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重大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往往表现了对事件的敏感度和关注度。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变，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空前地刺激着中国社会的神经。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各界都对此高度注视，并呈现出心态与行为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从《蔡元培日记》《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和《夏鼐日记》来看，五位知识精英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由于所处地位、身份、区域的不同，知识精英对卢沟桥事变的反应、事变之后的经历和感受虽然不尽一致，但又有着惊人的共通性，即都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关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为战事胜利而欢欣鼓舞，为战事失败而忧心悲愤。尽管日记中也透露出有少数社会名流沦为汉奸，但以五位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才真正体现了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预示着中国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结局。

一、小引

全面抗战之前，正值日本侵略华北，步步紧逼之时，国内舆论界曾有一种论调，“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针对此，1934年10月鲁迅发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说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这一历史总结和现实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既看到一部分人的软弱，更看到了有志之士的英雄气概，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了鲁迅的洞见。外国列强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华侵略战争，每次战争的爆发，都对中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并成为各界人物、群体表演的巨大舞台，进而影响乃至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变，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空前地刺激着中国社会各界的神经。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各界，都对此高度注视，并呈现出心态与行为的一致性和多样性。

这里，笔者拟从一个侧面亦即卢沟桥事变后知识精英的反应，对此作一简要叙述。所用核心资料为五部名人日记，即《蔡元培日记》《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和《夏鼐日记》。日记最能反映亲历者当时的心境，然以往相关学者对此似较少注意和挖掘，可谓历史憾事。经历过这一历史事件的知识人的日记还有不少，然之所以选取这五人的日记，主要是由于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主流精英人物。蔡元培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家居上海；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南京和杭州两地之间往还；吴宓为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顾颉刚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皆在北平（今北京，下同）；夏鼐为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留学生。由此可见，此五人中既有当时中国最权威的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也有大学校长、大学教授，以及海外留学生，在知识界极具影响力与代表性。不仅如此，他们的行迹大致也能涵盖海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一般说来，这些区域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最为迅速。故而，尽管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当时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但至少能够反映高层知识精英的心态及行为，且可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形象。

二、卢沟桥事变爆发与知识精英的反应速度

重大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反应的时间，往往表现了对事件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知识精英的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

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过程来看，除了中日驻军之外，外界知晓此次事变的时间一般不会早于7月8日。其具体过程，权威著作显示：日军7月7日夜19时30分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夜22时40分宣称听到枪声，发现一名士兵失踪，遂要求进入宛平城内交涉。本来失踪士兵于20分钟后归队，已无理由继续滋闹，但日军仍以怀疑放枪者为中国驻卢沟桥军队所为，要求入城搜查该“放枪”士兵。7月8日凌晨，日军包围宛平城，但其入城之妄想遭到宛平中国驻军的拒绝。8日4时20分，日军下令开始战斗，5时左右以机枪、大炮向卢沟桥、宛平城发起射击。中方第29军抵抗还击，双方激战4小时。这一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虽于7月7日爆发，但中日军队的真正冲突为8日凌晨和上午，事变的消息也由此才扩散开来。

政界、军界应该较早得知这一消息。有的学者认为，在山东乐陵老家省亲的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和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很快就接到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告。不过，从蒋介石日记看，他7月8日上午得到“倭寇今晨在卢沟桥挑衅之报”，10日仍说“倭寇于8日在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知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不晚于蒋介石。7月8日凌晨1点多，新华社电台抄收到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军要求进宛平县城寻找失踪士兵的消息，并把消息送到毛泽东住处。8日，中共中央得知中日已经交火，毛泽东遂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不过，毛泽东是否于7月8日凌晨1点多就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尚待作进一步考证。如有此事，权威文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为什么没有记载上篇文章所述的内容呢？

从五位知识精英的日记来看，大多在7月8日即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反映了他们对事变的高度关注。但究竟是在8日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得到的消息，还不是特别清楚。

