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关于论述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地主阶级的文章，给地主洗地的自然是只配得到我憎恶的唾骂，而许多批判基调的文章也未能写明中国地主阶级真正的丑恶——以及这种丑恶有多么令人发指，这里容我稍作补充一二。

“在绿林朋友间是那么吃香，别说他的话人们宾服，就连他的唾沫掉地上也会叮当响。七少的声望一天天地大起来，方圆十几里内的老百姓没人不巴结，连搬住在城里的地主们也只好买账。如今七少俨然是地方领袖，尤其是茨园寨地主集团的一座靠山”

——姚雪垠《长夜》

1、绅匪勾结

从晚清到民国，为了应对社会动荡、兵匪横行的局面，许多地方上的富户豪绅办团练(晚清)、编民团(民国)。

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防匪”“抗匪”很容易转变为“联匪”“济匪”。

如同当时兵匪角色经常互换一样，“绅”与“匪”的身份也不时转换的。

曾国藩就是靠办团练民团发家

如豫西南匪患的猖獗离不开地主豪绅的支持。

大地主为自保计，往往暗中支持匪首，窝藏匪众，而土匪为生存安全计，也愿意与其发生联系。

豫西南地区匪股横行，与富户豪绅暗中资助、勾结有关，后者目的是为了自保，同时也可以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得匪股帮助。在匪股方面来说，完全是为了生存、发展，至少可以随时窝赃、逃避追捕。

1923年，筹办河南军事善后事宜的李济臣在讲话中提到：

在鄂豫边界打游击的周骏鸣曾做过“匪运”工作，他了解豪绅与土匪间的关系，并表示：

“到处闹土匪，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老百姓种地也不能安生，很多地方打起了土围子，以后发展成建碉堡。土豪劣绅利用打围子修寨墙进行勒索，派款买枪，他当寨主。很多寨主还通土匪，把枪交给人家，这叫放外队，他坐地分赃。”

1937年，他在给中共的报告里说，在桐柏山地区“多数绅士通匪，骚扰地方”。

1929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员童长荣在谈到河南的军阀、豪绅、土匪之间互相勾结时也说道：

“土匪是军阀战争的傍生物，同时又是军阀地主豪绅、富农剥削制度的另一方式，因为只有他们有枪可以做土匪的领袖。政府方面曾派人在南阳县展开调查，当地阶级分化、土地集中的现象比较显著，甚至有好几家拥有5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该县匪股颇多，但没有一股攻击过这些大地主的寨子。”

2、借匪敛财

土匪滋盛的豫西临汝、伊阳、宜阳一带，土匪盘踞之地，人民外逃，田地荒芜，荒地日久往往落入少数豪绅手中，学者们认为“这是促成豫西南一带田权高度集中的主要契机”。

同时，土匪活动也使富户不敢再购置土地扩大产业；绑票勒索，又使很多人为回赎不得不卖掉地产，土地价格呈下降趋势。

调查显示，民十七年到民二十二年，被调查的地方“汲县第一区的地价，五年中就跌落了1/6；修武六区、新乡四区、滑县九区，跌落得更多，几在50%左右。”

当时的资料显示：

“豫南地价跌落更比北部及西南部显著。信阳近城五年前每斗(注:“斗”信阳土地单位，究竟多大说法不一，约略一亩。)五十元的地，近年来三十五元无人过问。”

那些掌握民团武装的武人和地主，有武力保卫财产、有财力购买土地，于是农民的土地迅速向他们手中集中。

在豫西和豫南，土地集中程度较高，农民贫困程度较深，生活可谓是举步维艰。在豫西、洛宁、新安、渑池等县，几百顷几十顷的地主比比皆是。

河南地主修建的村寨，甚至有城墙和护城河

洛宁河底张家占有土地500余顷，形成富愈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在地主周围居住的人民群众，什九为贫雇佃农。这些劳动人民经常处在地主的奴役剥削之下，生活异常痛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这也是产生土匪的主要原因”。

据1933年南京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河南的调查，河南西部和南部大地主较多，北部次之，中部最少。南阳内乡罗姓家族的几个地主，竟然拥有良田六万亩；信阳罗山的刘楷堂原有稻田几万亩，后来虽然因为分家和出让的原因，田地逐年减少，但其所有的田地，仍在一万二千亩以上。

豫南其他各县田权集中的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甚至更加显著。因此：“豫南各县农村中近年来的‘动乱’，在这里不难找到客观的根源”。

正如鄂豫边特委分析当时形势指出的

“在农村土地关系发生迅速的转变”，“土地转移到少数封建大地主手中”，豪绅地主形成。这些豪绅地主“为要维持着封建统治，更尽量的扩充民团武装，每个佃户派枪一支。……这些少数大地主更把持了全县的政权，形成了割据政权的形式。”

甚至1932年，河南省主席刘峙在豫南围剿红军前发表演讲也表示，“豫南农村多筑寨自守，各寨寨主概系，田连阡陌，” “平日把持一切，鱼肉乡民”。

可见：中国地主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丧心病狂了，连先总统 蒋公的爱将“猪头”刘峙都看不下去了。

