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
李时（1892～1952），原名李时麟，又名李实，字凌斗，号君中，河北乐亭人。191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21年先后任教于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法大学、交通大学和天津河北（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曾出任北平大学区督学、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副主任以及慈祥、慈成印刷厂经理，并帮助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地下党组织秘密印刷机密文件和文稿，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的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1925年创办君中书社，为许多著名文化人士如蔡元培、胡适等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提供了方便。1926年左右李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李时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在李大钊遇难后不畏风险为其收尸入殓料理后事，掩护安抚死难者家属。1933年4月，协助北京地下党组织发起募捐，重新安葬李大钊，让烈士长眠于香山脚下。20世纪30年代始，李时任大学国学教授，为国学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战期间李时创办的君中书社停业，抗战胜利后李时回家乡任教，后被聘于北京文史馆，1952年逝世，享年60岁。
李时与李大钊
李时出生于1892年，比李大钊小3岁。李时是李大钊的乐亭同乡，两家相距不远，两个人的夫人也都姓赵，因此在当地人的传述中，他们两家是亲戚关系。儿时的李时随父入私塾就读，1907年，李时考入永平府中学就读，此时正逢李大钊从永平府中学毕业，两人是校友。李时在永平府中学学习期间经常听老师们介绍李大钊这位品学兼优的学长的事迹，因此，两人虽未谋面，但李时对同乡学长李大钊早已心生仰慕。
1913年冬，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不久的李大钊启程赴日本求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8月在北京创办《晨钟》报。1917年李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上学，不久后在老师白眉初的介绍下终于得以结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俩人可谓一见如故，很快结为密友。李时还经常到李大钊家中讨教问题，深受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
◆1916年9月，李大钊（前排中）与“宪法公言社”同仁合影。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此同时，即1921年后，李时先后在北京第三中学、北京国立师范学校、中法大学、天津直隶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弘达学院等校任教，并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任副主任以及慈型、慈祥、慈成印刷厂任经理，“李大钊也是香山慈幼院评议会的评议员之一”。凭借自己担任印刷厂经理的便利条件，李时多次帮助李大钊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印刷党的革命文稿和机密文件。在《唐山文史资料大全 乐亭卷》中有如下记载：“李凌斗在任北洋政府北平大学区督学时，又兼任熊希龄设办的慈型、慈祥、慈成三厂的总经理。他借自己管辖慈祥印刷厂之便，曾多次为李大钊无偿秘密印刷革命文稿。为了赶印文件，有时李大钊亲自到和平门外厂甸后门3号李凌斗的住所交办。每逢夜深，为了确保李大钊的安全曾多次留宿。”
随着发端于南方的大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控制北洋政府的军阀日益反动。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反动军警包围袭击苏联大使馆并逮捕了李大钊。听闻李大钊被捕入狱的消息后，李时同白眉初等人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甚至联络同乡300多人，签名出据，上书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力保李大钊，呈请释放李大钊及其家属。上书呈文中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乡关系，愿保留李大钊之生命……”由此可见，李时为了营救李大钊已经做到不顾安危、竭尽全力了。但是，还是没能阻止反动军阀对李大钊的迫害。
