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右起）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史称“龙潭三杰”

隐蔽战线的斗争是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殊死攻防，容错纠错的机会几乎为零。遵纪者，能够防止失误，避免流血；违纪者，必然付出惨痛代价。

“密战英雄”、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陈养山，1928年4月中央特科情报科成立之初就被调入其中，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被撤销，是在情报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其间，他“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名称都没问过。1936年到达延安后才知道，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单位叫中央特科。这时，中央特科已终止运行一年了。这意味着，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陈养山始终一丝不苟地遵守着情报工作纪律，只埋头做好自己的工作，未打听任何不该打听的人和事，而他的上级和战友们，也没有任何人向他透露过任何超出他本职工作的人和事。

其间，陈养山曾奉命掩护过贺龙。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后，贺龙遭反动派通缉，于11月初辗转前往上海。贺龙当时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要在白色恐怖异常严峻的上海确保他的安全谈何容易。周恩来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陈养山。陈养山把隐蔽地点、食宿、联络等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十分周密，确保了贺龙的绝对安全。

不久，党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了解到贺龙在上海，开始大肆搜捕。党中央批准贺龙前往湘鄂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委派陈养山护送贺龙一行。陈养山再次出色完成了任务。在两次掩护贺龙期间，陈养山始终严守纪律，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十几年后他们在延安重逢，贺龙方才知道陈养山的真实姓名。

此后近60年，陈养山对当年掩护贺龙的经历守口如瓶。直到1988年，陈养山的秘书听说此事后找他核实，他才说确有此事，但又叮嘱秘书不要到处讲。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当年进入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后，遇到了从苏联列宁格勒军事通信学校学成归来、因早年当过木匠而被周恩来称为“木匠”的红色电台传奇人物涂作潮。正是这位“木匠”，手把手将李白培养成了能收发、会组装、懂维修的全能情报通联战士。

涂作潮不仅是情报通联的传奇人物，更是严守纪律的模范。全国抗战爆发初期，涂作潮在上海与爱人张小梅结婚，先后生了3个孩子，但在妻子面前始终严守秘密工作纪律，对自己的情报工作守口如瓶，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对妻子保密。直到1942年离开上海前往根据地前夕，他才告诉妻子自己的真名叫涂作潮。他嘱咐妻子说，如果他此次一去不归，等共产党胜利了，去找党打听他的下落。

1935年秋，坚守在上海的中央特科情报工作负责人徐强，给妻子李云布置了一项紧急特殊任务，寻找两个男孩。徐强只说这两个孩子是烈士后代，从收养他们的人家出走不归，估计已流落街头。李云回忆：“特科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

李云在回忆录《往事与情怀》中写道：“到了1936年春末夏初，徐强告诉我，两个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孩子的真正身份之谜：毛泽东的儿子。至于谁找到的，在哪儿找到的，又是怎样找到的，我是他妻子，他却始终没有和我说，直到1988年徐强去世。”字里行间她对丈夫非但没有丝毫抱怨，反而充满了理解和敬佩。

在党的隐蔽斗争史上，严守纪律的榜样数不胜数，但也有过需要反思的惨痛教训。

1947年9月，隶属中共西安情报系统的北平情报小组地下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敌人顺藤摸瓜，相继破获西安、兰州、沈阳、张家口等地的中共情报组织，致使党的北方情报体系遭受重大损失。

令人扼腕的是，正是北平地下党秘密电台有关人员接连违反情报工作纪律，才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

就在案发前，一封发自北平地下党秘密电台的来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警觉。这份电文的内容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来商。”电文中的“孙”，指的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电文内容来自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中将参议余心清。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积极协助我党统战工作，竭力想说服孙连仲起义。这份电报，他是通过打进保定绥靖公署的中共情报人员陈融生，交由北平情报小组密台发出的。这就意味着，密台把性质、任务、方式大相径庭的统战和情报两项工作交集到了一起，严重违反了“垂直领导、互不交叉”的秘密工作纪律，一旦其中一个系统发生问题，必然横向连累另一个系统，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当即对北平情报小组提出严肃批评，责令立即整改。

然而，余心清的积极斡旋行动已经引起国民党方面高度关注，蒋介石密令保密局查明孙连仲有无通共实情，保密局遂从搜查中共地下电台入手，采取无线电侦测与人力实地侦察相结合的方法，在北平全城日夜搜索。

当时的北平情报小组是个情报效率极高的团队，每天获取大量敌情。为及时报告上级，电台每天定时发报，且经常被迫超时工作，最长曾连续发报7个多小时。

一般来说，有规律的生活，有规律的工作，对人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可在隐蔽战线斗争中，有规律的活动却是大忌。这个规律一旦被对手掌握，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固定的发报时间为敌人创造了守株待兔的机会，超长的发报时间又给了敌人提供了精确定位电台的足够时间，很快密台便被锁定、破获。

在搜查过程中，敌人从电台负责人兼报务员李政宣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柳条筐。筐内塞着大量电报原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亲笔所写。按照密码和电报管理的严格规定，电报原稿必须在发后第一时间销毁。李政宣却置若罔闻，长期违反工作纪律，发报后将原稿随手扔到床下了事，给敌人顺藤摸瓜拓展破案范围提供了重大线索。连起码的工作纪律都不能恪守的人，又怎能经得起生死考验？李政宣被捕即叛变，把所知道的一切都供了出来。

北平电台案最终导致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胡宗南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信科科长戴中溶等100多名中共情报人员身份暴露，谢士炎等5人惨遭敌人杀害。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得意地妄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江山。”

第1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吴琼花在化装侦察中遭遇南霸天。她报仇心切，不顾战友阻拦，违反侦察纪律，开枪击伤南霸天，打草惊蛇，暴露了侦察意图。在党代表洪长青的批评教育下，吴琼花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认识，检讨说：“下次侦察，我不犯纪律了！”洪长青当即纠正她说：“不是下次侦察，是一辈子不犯纪律！”

纪律是隐蔽斗争的生命线，严守纪律永远在路上。这不是一时一刻的要求，而应是一生一世的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