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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绝对是近代最厉害的女性。
做为孙中山先生的妻子，宋庆龄是民国的国母，做为革命家，宋庆龄参与缔造新中国，晚年还出任国家名誉主席。以女子之身奔走乱世，并做出这么大的成就，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
但她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大的成就，大部分资料都说的不多，今天我们就从秘密战线的角度说说宋庆龄的厉害之处。
孙中山革命大半辈子没有起色，还因为思想超前被人骂成“孙大炮”，但生命的最后几年，孙中山却造出国共大革命的大势，开启民国历史的新阶段，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三大政策”：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革命的方法论，也是孙中山的革命路线。所以1925年孙中山去世前，立的三份遗嘱里就有一份是《致苏联遗书》：
“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可以说，孙中山希望用共产党辅助国民党，借苏联抵抗美日欧等列强，将来成立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辅、向苏联一边倒的新中国。
而陪同孙中山革命的宋庆龄，亲眼见证了“三大政策”的成功，再加上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关系非一般人可比，所以在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便成为“三大政策”的守护者、继承者。
但是事情变化太快。
随着国共北伐成功，蒋介石在1927年4月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清洗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右派、江浙财阀、地主、军阀等乌合之众，投入英美的怀抱，成立了买办性质的南京国民政府。
这是对孙中山革命路线的背叛，做为孙中山遗产的守护者和继承者，宋庆龄立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痛斥蒋介石走上歧途，和蒋介石决裂。
不过那时宋庆龄太年轻，对革命有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她认为政变后的国民党太保守、共产党的政策太激进，于是宋庆龄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人准备成立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党”，依靠苏联的支持，用正确而缓和的手段改造中国。
1927年9月，宋庆龄前往莫斯科，着手落实“第三党”的事。
但他们显然低估了斯大林的立场。
斯大林做为苏联的领袖，首先要考虑苏联的利益，而苏联要在中国实现利益最大化，便是扶持一个稳定且服从命令的政府，做为苏联的地缘缓冲区，阻挡日本和美国的进攻，守护苏联的亚洲边境。
斯大林认为，中国的各党派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唯独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可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党，便不符合苏联的利益。
于是斯大林拒绝支持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的主张，说所谓的第三党是孟什维克、蒋介石的驯服工具，由于他们嫌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太激进，所以向忠发也在莫斯科攻击他们。
受到左右两派的攻击，又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宋庆龄等人成立第三党的行动很快夭折，他们这些核心人员也被边缘化，甚至遭到严密监视。
经过这次折腾，宋庆龄彻底成熟了。
1928年初，邓演达、谭平山等人成立以“中华革命党”为名的第三党时，仍在国外的宋庆龄就知道：
“这一团体希望不大，因为它对南京和北京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
一句话，树敌太多，不能团结大多数的力量。
认识到这一点，宋庆龄便完成华丽的转身。
他要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路线，不认同国民党右派的买办投降路线，那么在世界上非资即社、国内非国即共的大环境下，便决定和苏联、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革命路线。
这次转身，奠定了宋庆龄毕生功业的基础，而这份功业完全属于宋庆龄个人，孙中山夫人的身份只是锦上添花。
2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随即叛变革命，导致上海的地下党完全破坏，很多革命骨干被捕杀害。
共产国际在上海也有情报局，和上海的地下党联系非常紧密，不仅每年提供2.5万美元的经费，还负责传递莫斯科的指示、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
顾顺章做为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对共产国际的情报局非常熟悉，于是在叛变后，向国民党供出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负责人——牛兰夫妇。
得到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国民党特务随即抓捕牛兰夫妇。
消息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炸锅了。
牛兰夫妇做为情报局的负责人，掌管共产国际在东亚的情报系统，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秘密情报、绝密文件、活动经费，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
