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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酬蹈海亦英雄,一位被遗忘的红色“屈原”

作者:党人碑 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在赴日留学前夕,他写了这首诗。

  “难酬蹈海亦英雄”,难酬救国之志,不惜蹈海赴死的英雄,就是十二年前,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2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不惜这种最后的决绝,以献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来激发了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陈天华烈士。

  陈天华之死,在当时那代人和辛亥革命后成长起来的爱国青少年中,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但周恩来同志赴日留学要以陈天华为榜样,陈天华的湖南老乡毛泽东同志,在早期诗文中也曾多次提到陈天华。  

  陈天华

  1919年8月4日,在《湘江评论》第四号上,实际主持湖南学联的毛泽东回顾湖南学运历史,撰写的《本会总记》中提到:

  “陈天华、姚宏业者,一个是新化学生,一个是益阳学生,同在日本,于归途的中间,感愤国家的危亡,蹈海而死。湖南学生得报,灵柩溯湘水回来,便要求政府,葬于岳麓山。麻木不仁的湖南巡抚喻廉三,及提学使某,正想借着革命党和学生的血将他们的顶子染得更红,固执不准。这边要求无效,便采用‘自动主义’,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一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子,和洁白的衣服,映着火红的日光,高唱哀歌,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军警呆立路旁观看,那敢张声?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敢谁何。

  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自清末至民初,因伤心国事,为唤醒人民而愤然赴水而死的湖南人,十五年间共有三人,陈天华之后,还有1906年在上海投黄浦江的姚宏业,1921年在广东新会投海的易白沙。  

  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上的陈天华、姚宏业墓

  易白沙蹈海自尽的日子在端午节,消息传到上海,毛泽东同志正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事宜,作为湖南代表,全程参加“一大”,还不忘为这位“一师”时代的老师写挽联: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如果说从陈天华到姚宏业,再到易白沙,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英雄,他们的蹈海赴死,是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救国之志,这是一种对“屈原精神”的旧的继承和新的诠释。那么自易白沙赴死那年,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必然与旧民主主义革命英雄的牺牲有相同,也有不同。

  简单说,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传统的知识分子型“屈原”,更有无数来自于群众中的,劳苦大众的“屈原”,后者的牺牲本身就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斗争手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所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他们的广泛参与和聪明才智,任何斗争都将一事无成。历史的真正主人和创造者,并不是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英雄,而是广大的人民,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英雄人物之所以有力量只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意志是远比个别英雄的意志强大的力量。

  要想改天换地,就必须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气魄是中国人民给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人民一份子。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革命,还是建设,抑或将来应对何等的惊涛骇浪,只有不忘这点,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永远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化解风险,以迎难而上、积极作为、勇于担当为己任,人民才能“跟我上”、“跟我走”,最终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1942年5月1日,日寇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 “扫荡”。

  敌人铁蹄所到,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要命的是大“扫荡”后,敌人点碉林立,公路如网。各村成立了伪政权,推行了“保甲”制,发《良民证》,登记户口。天天“清剿”、 “剔抉”,捕杀我抗日干部和军民,妄图彻底消灭我党领导的各级抗日群众组织。切断人民与党的血肉联系。

  这就是日寇“竭泽而渔”的毒计,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就会重新一盘散沙,要杀便杀,要抓变抓,伪化基层,以战养战,还不指日可待?

  有些干部一时思想混乱,产生了悲观情绪,不坚定分子纷纷叛变投敌,反动势力也有所抬头,少数反动地富分子,依仗敌人势力反攻倒算,甚至勾结敌人杀害抗日干部。

  怎么办?

  共产党散帘子,还是迎着困难上,积极想办法,适应新形势,继续跟鬼子汉奸叛徒死磕?

  党组织决定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工作,这在当时叫“咬牙干部”。

  意思是说只要有群众,我们就要咬牙坚持,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坚持到底。如果我牺牲了,党会派来下一位“咬牙干部”,继续咬牙坚持,直到坚持到胜利,坚持到反攻。

  8月的一个深夜,冀中七地委在滹沱河南岸、深泽县马铺村的一片青纱帐里紧急开会。

  有些干部已经跟地委失去联系,长达三个月了。

  地委书记张达同志结合形势,讲解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说明了我们已进入了“相持阶段",环境会更残酷,斗争会更激烈,牺牲会更血腥。越是如此,我们越是不能丧失信心,越是要依靠群众,坚持下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大部分干部过平汉铁路到晋察冀边区或延安学习,本地干部回村坚持工作或暂时隐蔽,以保存实力准备反攻,所以这批同志叫“反攻干部”。由于改变了组织形式,尽量精简组织和干部,分区级的群众团体合并为“抗日救国联合会”,工、农、青,妇团体各留一人。

