围、中央突破”的战术,要全歼襄河西岸的国军部队。

而且,在日军的计划里,歼灭襄河西岸的国军后,日军会假装撤退,然后故意丢失一份假命令,让襄河东岸的国军以为战役已经结束、放松警惕,这时候日军三个师团分三路渡过汉水,攻占当阳、荆门、十里铺,最后占领宜昌,通过连续两次拉扯,把第五战区主力分割围歼。

面对日军大范围的穿插包围,国军要是还像淞沪会战那样,死守阵地不动,几乎是死定了

不过,这时国军的战术已经出现了进步,连日军都惊奇的发现,国军“看样子是吸取了过去拉锯战的经验”,根本不在阵地上挨打,而是往侧面退避,由于日军各部队之间间隙太大,除了负责掩护的173师撤退不及,师长钟毅与全师大部分官兵牺牲外,其他部队都顺利避开了包围,跳到了日军的外围。鬼子气势汹汹的猛扑而来,每天突进30至40公里,大部分粮食、马料要靠抢劫老百姓,士兵相当疲惫,兵力又分散,态势反而变得很不利。

这下,轮到国军出手了。

5月10日,日军准备后撤,按照他们的惯性思维,国军最多也就能对自己礼送出境,没想到的是,李宗仁立即命令北线的汤恩伯部从南阳急速南下,于5月12日成功包围了第3师团;同时命令南线张自忠部从宜城渡过襄河,直插日军第13、39师团的后方。

按日军战史记录,第3师团面临汤恩伯夜以继日的进攻,军官伤亡重大,而且已经断粮,情况十分危急。

但从全局看,张自忠的行动才是真正的杀招。第33集团军渡过襄河后,毫不停留,立即冲向桐柏山,切断了日军补给线,被包围的第3师团本来就没有携带多余的弹药、粮食,这下补给线又被掐了,陷入了双重包围,其他日军要救出第3师团,就必须立刻突破张自忠所部的阻截。

这样一来,33集团军部就成了日军打击的重点目标,对此,张自忠将军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早在5月1日枣宜会战爆发时,他就给属下各军、师、旅长写了亲笔信:“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其实,对于张自忠,当时的舆论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全面抗战爆发前,29军进驻平津,作为该军的二号人物,和日军打交道的事情,大都是由他出面的,1936年访问东京的代表团也是由他率领,由于跟日方打交道太多,在1960年代日方编撰的战史中,还错误的记录他曾经留学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资料来源:《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在七七事变前军统的多次报告中,都把张自忠和潘毓桂、齐燮元这类铁杆汉奸,并列为29军中的“主和派干将”。

事变爆发后,李宗仁曾警告29军的高级将领,千万不要中了鬼子的缓兵之计,一定要趁日军兵力少时迅速进攻,但当时很多人还没有完全放弃妥协的想法,放任日军从容增兵,大战时又纷纷保存实力,导致平津地区丢失得太快、太诡异,当时社会舆论甚至怀疑“29军和日军串通一气”,故意放弃了防线。

宋哲元率29军主力后撤时,为了拖延时间,还让张自忠担任北平市长继续周旋,直到日军进城,双方彻底撕破脸,他才躲进德国医院,几经辗转逃到南京,这样自认就被各地报纸众口一词的骂成是汉奸。要不是李宗仁、程潜等大佬力保,很难说会不会被借人头一用。

因此,一面背着全国舆论的怀疑,一面要对得起诸多长官的担保,对自己没能及时认清日寇侵略的野心,又怀有深度的悔恨,使张自忠立下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在他抗战期间的书信、电报中,“拼命”、“拼死”、“求良心安稳”等词语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山东还是湖北战场,张自忠作战主动积极,到处营救友军,俨然第五战区的救火队。

今天看来,有了鲁南大捷、台儿庄-临沂大捷、随枣会战的历次战功,什么汉奸的误会应该早已洗清,但七七事变后,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舆论,实在做得太过分,不仅监察院弹劾他,老蒋亲下命令查办他,远在加拿大的华侨发来两百多人签字的联名电报,要蒋公“杀张自忠以谢国人“,连名字也被编成“自忠不忠、荩臣不臣”的梗,作为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的旧式军人,心里的悲愤可想而知,“以死明志”的想法,始终在他心里占据着上风。

