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贡献大的往往“挨骂”多：秦始皇嬴政、魏武帝曹操、隋炀帝杨广等都是这样。我记得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常说“秦始皇宫女两千”“曹操是奸臣”，从青年时就立志“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1]隋炀帝杨广被妖魔化得更厉害，明明是为国家统一修建京杭大运河工程硬是被一些文人写成是为了“喜在东南”[2]。与秦始皇一样，隋炀帝也是把中国再次统一起来的重要人物。他俩贡献最大，反而被骂得最多。这种反常现象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由此我想到汉武帝废黜了司马迁却又留下了司马迁《史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汉武帝罢黜了司马迁是有道理的。司马迁对李陵那件事说的是个真话，但没有讲真理，或者说讲得是“实事”，但没有正确的“求是”。大敌当前，大部队要准备出发了，司马迁说李陵投降可以理解。这个话不能说。因为当时所有的事都要服从于最紧迫的反匈奴的斗争。司马迁书生气，只知穷究“事实”而不善于从事实中“求是”，没有大局意识，更谈不上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一味究细节真实，这就是不讲政治。不讲政治当然汉武帝要罢黜他，这不能说汉武帝专断，只能说明他头脑清醒。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虽不满司马迁在政治上的幼稚，但他却把司马迁的心血之作《史记》留了下来，这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体会汉武帝的所思所想。我想他在晚年时想得最多的是离他不远而面对同一历史任务的秦始皇。秦始皇对中国国家制度贡献最大，但挨骂最多，以至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3] 汉武帝明白他与秦始皇一样，都是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人物，同样他也会想到他身后会不会与秦始皇一样也被一些不负责的后人丑化。为此，他意识到在自己的“武功”外，还需配之于“文治”。这就需要有一批深刻反映他这个时代的作品。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这样的作品并不能靠组织写作班子完成，花钱命题搞课题是做不了这事的，非得有特殊天分和愿意为时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并有历史担当的人来忠实记录和完成——毛泽东通过在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大规模培养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而《史记》就是这样难得的好作品。结果，《史记》被留了下来，汉武帝时代也就留下来了。汉武帝的历史贡献配之以司马迁等一批学者的深刻严肃因而不易歪曲的文字记录，使汉武帝历史形象连同他的时代精华也传承到今天。后来唐太宗注意到这一历史经验：一座大雁塔就载起了一个“开元盛世”。与此相反——也可能是执政时间太短，秦始皇嬴政、魏武帝曹操、隋炀帝杨广等，都留有较大的遗憾。遗憾是双向的：一方面是这些君主过于相信“担当生前事啊，何计身后评”[5]的说辞，对身后的事没有予以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时代时也没有涌现像司马迁那样有高度使命感和顽强执着精神的学者和作品。政治领悟力，说到底就是对时代本质的领悟力。

毛泽东时代西方怎么骂也骂不倒，这是由于毛泽东的时代的文治武功都做不错。且不说毛泽东本人留下的具有深刻反映历史规律的著作，在他的时代还有一批有水平、有深度和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在各个领域留下的深刻且不朽作品，有这些作品在，毛泽东时代就可以在身后得到正确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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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杨广（下）》，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2] 转引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3]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4] ﹝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载阙勋吾、许凌云、张孝美等译注《古文观止》（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342页。

[5] 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的歌词，由王健作词，谷建芬作曲，毛阿敏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