  冀中七地委所属的分区抗联会由农会王卓群、工会郑靠山、妇会许明、青会佟英四位同志组成,并担任“咬牙干部”。

  其中许明和王卓群、佟英同志都挺过了一轮轮的大“扫荡”,最终活下来,看到了解放,唯有郑靠山同志牺牲了,他的牺牲方式非常特别,许明同志解放后回忆说:

  “那位忠厚老实、曾坐过敌人监牢的郑靠山同志却是不幸的,在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俘虏了,送往日本去做劳工,在押送途中,他投身大海,以死抗争。”

  由此来看,郑靠山同志被捕后,应该是先被关押在石家庄集中营,即鬼子的石门南兵营“劳工教习所”,然后作为“特殊工人”,也就是今天说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也有送到东北的),被送到日本途中,不甘为日寇奴隶,供其驱使,愤而跳海自杀的。

  关于郑靠山烈士的情况,许明同志没有多讲,地方文史资料和县志上也没有详细记载,幸好长期在冀中战斗的史立德同志,留下来宝贵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这位烈士的音容笑貌:

  “靠山同志是蠡县郑家庄人,贫农出身,是我党老的地下党员,担任过博蠡中心县委委员,高蠡暴动时曾领导农民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暴动失败后,跑到天津拉过洋车,在海河两岸扛过河坝,无活可干时也曾挨门乞讨要饭。

  1934年巡视员范成勋叛变时,县委遭到破坏,靠山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党的营救下出狱。他被释之后又立即投入火热的战斗之中。

  他有中国农民纯朴的性格;有坚忍不拔的战斗作风;他生活俭朴;虽然担任了冀中农会主任,但一向穿着打扮和普通农民一样。他阶级立场鲜明,和劳动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是冀中农民爱戴的领袖。他文化水平不高,不太善于词令,但每次讲话时首先必说:

  ‘自芦沟桥一声炮响……‘

  冀中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芦沟桥’同志。

  他的父亲盛情地招待了我们,郑大伯是一位劳而又苦的庄稼人,村里的人缘很好,平常不好讲话,但他是郑庄、鲍墟一带有名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能唱一口好‘莲花落’,不仅能唱,还能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特征,在竹板节奏声中进行表演。每到麦秋之后,在群众的要求下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打麦场上表演,附近村庄的农民都赶来听他演唱。他本是文盲,但能自编自唱很多曲子。据说还能整本地唱《杨家将》、《呼延庆打擂》、《三国》、《水浒》等等。

  晚饭后在我们的请求下,他取出竹板,为我们打了一段《红楼梦》里黛玉探病一折。他的竹板清脆悦耳,节奏扎实,虽年近古稀,但嗓音嘹亮,能抑扬顿挫地唱出林黛玉的内心感情。由进怡红院大门既赏花而又无心观赏,以及病榻之前忧虑之情,足足唱了两个来小时。郑大伯说是根据西河大鼓自己改编的。我听过后肃然起敬,觉得他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人。不是上了把年纪,一定请他当艺术顾问。”

  读到这里,我不仅想起许明同志写一起咬牙坚持的同志生死结局后的一句感慨:

  “活的活下来了,死的便死去了,这便是战争。”

  可惜现在缅怀英烈,多流于形式,影视剧表现的太过浮夸,不过他们在天有灵,想必也会非常豁达,毕竟我们已经幸福得把他们几乎淡忘出了记忆……

  注释:

  1、冀中七分区下辖深北、束晋、安平、安国、晋深极、定南、藁无、新乐等县。

  2、叛徒范成勋,又名范克敏、范承峻、范克明,党内当时称“小范,时任中共保属特委委员、巡视员,他的叛变直接造成特委所属二十多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保定和所限各县党组织几乎陷入瘫痪。

  3、1999年出版的《蠡县志》里,不但没为郑靠山烈士在《人物卷》立传,连《烈士英名录》中,烈士家乡南庄镇郑家庄部分也没有烈士英名。

  4、毛泽东挽易白沙联,不见《毛泽东年谱》,最早被提及可见1987年第二期《对联》杂志,唐意诚:《毛泽东的三副挽联》。联中的“杨公”,即1920年去世的杨昌济,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

  5、关于评定烈士,按要求应有三人以上证明。关于被捕后牺牲的情况,要么是三人以上交叉证明,要么是解放后缴获敌伪档案有确切记载,或者凶手、经办人证明。郑靠山同志的情况,目前可看到的证明材料,从史料来说,仅有许明同志的回忆录,当年应该是有一起从日本回来的“强掳劳工”同志佐证的,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可能没有及时评烈,然后就没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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