身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吴宓，7月8日的日记称：“昨夜，日军占卢沟桥，攻宛平县城，与中国军冲突。”而且，“是日上午，闻炮声”。所谓“昨夜”的中日冲突，当指8日凌晨。

但令人蹊跷的是，同在北平燕京大学的顾颉刚，7月7日的日记就记录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今夜日本军队袭宛平县城，城中闻炮声。十日以来，谣言已多，兹特证实耳。”但从事变发生过程来看，似无此种可能，大概是顾颉刚于8日补写的7日日记。所谓“今夜”，当指8日凌晨。

尽管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距卢沟桥、宛平县城20多公里，但当时并无高大建筑物，中日战事激烈时，可“闻炮声”。

正在南京的竺可桢，消息也比较灵通，同样是7月8日得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日本兵在北京与我兵冲突”。而且，他当天上午11点半到教育部，知道内政部长蒋作宾已赴庐山，也就是参加蒋介石邀请的庐山谈话会。当然，他自己也在受邀之列。

远在伦敦留学的夏鼐，也在7月8日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燕京同学会开会，欢迎刘廷芳先生，并欢送返国同学。闻中日军队在卢沟桥宛平起冲突，形势颇严重。”需要说明的是，此为伦敦时间。按北京时间，日军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时是7月8日凌晨5—8时，换算为伦敦时间应为7月7日22时至7月8日凌晨1时。夏鼐获悉卢沟桥事变的时间是7月8日，但不知具体哪一个时段，如果是17时以后，就进入北京时间的7月9日了。无论如何，伦敦新闻信息还是很发达的。

但在上海的蔡元培，7月8日没有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日记所载仍是平常的生活。“儿辈休业式游艺会。施先生携其弟妹、戚先生、大哥一家、李小姐、雷先生、雷小姐均来参加。”至9日，他才从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日军连日在卢沟桥郊外演习。7日下午十一时许，继续进行。先有日方便衣队200余名进至我军在卢沟桥河北岸工事附近，要求二十九军退出，未允。有日军六百余续至，集中进攻，我方抵抗，损失颇重。并另有部分日兵包围宛平县城。8日午十一时许，卢沟桥日军忽又进攻，但旋被我军击退。”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为什么比竺可桢较晚得到消息，令人不解。

与普通民众相比，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现象比较敏感和关注。从知识精英对卢沟桥事变的较快反应可以看出，他们置身于政局动荡的环境中，与国家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三、中日战事的进展与知识精英的反应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之后一段时间的战局也是事变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因此，所谓卢沟桥事变引起的反应，也要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可以说，知识精英对中日战事的进程非常关注，并表现出浓烈的抗日爱国意识。

近代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民族国家意识不断提升的过程，抗战时期达到历史高峰。尽管如此，每次外患爆发，各界之反应并非铁板一块，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战摇摆者有之，投降派也有之。主战者为社会所望，投降派被民众唾骂，而主和者则比较复杂，须与投降派区别开来。就中日关系而言，自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直至卢沟桥事变，莫不如此。在中国混乱不安和军事经济实力薄弱之下，国民党最高首脑蒋介石犹豫于和战之间，国民政府的不少要员也曾强调忍耐过渡、避战求和，知识界精英胡适、蒋廷黻等一度倡言和议，都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抗日，是不折不扣的抗日派。

从五位知识精英的日记来看，他们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不仅密切关注中日战事的发展进程，而且显现了比较坚决的抗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抗日的总体趋向。以下分而述之：