而且,第五战区下达反攻命令后,33集团军需要在桐柏山到宜城200多里截击撤退日军,还要向枣阳攻击前进,面对日军两个加强师团,兵力从一开始就显得不足,明显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确实也需要张自忠亲临前线督战。从日军战史看,如果当时汤恩伯手快一点,就能把南线日军两个师团调动到北线,去解救第3师团,这样南线压力减小,有张自忠坐镇鼓舞士气,部队咬牙坚持最后几天是有希望的,南北两线配合,很可能歼灭日军1个完整的常备师团,甚至可以一举重创另外两个师团,从而彻底改变华中战局。

所以,虽然集团军总部所有成员都感到,襄河东岸的战局太危险,劝张自忠将军不要亲自渡河,但张将军感到这次事关重大,加一把劲就可能大胜,这时一线兵力不足,自己应该去做最后一搏,还是毅然决定渡河。

5月8日,张自忠将军交代了后事,写下了遗书,移交了指挥权,亲自率领74师、骑兵第9师、总部特务营、工兵连,作为最后的预备队渡过襄河,加入了战斗。一开始进展顺利,在方家集一带侧击日军成功,但这时候31集团军攻击受阻,日军第3师团表示还有余力自行突围,让南线日军腾出手来,5月10日,日军确定张自忠亲自渡河后,南线日军两个师团、1个加强旅团全部压了过来,33集团军从追击、包围的部队,变成了承受日军主攻的部队

更可怕的是,这时国军出现了重大泄密,重庆与第五战区之间的往来电报不仅全部被敌人截获,日军还准确判断出张自忠所部5个师的具体位置,根据电波方向锁定了33集团军总部的大致方位。

从15日夜开始,日军开始合围33集团军总部,16日拂晓发起了总攻。当时张自忠将军身边仅有一个残缺不全的74师,一个特务营,兵力加起来大约三个团,在日军近一个师团和20多架飞机的围攻下,74师很快招架不住,特务营也只能投入战斗,这些战士都是河南山东的青壮年,身材高大、体魄强壮,但每人只装备一支20响和一把大刀,完全不适合白昼野战,压不住敌人火力,伤亡很大。这时候,张自忠将军仍然是有机会离开的——部队被打散后,总部的两位苏联顾问,带着一个翻译员和三个卫兵自行突围,最后也成功脱险,张将军在当地作战近两年,熟悉地形,如果只带几个卫士走小路,脱身的机会同样很大,不过,这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不会允许自己这么做——也正是这种人,让人们知道事情原本该有的样子,让处于失败中的正面战场,时时爆发出希望的火光。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结合当时张自忠将军的随从参谋和参战日军士兵的回忆,16日12时,张将军头部受伤,部队基本伤亡殆尽,剩余人员坚持到13时15分,张自忠将军才在激烈的白刃战中壮烈牺牲。日方战史记录,战斗结束后,在一个师团参谋长主持下,日军将遗体收敛入棺,大概是准备运回沦陷区,表演一出葬关羽的戏。

不过,16日夜间,国军通过一次成功的夜袭,夺回了张将军的遗体,现在安葬于重庆市北碚区的梅花山之上。

张自忠将军牺牲后,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在南线反攻得手,立即北上与第3师团会合,大举反击,第五战区部队猝不及防,纷纷后退,日军直追到邓县、樊城,直逼老河口,十天后又转向襄河东岸作战,占领了宜昌。第五战区从此失去了重要的水运补给点,后勤困难进一步加剧,再也无法复刻抗战前期的精彩表现。

枣宜会战前期,国军以部分兵力抵抗,主力及时跳到外线,不但使日军的企图落空,还在日军撤退途中截击、包围,保持了主动。正如教员在论持久战中所说,“虽然敌人进攻、我们防御,看起来很不利,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相比以往死守阵地的笨办法,有了重大的进步,特别是南线部队突然截断日军后路,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战场态势,可惜投入兵力太少,通信无法保密,最后功败垂成。

更遗憾的是,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国军很少再像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那样,在被动中寻求主动,正面战场逐渐走向了沉闷和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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