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世界文明发展趋势，“西化”仅仅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已。中华传统文明要走向现代化，完全可以走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全盘西化”论是近代以来影响较大的文化思潮。胡适虽然最早提出并声明自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近代中国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是以广东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为代表，包括郑昕、卢观伟、吕学海、冯恩荣、梁锡辉、陈受颐等在内的一批学者，他们既反对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调和中西文化的“折衷派”，自称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西洋派”，坚决主张“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全盘西化”论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有必要对其进行辨析，从学理上揭示其错误。

1930年，陈序经撰写《东西文化观》一文，主张“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她”；两年后写成《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正式提出“全盘西化”概念，从学理上阐述了“全盘西化”理论。

陈序经对比中西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得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的总结论：“我们要和西洋比较科学吗？交通吗？出版物吗？哲学吗？其实连了所谓的礼教之邦的中国道德，一和西洋道德比较起来，也只有愧色。所以西洋文化之优于中国，不但只有历史上的证明，就是从文化成分的各方面来看，也是一样。”因此，陈序经认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

就陈序经所处的时代而言，从文明总体发展程度上看，西方确实更为先进，中国必须正视这一差距，取长补短、奋起直追。但陈序经的理论前提有很大片面性，因为文明、文化兼有时代性与民族性。中华传统文明在时代上的落后，并不能证明民族性的低劣。就时代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集中体现封建社会特征的内容是糟粕；但从民族性来看，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好学不倦、发愤忘忧、勤俭勇敢、刻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不畏强暴、热爱和平、舍生取义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则是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是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是完全能够作为中国现代文明整合基础而加以继承的。陈序经等人显然仅仅关注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而忽视了民族性差异；仅仅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而忽视了中华文明的精华，这显然是偏颇的。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广州：岭南大学出版社，1937年）书影 资料图片

正是从中华传统文明完全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理论预设出发，陈序经等人断定，中华传统文明不可能完成自身的现代转换。在他们看来，中国现代化的生长点和现代文明的价值源，不在本民族文化自身，而在外来的西方现代文明。因此，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只能通过“全盘西化”，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移植过来，而不能寄希望于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

陈序经等人主张“全盘西化”的理论依据，是文化整体论和文化不可分论。他坚持文化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他说，“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所以她所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设使因了内部或外来的势力冲动或变更任何一方面，则他方面也受其影响”，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她，因为她自己本身上是成一种系统，而他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如果要借鉴西方文化，就必须照单全收，不能有所区分和选择。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单位，各种文化就是各个不同的单位，“所以取其一端，应当取其整体，牵其一发，往往会动到我们全身”。正因为有文化整体观作为理论依据，陈序经等人主张要接受西方文明就必须全盘接受，要反对中国传统文明就必须全盘反对。

实际上，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次，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有机联系，但各自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并非铁板一块。因此，陈序经等人的文化整体论和文化不可分论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陈序经等人仅仅看到了文化的有机系统性，而没有关注文化单位之间的层次差异性，因而对待西方文明采取了绝对化的全盘接受的极端态度。

就当时而言，“全盘西化”论者的现实出发点并非完全错误。他们主张引入民主与科学精神，倡导人性解放与思想自由，注重人权保障和法制建设，猛烈抨击“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停滞历史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道德观以及其他特权和专制主义因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然而，“全盘西化”论本质上是对中华文明出路的一种偏颇的文化选择，其根本认识误区是提出“现代化等于西化”的错误命题。陈序经在为“全盘西化”论辩护时强调：“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较易理解。”严既澄则声明：“其实西化就是现代化，因为现代的强国都拥有这些制度、文物、知识、学问，我们若要和他们并立于天地之间，便非学他们这些东西不可。”

“全盘西化”论关于“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序列来看，当时西方国家虽然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非停滞不前，实际上，在欧洲资本主义萌生、发展的15—18世纪，也即中国的明清时期，中国在思想、政治、经济上也出现了与欧洲类似的新因素、新趋势，有学者称之为“近代的初曙”。这意味着，现代化并非西方“专利”，现代化绝不等于“西化”。

现代化是世界文明发展趋势，“西化”仅仅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已。就是西方国家自身，由于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其现代化进程和特征也很不一样。因此，中华传统文明要走向现代化，完全可以走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所开辟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显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所创造的当代文明昭示着人类文明新的形态。

总之，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者在三个核心观点上是错误的：一是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了民族性差异，仅仅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与当代社会不相容的封建糟粕，而忽视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二是坚持文化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只看到各个文化单位之间密切联系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各个文化单位之间层次不同、联系疏密不同的一面，因而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采取了绝对化的全盘接受态度；三是提出“现代化等于西化”的命题，将西方文明等同于世界文明，将西方现代化模式视为唯一模式，根本否定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