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以果断与行动著称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上台伊始,就宣布“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并积极协调党内外不同意见。进行“万无一失”的周密准备,随后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携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及52名高官于金秋9月访华,最终谈判解决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
事前双方都同意,在交换的中日联合声明纲要和有关文件中,要有一段日方对过去侵华战争加害中国人民进行道歉的内容,但对于如何表述,双方并未最终敲定并落实到具体文字。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问题竟成了中日复交谈判的第一场遭遇激战,也没料到事情会因田中的祝酒辞“添了麻烦”而引起。
1972年9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右四)。田中访华期间,两国首脑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图源:《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田中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总理为其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欢迎宴会。田中在祝酒辞中提到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他说:“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日本表示深刻的反省。”此言一出,当场就激起非议。一个加害国的首相,怎么能对遭受战争重大伤害的中国人民如此轻描淡写地表示歉意呢?!公开报道后,舆论更为哗然,公众无比愤慨。
第二天,在周总理与田中首相的小规模限制性会谈中,周总理首先提及此事,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批驳了田中的提法。
周总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牺牲了几百万人,财产损失无计其数,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政府要牢记这一历史教训,而用“添了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且不要说那些有失去亲人仇恨的人了。“添了麻烦”这样的话,像是不慎把水溅到女孩裙子上随口说声“对不起”一样,意思太轻了。
总理的话使田中无言以对,他只做了些表白和解释,说他本意是向中国人民“谢罪”,请求原谅,并保证以后不会再犯。田中说,如何表态,用词用语都可以按中方习惯改。
随后,姬鹏飞外长在与大平外相的会谈中也谈及这个问题。主管负责官员会上,我方谈判班子有不少是山东人和东北人,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有亲身经历和体会,每个人都能列举出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当时我虽年轻些,却也在那段战争的痛苦岁月里度过了童年。在谈判之余,我曾对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桥本恕说:“当年连我上大学学日文,家乡父老都群起同声反对,因为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
谈判中,我方还拿出日本新出版的字典、辞书,查证“道歉”“反省”“谢罪”“添了麻烦”等字词的意思和轻重程度。对此,日方不能不表示“折服”。
这个问题还惊动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在9月27日晚会见田中时,一上来就问:“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吵得怎样了啊?”田中急忙回答:“有结果了,可以照中方意思改。”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说:“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嘛!”
祝酒辞是田中的本意也罢,是试探也罢,最终,这场较量以日方认错和退让而结束。田中不得不交待大平赶紧另提合适方案。
在外长第三次会谈中,大平外相口述了日方对战争加害反省的措辞,中方表示可以接受。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段文字: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这为后来经常被提及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提供了重要的书面文字依据。
日本代表团此次访华还留下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会见完田中,临别时,特地把自己的珍贵藏书《楚辞集注》送给他作纪念。田中深为感激。后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周年之际,他还专门让读卖新闻社再版了这本集注,并转送给多人,自己也屡读而不舍。
日本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件事,称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赠《楚辞集注》给田中寓意深邃而不凡。《楚辞集注》辑录的《九辩》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 “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厌按而学诵”。文中两度有“迷惑”出现,前者表示“心惑神迷”,后者代表“迷失方向”。
值得深思体味的是,日文也有“迷惑”这一词汇,中文可译为“麻烦”之意。田中的祝酒辞“添了麻烦”就用了“迷惑”一词,因此日本媒体分析认为,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赠《楚辞集注》的非凡寓意与此有关,《楚辞集注》里有“迷惑”的源初正解,暗示田中首相应从“迷惑”字词中研究中日文化的共同点与差异;称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不仅对《楚辞》烂熟于心,而且能信手拈来运用到外交领域,推动两国谈判并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
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赠书成为外交史上脍炙人口的一段佳话。
作者简介
江培柱:1937年生于山东平度,幼年随父闯关东到大连、吉林;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58年9月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学习;1962年毕业即被选调到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翻译队、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和综合处工作,1991年起赴中国驻伊朗、泰国、韩国等使馆担任一等秘书、首席馆员、研究室主任等职,2000年退休;参加编写孙平化的《中日友好随想录》《章汉夫传》、黄华的《亲历与见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