蔡元培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曾表示“抗战第一”，赞赏和爱护学生的抗日请愿行为。卢沟桥事变后，从1937年7月9日至11月27日离沪赴港之前，他在日记中对中日战事的最新进展多有记载，经常转载媒体报道，以“我军”之称与日军针锋相对。如7月13日，大井村日军于12日晚向距北平市广安门约5华里的财神庙进攻，“我军还击，日军退去”。7月14日，上午1时日军集结兵力千余向南苑猛攻，“我军御敌于大红门”。7月28日，“我军二十九军克复廊坊、丰台”。7月30日，津市“我军奋起抗敌”，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军官教导团教育长佟麟阁于南苑团河之役不幸阵亡。一个“我”字，明晰了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彰显了强烈的民族认同和爱国精神。9月13日《大公报》刊登了郭沫若的《抗战与觉悟》，蔡元培不仅高度赞赏其中的隽句“我们前敌将士在战壕流了的血，是有光辉的。就是我们的许多无辜的老弱同胞，受了敌人的轰炸所流的血，对于敌人也并不是全无代价”，而且对“我们要知道敌人的损害，固然是我们的胜利；而我们的损害，却也是敌人的损害”，认为“真说得透彻”。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在实际行动上支持抗日。9月8日，傅斯年提议，由中央研究院同人认购救国公债6万元，他批准照行。11月初，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之前，蔡元培联合竺可桢等教育界人士先后于11月2日、6日发电，揭露日本摧毁中国文化和教育机关之暴行，吁请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日本对华侵略。

竺可桢从7月8日至12月26日浙江大学迁移江西吉安之前，对中日战事进展的记录更为详细，抗日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参加了蒋介石邀请的庐山谈话会议，7月17日，“由蒋介石报告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之处置，谓政府已具决心，四日前已派中央八师北向，三师至保定。现在虽取不求战而应战的政策，但如媾和，以下列三条为基本原则：《塘沽协定》以外不再让步，不能在华北设伪组织，人事不能变更。至于备战，则全国已动员。到会者均认为满意”。竺可桢的抗日意识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除了与蔡元培一样将中方军队称“我军”之外，对日军则蔑称“倭”。例如，8月19日，“适又警报，倭寇来犯”。9月6日，“据云日前倭机炸弹伤英国大使许阁森车，确系当蒋委员长之车误投”。9月26日，“知倭机90余只于昨分五次入京轰炸，计毁下关电厂、中央广播电台等”。

其二，提出焦土抗战的建议。8月8日，他与少时业师谢景荪谈到：南京“政府令人民搬家，或者以为是政府决心抵抗之表示，实则此种决心抵抗尚不彻底”。他认为：“尚要谈抵抗，则惟有焦土政策，即是用昔年江西共产党人方法来对付日本人，否则不如不唱高调，与日本人言和为是。以余度之，彻底抵抗，预备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是上策；如其不能，则与日本人早日言和、能保守领土若干，再求恢复是中策；处于和既不可，战又不能，彷徨歧路是下策也。”

其三，对有的人惧怕日军、调离浙江大学表示不满。例如，9月20日，浙江大学土木系教授唐风图“又提及渠个人辞职问题，渠因接到广西大学聘约，因该地较为安全，薪水不打折扣。此种见利思迁，不特不足以为师表，且在国家危难之秋临患难而求去，实与汉奸相去无几也”。

其四，期望日军陷于不利之境。例如，8月14日，“自沪杭、苏嘉各线过兵车七八列，车上兵士均面有笑容，十五日在京沪车中亦然，可知我军士皆视死如归。闻自日本新回之顾君言，日本开始征兵，亲属送兵至站时无一不垂头丧气。二者相较，则我可操必胜之算矣”。11月7日，“四点即闻狂风怒吼之声，而雨亦不小。此于吾军有益，盖敌舰载兵既不易近岸，而飞机亦失大部分之效用也。……尚希望能继续风雨若干天，俾在金山卫登陆之敌军尽数能消灭也”。相反，当中方军队陷于被动时，竺可桢又表示十分忧伤。例如，11月9日，“中午听广播，始悉我军已退出浦东、南市，上海遂告失守。昨上午太原亦陷落，此真大堪痛心者也”。

其五，对中国人沦为汉奸表示愤慨。例如，12月24日，“今日《东南日报》载南京成立治安维持会，会长陶锡三，即汤山陶庐之主人也。北平则汤尔和已就伪教育部长。如陶本军阀走狗，尚可原谅，汤则素称教育界稳健人物，何以认贼作父耶？李恩浩亦亲日，何汉奸中浙江人之多也？”