◆方大曾所摄李大钊葬礼图。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酷绞死。李时闻讯后，悲痛万分，随后便和白眉初等友人冒着被反动军阀株连迫害的危险赶往李大钊家中抚恤家属，并同李大钊遗孀赵纫兰商量后，与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和挚友取得联系，决定为李大钊换棺改殓（当时反动军阀政府只是提供了一个质量很次的棺材）。29日，李时以李大钊弟弟的名义亲自来到德昌桅厂找伊少山（即德昌杠房伊寿山），重金购买一副好棺材，并请求伊少山帮助。出于对李大钊的敬意，伊少山挑选了一口售价本应250元的坚固柏木棺材，以140元卖给李时，并答应用松香、桐油再给油漆好。5月1日上午，李时与烈士遗孤、亲友们来到长椿寺为李大钊换棺装殓，“由于白色恐怖，竟找不到一块适当的墓地可以安葬他”，只得将其灵柩移到妙光阁浙寺内。在1927年5月1日的《晨报》中有如下记载：“今晨八时，李之远族李采言、李凌斗两人，偕二女兴（星）华、艳（炎）华，一同赴长椿寺。棺木运到后，即在停灵屋内重新装殓。李妻因病不能行动，故入殓时仅有二女在侧。亲友到场照料者有白眉社（初）等数人，情状殊为凄惨冷落。”《晨报》是当时北京地区很有名的报纸，这样明确的记载报道，应该是很属实的。由此可见，李时参与料理李大钊后事，而且出钱出力甚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将李大钊遗体换棺改殓后，李时又利用自己的特别关系和有利条件，抢在敌人下手之前，用汽车紧急把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香山，对烈士家属进行了秘密转移，后来再将她们安全送出北京，送回了乐亭老家安顿下来。根据对李时之孙李蒲阳的采访得知，在李大钊被害以后，李时还经常关照李大钊的遗孤，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等都在李时家里吃住过。
◆李大钊
1933年4月，李时与白眉初等人又一起协助中共北京地下党组织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安葬活动，为李大钊烈士选择购买墓地，最后选定了位于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安葬过程中，由于遭到反动军警的冲击，送葬队伍几次被冲散，但李时临危不惧，帮助李大钊的亲属与敌人据理交涉，最后才得以把李大钊的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使烈士长眠于香山脚下。
李时与邓颖超、冯梅先
李时曾经任教于天津河北（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是邓颖超的老师，后来娶邓颖超的同学冯梅先为妻。冯梅先又名冯悟我，河北清丰人（今属河南），1901年11月21日出生，曾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邓颖超是同班同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与邓颖超一起被选为十年级学生代表之一，是觉悟社社员和中国女子民主运动的先驱。
邓颖超、冯梅先在女子师范学习时，恰逢辛亥革命走向失败，中国陷入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统治的极端黑暗时期。民不聊生的惨淡景象，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西方列强的横行与压迫，无不激发起有识之士心里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和责任担当。作为邓颖超、冯梅先老师的李时，显然给了她们以进步的思想启蒙，让爱国主义的理想和情怀在她们心里升腾、滋长。受到影响和教育的邓颖超便发出了呐喊：“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几千年来，在男尊女卑、严重扼杀女性自由的封建教育盛行下的中国，倡导男女平等、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思潮的女子师范教育，给了邓颖超、冯梅先等强大的抗争勇气，她们的身上逐渐产生了一种想要打破黑暗的旧世界，建立自由光明新世界的斗争精神。1923年4月25日，冯梅先在《女星》第一期上发表的《被压迫的妇女应有的精神》文章中指出：“旧礼教，旧道德，一齐来压迫在妇女们头上，束缚女子，使女子不能不忍辱服从。我们试想，这种的人生是如何痛苦呵?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恶这种的痛苦要求快乐，就非打破这些牢笼不可!”冯梅先在文中还疾呼：被压迫的姐妹要奋起打破“三从四德”“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树立一个自立为“人”的人生观。遇事不要只会哭泣和自杀，要以“自杀”的精神和勇气去反抗，破除各种束缚，力求实现理想的“自我”。不要再因循守旧，要打破旧道德、旧制度的镣铐，建立新生活。就此，冯梅先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从人生观、抵抗力、创造精神、积极牺牲精神和毅力五个方面去努力，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妇女，去打破一切的压迫和旧世界。
邓颖超、冯梅先就读的女子师范学校采用新式教育，开设了齐全的本科课程，有国文、修身、数学、物理、地理、化学、历史、教育学、英语、美术、体育、音乐、伦理学等几十门课程，学校里像李时一样的大多数老师都受过高等教育，有比较规范而严格的师范教育素质，这为培育出邓颖超、冯梅先等一批具有突出的文化素养和能力素质的优秀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达仁女校创立，邓颖超、冯梅先与许广平等同学一同被聘为达仁女校教员。1923年4月，冯梅先与邓颖超、王贞儒、李峙山等9人发起成立女星社，并创办了《女星》旬刊，冯梅先出任女星社图书部管理及出版委员会委员长，之后还帮助创办《妇女日报》。1924年冯梅先与邓颖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达仁女校支部的团员。
冯梅先1933年与李时结婚，曾担任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冯梅先在小学任教，并居住在一处有三个大院的四合院内，受到政府优待，1973年1月15日冯梅先逝世。
正因为李时与邓颖超有师生之谊，加上冯梅先又与邓颖超是同学关系，而且都参加过进步的爱国活动，因此，据李时的后人（孙辈李蒲阳）口述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还去看望过李时夫妇，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给予关照，他们一家住在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的南锣鼓巷111号的一个三进四合院。每逢重大节庆日，冯梅先还多次被有关部门派来的伏尔加小汽车接去参加重要宴会活动。