一旦牛兰夫妇经不住严刑拷打，也和顾顺章似的叛变革命，共产国际的东亚情报系统便要瘫痪，很多人要死，很多事要黄，而且共产国际不可能短时间内重建情报系统，那么就要失去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
共产国际非常着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
但是情报局负责人都被抓了，情报系统的力量就不能全部调动起来，红色特工佐尔格费尽心思，也只得到一张牛兰夫妇报平安的字条，表示我们没有牺牲，也没有叛变，请组织放心。
至于如何救出来，佐尔格没办法。
共产国际想到，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正在苏联留学，便想和蒋介石谈判，用蒋经国换牛兰夫妇。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联系蒋介石？
就这样，共产国际想起了宋庆龄。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在中国地位尊崇，人脉极广。迎娶宋美龄的蒋介石，是宋庆龄的妹夫。宋庆龄倾向革命，是政治上可以信任的人。
于是共产国际决定，请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而在共产国际和宋庆龄谈的时候，宋庆龄请求加入共产党。
从后来的种种事件来看，宋庆龄极有可能在1931年就是党员了，不过她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而是共产国际的国际党员。
中国的前一个国际党员是李大钊。
当时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国际党员可以绕过一国的中央，和共产国际直接联系，在国际共运风起云涌的时代，可以说地位非常高了，比本地党员重要得多。
这就是宋庆龄在30年代初的地位。
获得国际党员的身份，1931年8月，宋庆龄回上海给母亲奔丧，准备妥当后便开始工作。
各国的政经名流几乎同时给宋庆龄发电报，请她营救牛兰夫妇，并且组成史沫特莱为书记的营救委员会。
宋庆龄以此为理由，去找妹夫蒋介石谈判，提出用蒋经国换牛兰夫妇。
出现这种事情，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那些发声的政经名流都和共产国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已经确定是佐尔格培养的共产国际情报人员。
听到宋庆龄的条件，蒋介石马上就明白了：
南京国民政府扣押牛兰夫妇，苏联政府也随时可以扣押蒋经国，如果牛兰夫妇死了，用不了多久，蒋经国也会死于一场意外。
蒋经国很重要，破解共产国际的情报网也很重要，怎么抉择？
面对类似选择的时候，斯大林不愿意用德国俘虏换儿子，教员把毛岸英送到生死未卜的朝鲜，但蒋介石是个假革命者，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既不愿意牺牲蒋经国，也不愿意释放牛兰夫妇。
纠结到最后，蒋介石下令，牛兰夫妇免除死刑，改为无期徒刑。牛兰夫妇知道不用死了，便没有必要出卖共产国际换取生路。
蒋介石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给共产国际一个台阶下，双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
而营救牛兰夫妇基本成功，也让共产国际看到宋庆龄的能力，逐渐把上海的情报工作和资金交给宋庆龄。
从此以后，掌握情报和资金的宋庆龄，便成为直接对共产国际负责、协助中国革命的秘密战线大佬。
廖承志回忆过一件事。
1933年5月，宋庆龄到廖承志家做客，和何香凝谈笑一会，便找机会单独和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所谓最高方面，指的是共产国际。宋庆龄代表共产国际问廖承志，上海秘密工作能否坚持下去，以及中国党内叛徒的名单。
廖承志说上海的秘密工作坚持不下去了，算是给共产国际做了回复，然后用十分钟时间写下叛徒的全部名单。
十分钟后，宋庆龄把一支香烟的烟丝拨出来，又把廖承志写的名单卷起来塞进去，随后香烟放进背包，宋庆龄出门。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宋庆龄做秘密工作的风采，给廖承志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80年代回忆起来，都为之折服。
3
明白了宋庆龄的地位，就能理解30年代的很多事了。
1932年陈独秀被捕，宋庆龄发动名流营救。
1933年陈赓被捕，宋庆龄组织营救。
1936年鲁迅病重，宋庆龄写信劝他入院治疗：
“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如果不知道宋庆龄的真实身份，看到这些事只会觉得，宋庆龄是借孙中山名气的爱国人士，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再看这些事，就知道这是她的本职工作。
而且不论营救陈独秀和陈赓，还是给鲁迅写信的语气，都远远超出朋友的范畴，那是革命同志才能产生的情谊。
红军长征结束，宋庆龄也做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工作。
那时上海地下党的电台被破坏，陕北的中央无法和上海、莫斯科取得联系。
我们现在知道，张浩很快带着国际指示到了陕北，但当时在上海的宋庆龄不知道。
于是宋庆龄通过姐夫孔祥熙的关系，拿到去西北巡查的通行证，派牧师董健吾到陕北，接通陕北、上海、莫斯科的交通线。
董健吾奔波几个月才到陕北，恢复了中央和上海的联系，也恢复了和莫斯科联系的另一条线。
这份觉悟，远不是另立中央、争夺国际交通密码本的张国焘之流能比的。
陕北是穷苦的地方，红军极其缺少医生和药品，教员请宋庆龄帮忙，看能不能介绍医生过来。
宋庆龄答应下来，马上想到美国医生马海德。
同时她想到红军和外界断绝交流，全国各地都不知道红军到底是什么人，过去和将来准备做什么。
于是另外找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让他和马海德一起去陕北。
后来的结果远超教员和宋庆龄的预料。