与蔡元培、竺可桢相比，顾颉刚的抗日情绪更为激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曾联合燕京大学教师组织中国教职员抗日会，创办宣传抗日的通俗读物编刊社。1936年10月，领衔与百余位教育界人士联名发表《北平教育界对时局宣言》，宣传抗日御侮。顾颉刚的以上行为，遭到日本人的忌恨。卢沟桥事变后，他继续坚主抗日。7月15日，联合20余人致宋哲元电，“劝其抵抗”。7月18日，得知“日人开欲捕者之名单，顾颉刚列首数名，似有不能不走之势”。7月21日，他离开北平，走上逃亡之路，至12月底前，奔波于绥远、太原、石门（今石家庄）、郑州、徐州、南京、苏州、上海，又折返汉口、郑州、西安、兰州等地。在此期间，他记录了大量中日战况的信息，为中国军队的胜败而欢欣和担忧：欢欣之例，如8月15日，“上海战事，中国甚胜利，我飞机与日机战，且炸毁日舰。真破天荒之举也”。8月19日，“近日中国得大胜利……商都、张北又经晋军收复，日本的纸老虎戳穿了！”9月4日，“申报馆中译报员说：‘予任译事三十年，从未见《字林西报》称誉中国如今者。’此可见全国一心，国格已提高不少”。

但更多的是担忧之例，如7月31日，“平津皆失陷矣！……国土又经大块分裂，将何以光复之？宋氏误国之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8月3日，“日人致最后通牒与我政府，限期将华北五省军队退出。……前日地震，今日狂风，其灾异乎？”8月29日，“南口、张家口已入敌军之手，对此绥远、山西极为不利”。11月23日，闻敌人“至二十一日方进苏城。噫，我之老家又为虏陷矣”。在颠沛流离之间，日本人的追捕成为顾颉刚的梦魇，他连家信都不敢写：“亡国之痛，置于不敢报告行程，可怜哉！”更担心家属受到牵连。不过，他毅然表示决不投降求安，而是“如日人以此手段对我，我惟有取‘绑票不赎’之一法耳”。当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夫人殷履安电告他回北平时，他首先考虑的是与日本人的关系：“今兹若来平，受拉则见污，受打即见杀。见杀即非你们所愿，见污亦决非我所愿。……家虽可爱，而与己之人格较则犹在其次。甚望彼此珍重，使他日会面之际犹留得清白之身也。”可见，顾颉刚最为看重的是保持个人气节。

吴宓从7月8日至11月4日离开北平赴湖南之前，同样密切关注中日战况。但与蔡元培、竺可桢、顾颉刚不同的是，吴宓个性多愁善感，对日本侵华浩劫既表示痛恨，又为报国无力而深深自责，乃至悲观厌世，但其抗日爱国之情感却昭昭在目。例如，7月12日，“昨夜闻炮声。宓个人无所忧惧……每经事变，乃深感且痛恨宓之无德无才，既未尽职国家，亦有负诸友好之人也！”7月14日，“知战局危迫，大祸降临。……今后或自杀，后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是日，陈寅恪对吴宓讲，华北“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认为，陈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又有疑虑，“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可见，其内心并不想对日军侵略行为屈服忍让。7月15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洪谦对吴宓讲：“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吴宓颇以为然，他认为：“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决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由此更可看出，吴宓主张与侵华日军决一死战。当清华大学迁移，个人面临去留抉择之际，吴宓宁愿留在北平。8月9日，“盖宓之意向，欲隐忍潜伏，居住北平，静观事变，置身局外，苟全性命，仍留恋此美丽光明之清华、燕京环境，故不思他去，不愿迁移，不屑逃避。宁脱离清华团体，而为自营之计也”。然而，当9月23日祭吊陈三立，陈寅恪告他“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二人都认为:“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可见，他们即便留在北平，如要遇到日本人诱逼，也绝不会投降，而是到其他地方，以保持名节。此外，不管是留在北平还是离开，吴宓每闻中国战事不利的消息，辄忧伤不已。如8月31日，“宓闻中国战事不利，南口、张家口均于数日前失守，中心甚为悲忧也！”11月8日，“太原方陷，沪战大场镇失，全线动摇，殊可感伤”。12月15日，“战事消息又恶。上海早败退，南京又失陷。……于是宓心甚悲郁无欢”。这显然也是爱国之士的反应。

