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历史就如同迷雾中的一尊雕像，很难全部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看到的只是他躯干的一部分。而更多的时候，历史的书写者们囿于各种目的，或“为尊者讳”，或“为贤者讳”，也故意将历史的一部分隐藏起来，从而将读者置于“盲人摸象”的境地。

近代史上，作为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蔡元培先生，无论是在各种文本中还是文艺作品中，展现给人们的总是他在主持北大时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坚定扶持、是他在五四运动中为学生的奔走呼吁。

德高望重、温文尔雅，或许这样的蔡元培的形象才是符合人们想象的。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正是这样的蔡元培先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夕，数次主持召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攻击“工农运动”，强烈主张进行“清党”，从而给蒋介石制造反革命屠杀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舆论准备。从某种程度上说，蔡元培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扮演了一个“旗手”的角色。

当然，笔者无意也没有能力对于“先贤”进行臧否，只是试图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出几片埋藏在泥沙中的鳞爪，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

01

1926年2月，蔡元培结束了近三年的欧洲游学生活，回到上海。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各地的工农运动正如火如荼。在南方，广州国民革命军政府正在酝酿第一次北伐。

彼时，在之前的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元培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在第二次以后的各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是孙中山在鲍罗挺的建议和帮助下，效仿苏俄对国民党组织形式改造的权力机构。执、监委员会委员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和最高监察机关。

不到半年时间，北伐军占据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年底建立了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3月21日，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抵达杭州，住进新新旅馆。当晚，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拜访，听取有关蒋介石的反共清党计划。

24日，蔡元培跟随一贯反共的张静江由杭州抵达上海，与先期抵达那里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李石曾、黄郛等一起筹划反共清党事宜。3月27日，蔡元培、吴稚晖等迁入丰林桥蒋介石总部行营，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这次会议亦被称作“预备会”。

3月28日，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等召开第三次会议。蔡元培被推为会议主席。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报告“共党谋叛情形”。他说：“共产党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及已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

会议付诸讨论，吴稚晖提议“纠察共产党人”。蔡元培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过，决议如下：“由原提议人拟具草案，交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决。至除名部分，俟另案办理。”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除了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五人之外，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蔡元培仍然担任会议主席。

吴稚晖正式向会议提出那份文案后，蔡元培先生立表赞成，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的所谓“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名为《浙江破坏本党之事实》的材料，列举了中共在浙江的四条所谓“罪状”。

会议决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并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议案指出：

“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次会议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应进行通缉和看管的共产党人的名单。这个名单包括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柳亚子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计共计179人。

9日，蔡元培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表了长达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这份列为《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一号”的公报，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攻击当时实行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种种革命行动。这份通电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做了舆论准备。

正是这份中监委的议案和通电，蒋介石获得了所谓法律上和舆论上的双重支持。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挥起了反革命的屠刀，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帷幕。

政变之后的三天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

02

蔡元培为什么如此坚定支持“清党、反共”？各种说法不一，当然可能有些话有些人是不方便说的，也可能是不敢说的。

邵纯先生曾引用蔡元培女儿蔡睟盎的说法，她说：

“苏联共产党派来的鲍罗廷说，中国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付出500万人的生命。我父亲认为中国是个很虚弱的国家，经受不起大吐大泻，所以他反对暴力革命。”

其实，“清党”思想或许来自蔡元培先生潜意识里的对苏俄政府的“恶感”。早在1903年，蔡元培就与反清志士在上海成立反俄同志会，并创办《俄事警闻》杂志，号召人民爱国拒俄，收复东北。

一九二五年他从欧洲归国，李大钊(时为北大校长秘书)建议他从陆路经苏联回来，以便在苏参观访问，而路程亦较海路为近。李请他速作决定，以便通知苏联安排。蔡元培拒绝了，托词身体不好，不能作车行。仍舍近求远，海路绕道归来。这或许也是蔡元培对苏俄恶感的佐证。

中共早期的活动，基本受共产国际即苏共的领导和指挥，因此“恨屋及乌”，由对苏俄的看法连带及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也是并非不能理解的。

另外，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来自于蔡元培的党派观念。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对于各地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他深恐其动摇了国民党的根基。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出发，他对农民运动中的打土豪、分田地，动辄抓人杀人的方式是严重反对的。

在蔡元培看来，扶助农工，本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不能以暴力来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但《湖南民报》却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革命不能讲客气，恐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这是蔡元培先生不能认同和接受的。

03

现在在一些涉及这段历史的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在为蔡粉饰，称其“主张清党，但反对杀人”，“在清党的初期，蔡元培就曾对浙江清党委员会的草菅人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在清党中必须执行三条原则，而且出面营救过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

其实这样的替蔡元培的辩解是大可不必的，作为“清党”的始作俑者之一，蔡元培是很清楚的知道“革命”的本质是什么，无非就是流血杀人而已。而且，作为以暗杀和暴动为手段的光复会的发起人，蔡元培先生对暴力的领会也不会比任何人少。

1935年1月9日，他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

不过“是非对错”这种东西从来不是在政治的高度上来衡量的，那只是“小孩子”考虑的玩意儿。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周恩来送的挽联是：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参考资料：

《蔡元培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丁晓平

《蔡元培传》唐振常 著

《蔡元培的几个足迹》邵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