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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丛林:“东南互保”究竟保了谁的利益?

作者:董丛林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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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地区的官僚买办等势力,一方面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恐惧之极。他们在列强的诱致下,以保全疆土为幌子,通过东南互保转变为列强在华有用且得力的工具。

1900年春夏间,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北方数省。为阻止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蔓延至自己的辖区,损害自身利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美等列强相互勾结,达成所谓互保意向,这就是近代历史上的东南互保。由于随后南方多省督抚相继加入,互保范围也随之扩展至东南、中南乃至西南地区。所谓东南互保,名义上是稳定当时中国南方局势,本质上是保护列强在华利益,它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将中国人民进一步推向了遭受多重压迫的深渊。

列强与封建买办互相勾结

东南互保的出现,有着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以保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在京畿一带的蓬勃发展,直接损害了列强在华利益。当列强发现清政府已控制不了当时的局势后,就决定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并进逼北京。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招抚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义和团在19006月中旬成功抗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军对北京的进犯,迫使这些侵略军不得不一度退回天津。在八国联军被义和团截击于京津之间的时候,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于614日即电告本国政府,指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对英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建议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指张之洞、刘坤一——引者注)达成一项谅解,如果刘、张想要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霍必澜的意见得到英国政府的肯定,并被指示向刘、张作出相应保证。显然,英国并不是真得要维护两江、湖广的稳定,而是为维护它在该区域所攫取的权益。在英国的首倡下,其他列强也各怀私利加入进来,与英国联合行动。

刘坤一和张之洞一贯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坚决镇压。在清廷对义和团不定甚至决定利用之时,他们仍固持己见,说拳匪势甚猖獗,主张竭力剿办,并强调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关于互保的提议,正与其原有的意向不谋而合。需要注意的是,东南地区特别是在上海的官僚地主与大小买办,对于义和团运动充满了恐惧,害怕义和团运动危及清朝的统治秩序,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与列强建立互保是热切盼望和积极支持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官僚买办盛宣怀,他在东南互保中起着军师牵线人的重要作用。还有围绕在盛宣怀周围的赵凤昌、何嗣焜等人,也是东南互保的积极襄助者。

正当东南互保加紧谋划之时,南方相关督抚得知清廷于621日发布对外宣战诏书,为不影响东南互保的议行,他们对此诏书拒绝承认。如两广总督李鸿章说此乃矫诏,粤断不奉。刘坤一和张之洞也严防宣战诏书扩散,他们彼此通电,说仅认此前保守疆土、联络一气之旨,而坚决拒认宣战谕令。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议谈在该年626日正式举行。列强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为各国领事,中方名义上的会谈主角则是上海道余联沅,对事局影响更为重要的盛宣怀则充当智囊。议谈结果是双方对东南互保原则和主旨,即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均持基本认同的态度。最后由中方整理形成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款,以及专就上海租界公(共)同保护而订的《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需要注意的是,东南互保事实上不仅限于两江、湖广之地,而是以此为主区,随后又扩及其他多个省区,譬如两广、闽浙、四川、山东、陕西等地,其主政大员皆有明确表态。

维护列强在华利益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蓬勃发展,给列强造成巨大震动并使之感到威胁严重,东南互保就是列强为防范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地区扩展,以保护它们在那里已经攫取的利益而勾结南方地区相关督抚订立的。

从经济方面看,首先提出互保建议的英国,之前已在中国沿江地区攫得了优渥利权,其提议互保的直接动因之一,就是唯恐因义和团运动的扩展而损害其在南方地区的利益。汇丰银行致英国外交部的函件说,英国在上海的货物和财产的价值估计有数百万镑如果上海遭到破坏,或即便是遭到部分破坏,对我们的很大一部分贸易界,将造成最严重的灾难。而霍必澜则向英国外交大臣惊呼,局势极为严重,如果义和拳运动……扩大到华中和华南,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单从经济方面来说,就会使外国贸易遭到彻底毁灭。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兴盛,列强极为忧心,希望通过东南互保极力避免本国利益受到损失。