李时与国学
李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气和影响远远超过他在中共党史中，凡是了解和热爱国学的人，一般都读过李时的国学著作，其中《国学问题五百》至今影响很大。而在党史类著作中，几乎见不到李时的名字，只有在介绍和研究李大钊的相关著作中，才会出现李时的名字，但也是介绍不详细。1917年，李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21年开始李时先后任教于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和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后来在中法大学宏达学院等校任教。1931年李时接受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李书田院长的邀请，担任该院国文教师，之后又前往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在此期间，他在北平创办了君中书社。李时在平津两地任教和创办君中书社期间，出版发行了大量国学著作，自己也创作了多部国学力作，在国学教育领域成就突出，为国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时与该会北京部分会员合影。
第一，李时在各大中学校任教期间，耐心细致讲解国学，强调学习国学的重要性。虽然李时在各个学校所面对的受教育者不同，但是他能够结合学生实际，给出适合学生学习国学的书目与方法，并告诫学生读书是为了应世治心，最为读书人所看重的当属群经，次为正史，读书应有所先后次第，有所取舍。李时还向学生推荐了各个治学方向应读的代表性书目，且提出了自己的期待。
第二，李时教授国学期间，发表了大量有关国学的文章和论著，阐释了自己对国学的独到见解，对丰富和发展国学作出了突出的成就。1925年，李时辑成的《四库全书叙》一书由慈祥工厂出版社出版。1928年10月，李时又发表由益彰学社出版的《君中书牍》。1931年至1941年，李时仅在《交大唐院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17篇之多，比如《四库全书考证及其印刷》《古文辞类纂考证》《研究工程者对于国学应具之常识和技能》《敦请名人讲演》等。李时在《女师学院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含会议记录）至少也有17篇，比如有《四库全书之历史》《君中见闻录·小引》《君中见闻录·守宫案》《君中见闻录·辟谷女》《君中见闻录·俗人眼》等。此外，李时还发表了诸如《段壮士》《粹然儒者》《骈文研究法》《国学问题五百》等颇富见地的国学文章或论著。其中，1934年出版的《国学问题五百》一书，最初名为《国学问题四百》，1935年又增订再版，并更名为《国学问题五百》，在国学界影响极大。至今仍是国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书目。
第三，李时不但自己投入到国学研究和论文发表中，而且还或利用印刷厂的便利或创建君中书社，给国学名家和国学研究者出版大量国学著作，为国学的传播、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1928年至1936年间，君中书社先后出版发行了《国学丛谭》《君中书牍》（以上两书均于1928出版，并有增订版）、《国学常识与技能》（1931）、《活叶国文》（1932）、《国学问题四百》（1934）（次年增订再版，改名为《国学问题五百》）、《君中文集》（1934）、《国学功用及读法》（1936）等。1926年4月，慈祥印刷厂又出版了李时寻访到的张之洞著《书目问答》写定本。1936年李时为《书目问答》作序并再次出版。再版的《书目问答》增加了张之洞的遗像、《清史列传·张之洞传》，并撰写详细的人物介绍，大大地方便了读者，在众多版本的张之洞《书目问答》中颇具代表性。1932年李时选注的《活叶国文》一书出版，1933年君中书社又出版了《增订君中书牍》。
总之，李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但由于留存至今的关于李时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极其有限，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免留下一些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继续探讨。比如，关于李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时间问题。现有材料没有提及李时入党的具体时间，比如，200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龙儒文编著《晚年熊希龄》一书中有如下记载：“熊希龄……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和封锁，派当时香山慈幼院五校副主任、共产党员、李大钊的乐亭同乡李凌斗(即李时)抢在敌人下手之前，用自己的汽车紧急把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香山。”200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李迎宾编的《世界教育艺术大观 百年教育人物传记 第21辑》（第14页）也采用此说法。而屈梦君在《李时与〈国学问题五百〉》一文中则称“大约在1926年，李凌斗已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为装殓李大钊遗体而冒险的李时，在处理李大钊后事过程中曾经找过伊寿山买棺木，之后伊寿山还因此被警察冠以与“赤党”有联系而被抓，可见，李时是党员确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李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准确时间则需要挖掘更有力的材料加以考证。