远在英伦留学的夏鼐，不仅参加抗日集会活动，对中日战事也十分惦念，流露出抗日爱国的浓厚情感。7月15—17日，“日本出兵华北的消息，此间报纸上已大登特登出来，中日的冲突，似乎不能避免，远居异国的人，一天天焦急地等候故国的消息，不知道这垂危的祖国，说不定什么时候断气，每天看三次报（晨报、午报、晚报），还感觉不满足，晚间还听无线电报告新闻”。这一记录，反映了海外游子对祖国前途的焦虑。此际，夏鼐时时深为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表现而悲喜交加。20日，“今日大家看到蒋介石的庐山宣言，都很满意，以为他的话很漂亮，中日的战争或不能免，结果中国的损失，也许非常重大，但是至少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28日，“我军恢复丰台及廊坊，大家都非常高兴。晚间阅晚报，谓占领丰台时得飞机300架，虽欣喜出于望外，然颇疑其过于夸张，未必合于事实”。但传至海外的战事失败的消息更多，故夏氏之沮丧、悲愤远胜于欢欣。7月21日，“宋哲元已应许日军要求，为之气沮”。29日，“丰台及廊坊又失守，宋哲元已离北平，城中由亲日派主持。……不知后事又将如何，痛心之至”。9月21—23日，“日寇昨日大规模轰炸南京，今日又轰炸广州，广州一地死亡达千人，国难至此，愤恨无极”。11月26日，“无锡失守。战事万变，不知下月此日，又将变化作何光景。反首来望，忧心如焚也”。尽管如此，夏鼐仍然力主坚持抗战。12月28日，“知南京及济南相继陷落，国难日殷，前途不知如何，懔然生畏，但为国家之生存计，惟有抵抗到底耳”。在祖国危亡之秋，夏鼐为自己尚不能为国效力而焦急和惭愧。8月14日，“中日战事，昨日起上海剧战，今日报载吾军飞机轰炸日舰，国事已至存亡危急之秋，自己反仍从事于此不急之务，故纸堆中弄生活，殊自惭自恨也，每天看几番报纸，听无线电，亦干着急而已”。29日，“国难如此之深，自己反从事于此不急之务，自惭自恨而已”。10月26日，“民族存亡，间不容发，自恨置身海外，不能有所尽职于祖国，自惭自恨！”以上感想，无疑是国难当头之际海外学子抗日爱国情绪的真实反映。

四、结语

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冲击—反应”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面对同样的冲击，被冲击者为什么有相同或相异的反应，反应的程度为什么会有区别，这就取决于内在因素了。这里，既包括中国的时代因素，也与当事人所处的境况有关，此反应大致上决定了外来冲击的结果。

应该说，近代以来，外国列强侵凌中国深深刺激着中国的志士仁人，救国图存、奋发图强的民族国家意识日益强烈，但只有到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才真正使得他们面临亡国的民族危机和救国的巨大挑战，民族国家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由于所处地位、身份、区域的不同，五位知识精英对卢沟桥事变的反应、事变之后的经历和感受也不尽一致，但又有着惊人的共通性，即都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关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为战事胜利而欢欣鼓舞，为战事失败而忧心悲愤。尽管日记中也透露出有少数社会名流沦为汉奸，事实上也的确有一些知识精英对日军侵略表示悲观乃至向日军屈服，但以这五位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真正体现了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预示着中国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结局。

伟大的中国抗战精神，是全体中华民族、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共同抗战的精神，知识精英所表现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无疑是这一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历史永远铭记。

（来源：“河北学刊”、“近现代史研究动态”微信公众号。原文载《河北学刊》2021年第2期，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邓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