列强的所有活动无不以利益为归宿。霍必澜向本国外交大臣报告,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在同张之洞总督会晤时,张之洞称他正在采取措施,并且相信他和南京的刘坤一总督能够防止骚乱。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在致霍必澜的另一函件中强调,张之洞曾向其保证,说他完全了解他在所辖地区内维持秩序和提供保护的职责。英国方面的意思显然是,张之洞、刘坤一有保护英国在其辖区内一切利益的义务。而及至东南互保相关章程成文,列强方面则密切关注时局变化,对这一协议采取口头认可而又不予签字的微妙态度。这样,列强既可享得南方相关督抚着力实施互保给其带来的利益,又不会因签字给其下一步行动造成约束或不利影响。在中方相关地方大员急迫催促下,英国外交大臣告知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中外互保章程其意甚美,自当竭力体会,惟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搪塞签字。其后各国领事更是根据各自政府的指示,明确拒绝了签字。

互保的幌子下,列强还在做着武装入侵中国南方的准备。英国尽管早先曾信誓旦旦表示不会派军队登陆上海,但同时又将多艘军舰集中在吴淞口一带,做好了一旦有变就可以马上武装占领上海的准备。英国还派之前在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西摩尔到上海探测情况,并且胁迫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意英军登陆上海。法、德、日等国由此也要求准许其军队在上海登陆。这样,列强一方面在北方直接出兵侵略中国,另一方面也在南方地区咄咄逼人地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而刘坤一和张之洞不仅同意了列强在上海驻军的要求,而且向驻上海的所有各国总领事发出一份同文照会,表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他们为维护东南各省和平和秩序而达成的协议。在行动上,南方地区的相关督抚除严防义和团运动外,还不遗余力地镇压南方各地各种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又以需要防止所属军队生乱为由,由英国政府作担保,向汇丰银行大量借款,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华利益。

总体来看,东南互保得到南方地区相关督抚不遗余力地实施,表面上保住了其辖区的常规秩序,实则满足了列强的政治需要,维护了它们的在华利益。

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这两大矛盾是相互交织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列强的在华利益,使得列强意识到无法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中国。而腐朽的清政府已经难以控制整个国家,自然也谈不上有效维护列强在华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列强开始有意识地扶植以洋务派官僚为主的东南督抚作为其代理人,以期继续维护其势力范围内的半殖民地秩序。而东南地区的官僚买办等势力,一方面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恐惧之极。他们在列强的诱致下,以保全疆土为幌子,通过东南互保转变为列强在华有用且得力的工具。

东南互保之局表明,南方督抚的实力和控制权能在增大,清廷对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和驾驭能力遭到削弱。这不仅体现在南方督抚约定对621日朝廷决定向列强宣战后的上谕概不奉行,更体现在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俨然以超越清廷之外的独立立场,径直绕过中央政府与列强直接议和,甚至向列强发出与清廷诏书相反的各种电文。而东南互保发生后不久,辛丑年(1901)围绕着是否再展乡试,清廷与东南督抚之间又发生了分歧。慈禧太后与朝臣希望在大乱之后迅速举行乡试,以固结士心和恢复中央权威,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又一次联合表示明确反对,最终迫使清廷改弦更张,同意东南各省乡试延期举行。

中国改良派报纸《中外日报》曾站在清廷立场对东南互保发表评论,指出尔时东南督抚,为一时权宜之计,与外人文约互保,以保境宁人,这为一方计可也,为全局计不可也;为一时计可也,为长久计不可也。显然,对清廷来说,东南互保虽然暂时稳定了南方局势,但从长远来看,地方督抚绕过中央与列强相互勾结,挟洋自重,对之后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直接影响,特别是其所带来的地方势力离心倾向的增强与中央集权的弱化,为清政府倒台后出现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起,既成为朝不保夕的清廷不得不依赖的重臣,也被列强乘机扶植为在华的总代理人,逼宫登台而篡夺民国政柄。袁氏死后,列强为了维护各自利益,纷纷在华寻找和扶植新的代理人,与东南互保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北洋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亦可被视作东南互保的延伸。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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