3、匪绅政权

王怡柯在论及农村豪绅自卫之流弊时有过如下叙述：

这一点都不夸张

如唐河县，豪绅操控地方政治的特点尤为突出。据中共方面报告:

“唐河县政治自前清到现在，完全操在割据地主的总代表曲凌霄一人手中……唐河县因为有这样豪绅统一的势力，故在以前无论国民党改组派等等，统统不能打入下层群众中。”

在泌阳县，豪绅王友梅、王友堂、范焕台等左右地方政局。

据早年在鄂豫边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张旺午回忆：

“无论谁来他们都欢迎，谁来都给谁合得来……泌阳的形势翻来复（覆）去就是几个绅士当家。那时的县长都是由军队委派的，他来他走，军队变，县长变，绅士们不变。”

这下流水的军阀，铁打的豪绅了。

国民政府的调查报告称:

“区长们凭借他们的资格和地位，在乡村中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势力。他们包揽词讼，他们任意派款，甚至残杀善良，以造成个人的专横，扩大个人的权力。”

在南阳、唐河一带，据国民政府调查：

“区长初为在省城受过训练的青年，因应付不了复杂的环境而渐渐的受淘汰。乡长初为声望素著的世家长老，或由小学教员而变成的乡村绅士充之。久之，因苛捐杂派的烦难，除一部分变做土劣外，余尽转入地痞流氓之手。这种现象，唐河较南阳境内尤甚。”

中共地下联络员王锡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曾指出:

“(南召)基层政权一向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担任区长、联保主任和保甲长的大都是地主豪绅或其代理人。地主越大，当的官也越大。枪支武装也都在他们手中掌握着。深山区的一些联保主任、保甲长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实际上是‘山大王’。”

中共豫南巡视员郭树勋也向中央报告：

在豫南地区，“乡村及偏僻县份的统治权，仍然操之于豪绅之手”，“许多城市(如泌阳、桐柏等)由豪绅所领导的民团统治着，因此豫南完全为军阀军队、土匪、豪绅的民团杂色队伍的分割统治。”

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豫西南时，发现这里不宜建立根据地。程子华、刘华清晚年回忆：

“豫西‘内乡王’别廷芳在这里经营多年，统治严密，地主全都修了围寨，把群众圈禁在里面，使我们无法接近，不能开展工作。”

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最终决定离开豫西到陕南开辟根据地。

一支民团队伍，可见ZB-26轻机枪

在方城县：

土豪劣绅利用手握军政特权巧取豪夺，大量吞并土地。大士绅白太庚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占有县城附近良田3600多亩，瓦房数百间，有钱有势，曾经是当地“脚踩着衙门堂乱动弹的人家”。

方城县的民团编练、粮食摊派、地方合作事业，他无不参与。方城石头寨大地主周炳轩一出门，二三十个腰插手枪的打手前后护卫，寨内常驻团队，最少时也有100多人。

周家奸污民女不计其数。不少佃户的闺女不等长大就被糟蹋，新媳妇不出3天就得上周家做活，好让瞧瞧丑俊。他们有时持枪强奸，有时威逼进府奸污。

石寨的门楼上，是周家私设的刑场———吊人楼，里面放有踩杠、老虎凳、皮鞭等各种刑具。

在南召县：

基层社会资源控制在掌握地方武装的豪绅(地主)之手。担任民团团长的南召豪绅彭东川外出，总是前簇后拥地跟随者20多个打手。大地主彭五卿，人称“野兽”，奸污妇女50多人⑨。

据中共方面的调查：

“在南召，封建势力是占着特殊地位的，境内几乎全是山，耕地非常少，而这仅有的一些耕地，还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地主手里，大部的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和雇工。地主们都直接拥有雄厚的武力，差不多每一个地主都要有二三十支枪，许多下级官吏如联保主任保甲长之类，都是地主担任的。他们可以任意向民众派款派壮丁，甚至还可以任意残杀民众!”

在唐河县：

大地主李子炎有武装家丁70名，武器600余件：计有小排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10挺、长枪300多支、掷弹筒3个，还有很多手榴弹。

从寨门口到外院、内院，日夜站着三道岗。李子炎一出门，就是八九匹高头大马，跟七八个打手。

如果你是一个当时的普通农民，又能否脱离豪绅的鱼肉呢？

事实上很难，难于上青天。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社会秩序崩溃，面临土匪蜂起的局势，乡间地主修筑寨墙，组织武装防匪自卫。普通乡民无以自保，被迫依附于居乡地主或村寨首领。

各村寨形成了以大豪绅(地主)为寨首，各佃户、(半)自耕农为寨丁的村寨自卫组织。在村寨内部，佃农及(半)自耕农平时耕种、训练，匪患来临时在寨首领导下充当寨丁，保卫村寨安全。

还记不记得上文所说，“绅匪勾结”呢？

就这样，在一个全面崩溃的社会环境里，在南京反革命军事集团注定无法深入的基层社会中，中国的地主与土匪以一种丧心病狂的智慧，精妙的构建出了一种扭曲的共治联统格局。

直至红旗下的工农大军一扫宇内混沌前，他们仍维系着腐朽的传统中国最后的骨架，亦或者是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