马海德成为陕北的知名医生，做了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部顾问，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又成了第一个获得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士。而埃德加·斯诺做了半年采访，写出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把红军和中国革命宣传到全世界。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陕北红军达到4万人，穷困的陕北根本养活不了，红军面临缺衣少食的困境，如何度过1936年的冬天都是问题。
教员又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从掌管的活动经费里，取出5万美元送到陕北，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用这笔钱，陕北的红军买了小米、棉衣等物资，度过抗战前的最后一个寒冬。
在长征前后的生死关头，教员直接挽救了党和红军，宋庆龄在外线，为挽救党和红军做了大量工作。
这算不算巨大的功劳？
所以潘汉年评价宋庆龄：“她用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宋庆龄的工作也随之转型。
1938年6月，宋庆龄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名义上是民间组织，但从工作人员的身份能看出来，实际上这是为抗战工作的我党外围组织。
原本宋庆龄选定的“保盟”秘书是李云。
李云是中央特科的老牌情报人员，在上海地下党遭破坏时期，掌管着和中央联系的电台，后来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两年，负责传递中央和宋庆龄之间的文件情报。
“保盟”成立时，李云已经怀孕，不能做复杂的工作，于是秘密党员廖梦醒做了宋庆龄和“保盟”的秘书，负责宋庆龄和周恩来、中央的联系。
这两个人是宋庆龄和中央共同选出来的。
所以从抗战开始，国际党员宋庆龄始终在为我党工作，而不是国共合作之下的统战人士。
整个抗战时期，宋庆龄通过“保盟”给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送去大量援助，包括医疗器材、药品、食物等等，总价值超过百万美元。此外积极抗日的人才，宋庆龄也通过“保盟”送到延安。
抗战结束，“保盟”迁回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除了做慈善事业以外，基金会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做秘密工作，因为工作人员有三分之一，是秘密工作出身的党员。
如果中国福利基金会只是慈善机构，根本用不着这么多特殊性质的党员参加。
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解散后失去国际党员身份的宋庆龄，依然是上海手眼通天的秘密战线大佬。
有次廖梦醒到地下党联络点传递情报，被国民党特务给发现了，廖梦醒刚回到宋庆龄家里，宋庆龄就告诉她：“你也上黑名单了，赶紧走。”
廖梦醒没多想，立即和周恩来单线联系，周恩来同意她去香港。
宋庆龄给廖梦醒买了船票，派人送到码头。
这个简单的故事，说明宋庆龄获取情报的速度非常快，地下党都没了解到的事，她就先知道了，并且能有条不紊的安排后事。
这份功力，不得不服啊。
通过错综复杂的情报网，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和基金会把价值400万美元的医药送到山东解放区，购买美军的医疗物资送到苏北解放区，甚至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在上海藏了300吨物资。
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宋庆龄把300吨物资取出来，交给解放军使用。
《建国大业》用“统战人士”的角度讲宋庆龄，用镜头和台词说她对解放军进上海不以为然，见到解放军战士睡大街才深受感动，决定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
可能片方有难言之隐，但毫无疑问，这不是宋庆龄的真实心情。
为革命奔走27年，和蒋介石决裂22年，为共产国际和我党工作18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对解放军进上海不以为然？
真实的宋庆龄，应该是露出老母亲般欣慰的微笑：“我们的队伍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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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蒋介石败退台湾，建立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割据政权，7个月后宋美龄从美国飞往台湾，继续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养尊处优。
同样是1949年6月，中央委托邓颖超赴上海，请宋庆龄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3个月后，宋庆龄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孙中山留下的正统国民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新中国8个参政的民主党派之一。
这是宋庆龄革命生涯的胜利，也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胜利，只是时移事易，国民党成了辅助党罢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宋庆龄守护了孙中山的政治路线，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新中国认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在“孙中山夫人”的身份之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历史的进程中。
唯有这样的成就，包括教员在内的中国人说起宋庆龄时，才会尊称一句：
“宋庆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